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臺北咖啡時光》遙望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是我在臺北最大的遺憾,陽明山上這所風光秀美的校園本是我最向往的地方,結果卻眼睜睜錯了過去。從蒙馬特咖啡館步行下山,同行的學生們正好就讀於文化大學,順著他們手指的方向遙望過去,天時已晚我們還要趕回市區,遺憾這次不能去追尋心中的那些足跡。

這校園是他們的母校。《天地有大美》和《孤獨六講》的作者蔣勛,雖然枉自學了幾年的文藝美學,但關註臺灣美學大師蔣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孤獨六講》“好像只有孤獨,生命可以變得豐富而華麗”,頗合我的心思。以《愛情萬歲》和《天邊一朵雲》聞名的導演蔡明亮,因為喜歡電影,臺灣電影屆獨樹一幟的蔡明亮肯定不會忽略。繪本作家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和《地下鐵》暢銷時,我還在學校做學生,一口氣買下他全部的繪本還覺得不過癮,又買了一套送給朋友。

文化大學也孕育了眾多臺灣歌手,我喜歡的恰巧都是女性,《鐵血丹心》的甄妮、《夢醒時分》的陳淑樺、《就值得了愛》的萬芳、《領悟》的辛曉琪、《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的裘海正,全都是特立獨行氣質不凡的女子。

而另外兩位重量級的人物,三毛和胡蘭成更是我對文化大學充滿向往的主要原因。

三毛和文化大學的淵源開始於1964年,已經休學在家七年之久的三毛終於同意重新回到學校,她給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寫了一封信,很驚喜地就收到限時去學校報到的回復。陳爸爸和陳媽媽欣喜地看著女兒成為文化大學哲學系的一名旁聽生,哪怕她沒有選擇他們希望的美術系或者文學系。

齊豫演唱的《七點鐘》講述了三毛在文化大學的初戀故事。三毛自己寫詞,李宗盛作曲的這首歌收錄在名為《回聲》的專輯中。《回聲》中十二首歌都是三毛寫的歌詞,演唱的歌手是齊豫和潘越雲。三毛曾經說過,在臺灣只有三個人適合波西米亞的裝扮,那就是齊豫、潘越雲和她自己。這樣的三個女子演繹的《回聲》成為我百聽不厭的經典。

每一次聽《七點鐘》,我都會按下重復鍵,整晚只聽這一首歌,一次又一次聽齊豫安靜地在那裏唱著。

今生就是那麽地開始的/走過操場的青草地 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說一句話/拿起鋼筆/在你的掌心寫下七個數字/點一個頭/然後狂奔而去。

三毛說過,她寫的都是真實的人和事,她寫下在文化大學對戲劇系才子舒凡的愛慕、追求、戀愛和分手的故事,她從來不回避自己這段美好但失敗了的初戀感情。於是我們看到那個執著在舒凡身後跟了幾個月的少女,看到她在操場上拿出舒凡口袋裏的鋼筆在他手心寫下自己的電話號碼,看到她狂奔回家唯恐錯過舒凡打來電話,看到她接到約會電話時心中的狂喜,那一句“火車一直往前去呀,我不願意下車。不管它要帶我到什麽地方,我的車站,在你身旁”,愛的風雨歡暢強烈,三毛就這樣開始她此生的狂熱旅程,從來不曾下車。

三毛在文化大學的第二段生活始於1970年。跟舒凡分手後她只身去了西班牙,在國外的六年時間先後在西班牙、德國和美國學習工作,回到臺灣後受張其昀先生的邀聘在文化大學德文系、哲學系任教。

期間三毛遭受了兩次情感創傷之後再次出國,與荷西重逢而結婚,度過她這一生最快樂的六年婚姻生活。

荷西去世之後,三毛回到臺灣定居,完成《萬水千水走遍》以後再次受邀任教文化大學。這一回,她教的是小說創作和散文習作,幾年後由於身體原因結束了這裏的工作。

在我看來,文化大學是三毛情感生活的分界線,也是能讓她安寧平靜的港灣。自從當年張其昀先生給她寫了那封接收的信函,這個橘子園上建立起來的校園就成為三毛生命中的重要部分,見證著這個女子從青澀到沈靜的成長過程。

胡蘭成是文化大學吸引我的另外一個原因。撇開政治因素,胡蘭成在文學上的造詣無需爭議,即便是他備受指責的情感生活,我也覺得正常。看過《今生今世》,我沒有討厭甚至欣賞他,他對每一段感情都真誠投入,這就足夠。他對張愛玲述說了跟其他女子的情感,這對於一個毫無保留的癡情女子來說確實太殘酷,他也不願意做出選擇,讓張愛玲徹底傷心離去。可是我想,無論如何,他的坦誠也遠遠好過違心和欺騙。

許多人因為對張愛玲的熱愛而不喜歡胡蘭成,怒他為何辜負了她,我卻正好相反。能讓那麽驕傲的女子一直低到塵埃裏去的男人必有他的過人之處,我對胡蘭成的好感再添幾分,怎能不好奇地要去了解。

1974年到1976年胡蘭成曾斷斷續續在文化大學任教,那時文化大學還叫文化學院,胡蘭成一開始住在學校的宿舍裏,後來才搬去跟朱西寧、朱天文和朱天心父女做了鄰居。

朱天心在《擊壤歌》的自序中記錄了那一段往事,“我剛上高三那年,隨父親和姐姐天文上陽明山文化大學探訪當時在那兒寓居教學的胡蘭成老師。之前盡管我們都看過他《今生今世》,但我猜同行之人都暗存這樣的心思‘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擊壤歌》中有一張書簽,書簽上是朱天心年輕時候的黑白照片,照片下面正是這一段話。胡蘭成那時快七十了,朱天心記憶中當時的情形,老師送他們至巴士站,一馬當先前頭走著,中式袍袖擺著,襯著滿天雲霞。

我因此特別想去看一看文化大學的教工宿舍,是否還能尋覓當年的影子,到文化大學校園裏走一走,是否也能見到滿天的雲霞。

胡蘭成的大弟子仙枝也是在文化大學入的門,仙枝當時讀的是文化學院中文系,在朱天文姐妹之前就被胡蘭成賞識而收為弟子,並由蘇東坡詩句“別有紅塵外,仙枝日月長”為她起了“仙枝”這筆名。

起初我買了仙枝的散文《好天氣誰給題名》回來,是愛屋及烏的舉動,胡蘭成誇獎仙枝的文字甚至好過張愛玲,能以無我為我,張愛玲失在太有她自己。

一看果然就被吸引住了。《今夏荷花一枝開》,單這篇名就韻味無窮,仙枝在裏頭說,“我小時怕登高遠眺,因為看到遠處的天邊就要起憂思,就會莫名其妙地想走到那兒去,好像我才是從那兒出來的,又像一棵田畔花,太陽底下無名目”,我對這一段反復讀了又讀,愛不釋手。於是也知道仙枝和張愛玲以及朱天心,這幾位玲瓏女子由性格到文字的不相同。而將她們關聯起來的,正是我仰慕的胡蘭成。

我便又去買了仙枝的另外一本散文集《蘿蔔菜籽結牡丹》。我喜歡她隨手就將生活寫得有趣和輕松。

說了這麽多,最終我卻沒有去成文化大學。

大概最期盼的,總是要留到最後。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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