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廟堂太遠,江湖很近(7)

另外一個政策就是重文輕武的政策,水滸傳中武將參加叛亂特別多,108將,武管占40、50%,重文輕武的政策,我在《遊民文化》舉了很多的例子,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特別是下級的武官,清風寨,還在縣之下,找了一個劉高那麼一個人小人管著他,被社會的政策排擠成為邊緣。

另外一個邊緣就是自投,自己願意走上邊緣的。自己走上邊緣人物就更加危險,晁蓋家裏那麼有錢,30多歲,也不結婚,整天老練,封建統治階級的話不逞之徒。劉唐也知道,還找晁蓋,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大家相信他,他也打出名聲了。一是經濟條件走向邊緣,另外就是政策,另外就是自願,自願有多種因素。比如柴進受到排擠,也有年輕人追求不平凡的生活,30歲以前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有點沒心靈,但是50歲還相信是沒頭腦。馬克思的確總結人類很多非常優美的東西,打造將來特別美好的前景。青年人有奮鬥精神,想改造社會,想給人民帶來無限光明的人,相信這個是很正常的,就跟遊俠似的,大家都向往遊俠,年輕人最向往遊俠,但是年輕人最沒有資格做遊俠,因為遊俠是一種很成熟的性格,年輕人恰恰缺乏成熟的性格。中國古代很多這種悖論。

自動走向邊緣也有很多自己想,我就反抗這個社會。像魯智深這種,做軍官做得好好的,就是性情使然,不一定有利益追求,也有不逞之徒,像宋江、晁蓋、柴進,都是有追求,魯智深這樣的人物純粹是自找,他追求人間得有公平,他有這樣一個信念,所以才去。先抱打不平,軍官做不了,做和尚,做了和尚之後又抱打不平,結果連和尚做不了,只能上二龍山,江湖人是成熟的遊民和社會邊緣人物構成的,只有有江湖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個江湖在城市,在鄉村,在海港也在稻谷上。

江湖好像電場,只有電子活動的地方才能構成電場,只有有江湖人活動的地方才能構成江湖。江湖也可以說遍地都是,也可以說社會基本原則公正了,孫中山所說:貨暢其流、人盡其才,實現那種太平情景,那種情景,也許江湖才能縮小,現在遠不是孫中山所想得那種盛世,現在說遍地江湖也不為過。因為江湖實行的規則都是隱性社會的規則,而且江湖本身就是隱性社會,但是江湖又寄生在主流社會,因為江湖本身是不創造財富的,特別是在古代社會是不創造財富的,梁山創造財富嗎?就是搶劫,本身不創造財富,但是江湖藝人創造一些精神財富,大部分江湖人不創造財富。總的來說,江湖和中國古代皇權專制社會互相依存存在,當江湖特別擴大的時候,社會動亂也就到來了,到來之後經過幾十年的戰爭,大量消滅人口,重新洗牌,人口減少了,每人又能分到一塊土地,重建小農制度,重建宗法制度,又開始一個新的朝代。當這個朝代人口逐漸多,不公正現象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形成遊民、江湖,又來了一次動亂,但是幾十年的動亂,人民感覺到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希望有一個真龍天子出來,又重新開始新的輪回。

台灣就能和平轉移政權,肖萬長說過一句話,沒有一黨獨大,台灣的情況下,在立法院中的確是國民黨一權獨大,兩百多萬張票,強勢總統,沒有一黨獨大,只有人民最大,人民不是空洞的人民,人民手中的選票最大,這句話非常好,不是空洞的,空洞的人民什麼也不是,你是人民嗎?第二位的人民都可能不是人民,林彪、劉少奇都說過挺大的人民,最後不是人民,成了敵人。

 

 王學泰:

