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錚:中國人與中國史(上)

誰是中國人

 三重認同尺度:國籍、種族、文化。

 現代世界,國籍以疆域為限,卻已不以原住民為限。人口流動頻率愈來愈高,迫使眾多國家承認取得本國公民權,即為本國人,而公民權僅賦予連續在本國居住滿若干年者,有的還與資產掛鉤,所謂投資移民,還有承認雙重國籍者。

 同樣,現代世界已罕有單一種族或民族的國家。中國便居住著五十六個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經民族認同的族群,如苦聰人等)。種族已不限於同一基因群的族類,而民族的組成因素更復雜,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義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裏素質)。否則,“中華民族”的界定將成問題。

 因而,誰是中國人,如同誰是美國人、法國人、俄國人等一樣,在現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問題。文化認同涵泳著復雜的因素。


中國人的文化認同


中國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漢族本身就是歷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華夏族。早在距今約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漢流域的楚人,已否認自己是當時“中國”的華夏族。但黃土高原的華夏族,早先也非同族。

 清末章太炎著《序種姓》,上篇主要考察古華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紀胡漢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華夏的族源,(2)華夏的族群結構,(3)華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組等。他利用中外文獻研究,認為華夏族與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是經過幾千乃至上萬年形成的“歷史民族”。論證未必正確,思路值得參照。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東西說》,應用德國蘭克史學的實證方法,從中國古文獻的矛盾陳述中間,清理出一種說法,以為古華夏族實由東夷和西夏兩大族類不斷沖突、征服而同化的結果。黃土高原諸族依仗武力征服東方諸夷族,又不斷吸收改造齊魯等先進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導地位的文化,而與孫吳以後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對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歷史,才能說明中華民族的由來和演化過程。

 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復合體。漢族也如此。古華夏族不斷與“四裔”同化。統一六國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漢統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漢魏間塞外諸族大量南遷,所謂五胡亂華的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族,歷北朝隋唐,多無蹤跡可尋。但知在一世紀被東漢竇憲等逐出北國的北匈奴,遠遁西方,於五世紀突然現身於歐洲,由阿提拉王率領橫掃西歐,後退入東歐。而南匈奴曾建立漢,後改前趙,旋即在大亂中式微,其中赫連勃勃一支在甘、青建過夏國,羯氐羌均強大又縮小。鮮卑全盛時稱霸東北亞至中亞,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漢,促使漢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這時漢族實為北南諸族同化的產物。其後歷經契丹、女真、蒙古、滿洲諸王朝,北方漢族不斷與這些民族混血,而南國漢族也不斷吸納百越諸族,終成明清的漢族。如今中國各少數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彜苗瑤等族,歷史可追溯到中世紀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區別為不同族類的。

 因而,民族區別,更多體現於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的一統民族


辛亥革命宣稱五族共和,建立中華民國,獲得原清帝國疆域內各民族的廣泛認同。中華民族為世所共認。

 民族既是歷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當然也是近代才有嚴格意義的界定。全球不少區域都擁有古老文明,也許除了中國,沒有一種古老文明不曾中斷,或者說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現代文明,如美澳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產物。即如中華文明,也是連續中有間斷,一統中有差異。

 綜合既往學者研究,以下見解可供文化認同參照:(1)凡民國以來,中國版圖內的一切民族,都屬於中華民族。(2)多民族的中華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復合體。(3)一切文化,都涵泳著物質的和精神的兩重結構,二者交叉映現的是心理結構。(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廟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屬於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藝術形式及其映現的精神也一樣。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態,例如佛教的禪宗道場,可謂傳統士大夫對佛學認同的物化形態,而喇嘛教寺院,則是藏蒙諸族改造過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態。(5)組成中華民族的五十六個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屬於統一整體的分別反映(周谷城尤強調此點)。即如漢族,也同樣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結的紐帶唯有政體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說吃喝住穿),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乃至不同職業,都有大小明晦的差異,難以強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認所有區域、族群的文化多樣性,都是中華文化的異彩,所謂“摩尼(珠寶)見光,隨見異色”,不可說文化認同只能認同於單一的、人為的觀念形態。(7)文化差異體現文化的相對性。所有中國疆域內的文化形態,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對於其他國族,當然是自成系統的統一整體。以往所謂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比較,不僅否認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宣揚所謂漢族中心論(在內部是大漢族主義),而且否認漢文化也存在著東西南北中的時空差異,乃至將都城文化代替中國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漢族和整個中華文化的固有傳統特色。(8)中華文化從來不是封閉體系,內部求同存異,外部吐故納新,是中華文化歷久不衰的奧義。新儒學反其道而行之,“以我為中心”,並欲以朱熹式理學為中心,決非文化認同導向。


