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1)

內容提要:“有聲的中國”是相對於“無聲的中國”而言,不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演進的新路徑。本文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文章(包括述學文體)的變革。 

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發表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此文重提十年前的“文學革命”,用決絕的口吻斷言:“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具體論述時,魯迅用了個形象的比喻:此乃“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若用古文寫作,“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於零的”;而惟有“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才可能催生出一個“有聲的中國”

在魯迅眼中,所謂“有聲的中國”,就是不再“將文章當作古董”,而是“思想革新”與“文字改革”並舉,“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談論“民族”與“聲音”之間的關系,這里有象征的成分(如“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但也包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場:輕文辭而重言語。從“聲音”的角度探討文言白話之利弊,思考現代民族國家的命運,以及如何看待漢字這“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接著魯迅的“話頭”,可進一步拓展的路徑很多,這里僅從晚清以降鬧得沸沸揚揚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

談及晚清與“五四”時期之獨立思考、自由論辯,研究者多喜形於色,追慕不已。那些充溢於文壇學界以及政治社會的“自由辯論”,既體現在“口頭”,也落實在“筆端”。可當你翻閱學者們的著述,其引證史料,不是報刊文章,就是書籍檔案,至於當初那些激動人心的“聲音”,早就被拋落到九霄雲外。若能真的“回到現場”,史家當然承認“口說”的重要性;只是因技術的緣故,在錄音錄像設備出現之前,我們只能更多地依賴“立字為據”。

文字壽於金石,聲音則隨風飄逝。但不管是思想啟蒙、社會動員,還是文化傳播、學術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點也不亞於“白紙黑字”。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該忽視那些因各種因緣而存留在紙上的聲音——盡管其在“轉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損耗”與“變形”。

關注那些轉瞬即逝的聲音,既是後世史家的責任,也是當事人的期待。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借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馳騁想像:六十年後,中國人在南京舉行維新五十周年慶典,同時,在上海開大博覽會,不只展覽商務、工藝,而且演示學問、宗教。“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博覽會場中間最大的講座,公推博士三十余人分類演講中國政治史、哲學史、宗教史、財政史、風俗史、文學史等,其中又以全國教育會會長孔覺民老先生演講的“中國近六十年史”最為精彩

喜歡談論“演說”,將其作為“新學”的象征,這在晚清小說中比比皆是。只不過其他小說家,並不都像梁啟超那樣對“演說”持全面肯定的態度。若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十回“演說壇忽生爭競,熱鬧場且賦歸來”、吳蒙《學究新談》第二十七回“言語科獨標新義,捐助款具見熱心”,以及?叟《學界鏡》第四回“神經病詳問治療法,女學堂歡迎演說詞”,對於時人之追趕時髦、熱衷於“演說”,便不無嘲諷之辭。如此都市新景觀,有人正面表彰,斷言此乃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必要手段;有人熱諷冷嘲,稱其為晚清最具特色的“表面文章”。但無論如何,借助於演說,“西學”得以迅速“東漸”,這點沒有人懷疑。

所謂“孔覺民演說近世史”,速記生從旁執筆,於是有了《新中國未來記》,這當然只是“小說家言”。但“演說”之於維新大業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梁啟超的這一預言/寓言中,得到了暢快淋漓的呈現。不妨就從這里落筆,依次討論盛行於近現代中國的“演說”,對於開啟民智、普及知識、修繕辭令、變革文章以及傳播學術的意義。

 

一 演說之於“開啟民智”

 

談及在近代中國發揮巨大作用的“演說”,不妨以“古樹新花”視之。說“古樹”,那是因為,高僧大德講說佛經,說書藝人表演故事,確系古已有之;至於“新花”,則是指晚清方才出現的在公眾場合就某一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說服聽眾,闡明事理——這後一個“演說”,乃舶來品,源於日語,意譯自英語的publicspeech。

將學校、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歸日人犬養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於梁啟超的精彩發揮:“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⑤。日本人演說成風,創於明治思想家福澤諭吉;而近代中國演說風氣的形成,則康梁師徒大有貢獻。

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對於世人不解“演說”乃“風氣驟進”的原動力,大發感慨:

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誌之士,仍當著力於是。

這里所說的“京師之保國會”以及“湖南之南學會”,在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康有為“又倡設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人大集者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南學會“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會,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及學長□□□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

戊戌變法功敗垂成,但借演說中外大勢,“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卻日漸成為晚清志士乃至整個社會的共識。稍為排列晚清眾多提倡演說的文章,以及各地如何開展演說的新聞報道,當能明白這一“利器”當年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著意培養學生們的演說能力。據特班生黃炎培追憶:“師又言: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於言語。因設小組會,習為演說、辯論,而師自導之,並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

請繼續閱讀: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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