人民的選票最大,台灣四年一屆的選舉,幾乎每年都有選舉,地方省市縣選舉,或者兩市的選舉,或者立法院選舉或者總統選舉。所以說,雖然小馬哥以兩百多萬張選票作為強勢總統,做得不好,四年沒準就下來了,就一張選舉威力如此之大,我看了之後,我挺感動的,人民從來沒有這麼強勢過,所以我就覺得,只有實現公民社會,實現法制社會,才有可能避免我所說的,一治一亂或者分久必和、和久必分,實際上對於人民來說,人不過就活幾十年,追求的是什麼,最基本的不就是需要一種安定的生活,飽暖的生活,自己能夠在精神上有一定的享受,自我價值能有一定的實現嗎?人民不就追求這個嗎?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就是這樣子。也許有大志的人,非得當總統,我非得要打天下等,所以我覺得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要求不高的,所以說這種不高的。中國現在所謂不公正的現象,兩極分化,腐敗橫行,只有一個解決方法,讓人民有權,人民沒權的狀況下,反腐說一輩子,只能越反越腐,預防腐敗局以後再搞一個預防預防預防局,再搞一個預防預防預防預防腐敗局也不行,讓人們盯著你,小偷左手想偷東西,右手能拽著左手不讓偷東西。那天有一個武安市委書記寫了一部小說,那個小說寫了很多錯誤的東西以外,不符合歷史以外,表彰荀子很好,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性善論是人治的理論基礎,性惡論有可能導致法制,荀子的性惡論不是法制,但是性惡論可以為法制社會提供思想平台。統治者都愛性善論,為什麼?性善論看自己。統治者希望統治這種不確定性,法制社會的統治即使惡法也好是一種規範性的統治,人治不確定性的統治,不規範性的統治。比如鑄刑鼎,孔子持反對態度,把法律公布,既是惡的法,對人民也是尤裏的,因為人民知道,我知道怎麼才能不犯法,但是孔子反對它,孔子沒有說反對的理由,後來做註的時候為什麼孔子反對,其中有一段話非常值得我們大家想一想。

本來這個人犯了看來罪挺大,心是好的,法制條文不是那麼明確,輕者處理他,源情執法,這個人犯罪很小,這個家夥就是壞蛋一個,怎麼也改不了,雖然罪小非常嚴格處理,讓他以後再也不危害百姓。這個說法很講道理的,統治者是天生的聖人,第一他能判斷誰是好誰是壞的動機,第二步考慮自己的利益,按照這個人就是壞的,我就嚴格處置,這個人是好的我就可以從輕發落,這就是性善論的出發點,首先認為統治者全是好的。性惡論往往統治者看下面人恰恰是用得荀子的性惡論,下面大部分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中國的法制化第一就是嚴格執法,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理社會問題,就是統治確定性的問題。我在隨筆選集裏面有一篇叫《說不確定性》,統治階級就喜歡不確定性,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你,而老百姓最初最原始要求就希望確定性。當然民主不單純是這樣子,老百姓最低的要求,您起碼給我一個確定性,您給我畫出一個道來,就跟我辦報紙、我辦刊物,說哪個話說哪個字不行,你得跟我說清楚,不能我發了一個稿子,我就出問題了,不確定性,沒有法律,還不如恢覆書報檢查制度,將來出了事不在乎我們作者。中國新聞法說了三十年,出版都是政策性的規定,這個東西就有不確定性。法制社會第一反映嚴格執行,哪怕最初的法不太合乎道理,但是在法律執行過程當中,應該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尤其是現在立法過程本身就是不合乎道理,郵政法是由郵政系統的人起草,銀行法由銀行系統的人起草,本身就不合乎道理,法制統治就和人治的不同,就是統治的確定性。遊民把不確定性推到極端,為什麼中國36計,陰謀詭計都把人捧上天,認為這是中國傳統的智慧,實際上這種智慧是用明代宋濂一句話,這都是蛇鼠小婦之智,有些操作性的東西,看成立國之道,甚至有人看成遏制霸權,極其可笑。人間重得還是大道,以民為本,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不一樣,民主是老百姓說得算,集中制是領導說得算,這兩個怎麼能結合到一塊,民主成了參考,鄢烈山寫了一篇文章民主不是領導說得算,一是老百姓說得算,一個是領導說得算統治者說得算。(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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