歷史的中國


假如將近代民族國家的疆域形成為準繩,那就只能同意譚其驤的界定,中國的版圖當以康熙晚期為範疇。因為到清康熙中葉(一七○○年前後),帝國的有效統治,已經北至滿蒙,西包準部西藏,南東有海南、台灣諸島,且不說四境各舊國。那時帝國疆域,在一千二百萬平方公裏左右。

 時至晚清,清朝還相繼在新疆、台灣設行省。然而列強侵略引發的邊疆危機同時加劇,日本強割台澎,沙俄蠶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競相強占中國領土。於是到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光復,中國領土也似被蠶食後的秋海棠葉,僅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

 回眸歷史的中國,可知(1)中國史的空間範圍,不限於民國的疆域。(2)歷史的中國,應該包括到清康熙為止的中國各族的共同歷史,包括非華夏非漢族各族的國別史和王朝史。(3)即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中國史,大半時間也由非漢族的邊疆民族主導,例如北京成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樂後二百來年外,主人都屬契丹、女真、蒙古、滿洲諸族。被史家認作正統的兩宋,除戰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沒有人往返其地。中華文化不等於首都文化,於此可見一斑。

 

中國的歷史


由前所述,可知中國史,就是歷史的中國的全部歷史。所謂全部,指外國侵略者強迫中國歷屆政府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以前,生活在中國領土上的各地區各民族的一切歷史,也包括中國歷代與域外諸國諸族交往的過程。

 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國史。清以前,每個王朝都更改國號,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圖,而且同一時代常有幾個王朝並存。兩宋同時並存的,就有遼、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諸王朝。它們的歷史,當然也屬於中國史。

 中國史也不能簡稱“國史”。中國境內,即使在“大一統”時代,也常有其他國家。何況分裂時代,列國並存,你說哪國表征“中國”?即如民國,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如今共和國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統一大業尚未完成,而且還被迫承認晚清邊疆被分割的現狀,那麽遼金元清列朝都納入版圖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歷史的中國之外麽?

 倒是十六、十七世紀相繼入華的歐洲傳教士,他們向西方世界介紹國號由明改清的東亞這個帝國的歷史和現狀,都采用了“中國”或“中華帝國”的概念,就是說更切合歷史實相。所以,還是用“中國史”概括我們古往今來的歷史為好。不消說,我讚同譚其驤教授的說法,“中國”的空間界定,應以十八世紀清朝版圖為準。


中國的歷史編纂傳統


誰都知道我們的民族最重視歷史。甲骨卜辭和鐘鼎彜器銘文不斷出土,表明殷周時代,記錄和保存歷史,已是國家大事。從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們就有連續性的編年史記錄。公元前二世紀末,司馬遷寫了《史記》,一部陳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國和已知世界的通史。

 那以後,中國的歷史著作,便層出不窮。自公元一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每個王朝,無論大小,都有專門史官撰寫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紀,由清朝政府準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國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傳記和制度記述為主的大歷史。

 同時,相傳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編年史《春秋》,在中世紀也被許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紀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

 當然,中世紀還形成了其他的歷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紀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列舉的,就有十七種。其實,中國傳統的所謂經書,無不是敘史式歷史文獻匯編。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者文士,都好敘史、說史、論史,後來還發展到考史、證史。留下許多零散的筆記,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歷史真相。

 這樣的傳統,必定引起權力者的警覺。秦始皇焚書,重點摧毀的就是除《秦記》以外的列國歷史記載。漢武帝迫害司馬遷,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實記載皇帝父子的陰謀和迷信。東漢皇帝改變策略,命令史官到宮廷中著史,從此成為傳統。當然更不放松對史官的迫害。東漢末一個宰相,堅持要殺願像司馬遷受刑著漢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漢武帝沒殺司馬遷,讓他留下“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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