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將人類的進步比作一個鐘擺，它不斷地向前和向後擺動。人們在文藝覆興時期對藝術與文學的熱情及對宗教的淡漠，在隨後的宗教改革時期就變成了對藝術與文學的淡漠及對宗教的熱情。

探索歷史的究竟

你們想必聽說過宗教改革。一聽到這個名詞，你肯定想到的是一群為數不多但勇氣十足的清教徒。他們為“宗教信仰的自由”飄洋過海，在新大陸開拓了一番新天地。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我們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國家里，宗教改革逐漸變成了“爭取思想自由”的同義詞。馬丁·路德被視為這個進步運動的先鋒和領袖。不過，歷史並非由一連串對於我們光榮祖先的諛美之辭組成的。以德國歷史學家朗克的話來說，我們要盡力去探究歷史中“究竟發生了什麽”？帶著這種態度，過去那些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歷史結論在我們眼里就會變得有所不同了。
在人類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絕對好或者絕對壞的，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作為一個誠實的編年史家，他的任務就是要對每一歷史事件的所有好和不好的方面予以真實的描述。這件事做起來非常困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個人的偏好與憎惡。不過，我們應當竭力一試，盡量做到公平理性地判斷事物，不讓自己過分受偏見的影響。

就以我自身的經歷為例吧。我在一個新教氣氛異常濃厚的新教國家的新教中心長大。在11歲以前，我從未見過一個天主教徒。所以當我後來遇見他們，和他們打交道時，我覺得非常不安。事實上，我是有點嚇壞了！我很熟悉成千上萬的新教徒被西班牙宗教法庭絞死、燒死、甚至五馬分屍的故事，那是當時的阿爾巴大公為懲罰信仰路德教派和加爾文教派的荷蘭異端們所采取的極端手段。這些恐怖故事在我眼里既真實又切身。它們仿佛就發生在前一天，並且它們完全有可能再度發生！我想象著另一個聖巴瑟洛繆之夜（這天晚上法國天主教徒對新教徒進行了大規模屠殺），瘦小可憐的我穿著睡衣被殺害，我的屍體被扔出窗外，就像高尚的柯利尼將軍所遭遇的那樣。

很多年後，我到天主教國家生活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那兒的人們不僅更溫和、更寬容，並且在聰明才智方面絲毫不遜於我以前的新教同胞。更讓我吃驚的是，我開始發現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徒也有有理的一面，並且他們的理由幾乎和新教徒一樣充分。不過，那些16、17世紀的善良人們，他們實實在在地生活在宗教改革的動蕩之中，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冷靜地看問題。他們覺得自己永遠正確，而敵人永遠邪惡。問題是你要麽絞死別人，要麽被別人絞死。當然人人都情願絞死別人。這並非沒有人性，也不必為此受罪惡感的折磨。

主角登場

讓我們看一眼公元1500年的世界，這是一個很容易記住的日期。我們發現，查理五世在這一年降生了。此時，中世紀的封建割據與無序狀態逐漸讓位於幾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國。其中最有權勢的君主是查理大帝，當時他還是一個繈褓之中的嬰孩。查理是西班牙的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外孫。他還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位中世紀騎士馬克西米安和妻子勇敢者查理的女兒瑪麗的孫子。勇敢者查理即勃良第大公，他野心勃勃，在成功地擊敗法國後，為獨立的瑞士農民所殺。這樣，童年時代的查理便繼承了世界地圖上最大的一片土地。它們全是他在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姑媽們留給他的，外帶他們在亞洲、非洲、美洲擁有的全部殖民地。也許是出於命運的嘲弄，查理出生在根特的那座德國人不久前人侵比利時時用作監獄的弗蘭得斯城堡，而作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他本人受到的卻是弗蘭芒人的教育。

由於其父早逝（有人說他是被毒死的，但這種傳說從未得到證實），母親發了瘋（她帶著裝殮丈夫屍體的棺材，在自己的領土上四處旅行），小查理受到姑媽瑪格麗特的嚴厲管教。長大之後，查理成了一個道地的弗蘭芒人，被迫統治著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以及100多個大大小小的奇怪民族。他身為天主教會的忠實兒子，卻非常反對宗教的不寬容。無論在童年還是成人以後，查理一直是一個懶散怠惰的人。可命運偏偏要懲罰他，讓他治理正處在一片宗教熱狂和喧囂中的世界。他不得安寧，永遠都在急匆匆地從馬德里趕往因斯布魯克，又從布魯日奔赴維也納。他熱愛和平寧靜，可一生都在打仗。在55歲時，我們看見他以極度的仇恨和愚昧，非常厭惡地棄絕了人類。3年之後，他在精疲力竭與絕望失意中孤獨死去。

關於查理皇帝就講這麽多。那當時世界的第二大勢力教會又怎麽樣呢？在中世紀早期，教會致力於征服異教徒，教給他們虔誠與正直生活的好處。可從那時開始，教會逐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它變得非常富有了。教皇不再單單是一群卑微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寬大豪華的宮殿里，身邊圍繞著一大群藝術家、音樂家和著名文人。他的大小教堂里毫無必要地掛滿了嶄新的聖像，看上去更像希臘的神抵。他分配在工作和賞玩藝術品上的時間極不平衡。教廷事務大概只占用了他10％的時間，其余90％都花在欣賞古羅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臘花瓶、設計新的夏宮、或是出席某出新劇的首演。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們爭相以教皇為榜樣，而主教們又盡力效仿大主教的樣子。只有鄉村地區的教士依然忠於職守，與世俗世界的邪惡以及異教徒對美與享樂的熱愛保持著遠遠的距離。他們小心翼翼地躲開那些腐化墮落的修道院。那里的僧侶們似乎忘記了謹守淳樸與貧窮的古老誓言，憑著自己的膽子追逐聲色之樂，只求別成為公眾醜聞中的人物。

最後是一般老百姓。他們的狀況比過去好多了，可說是前所未有。他們富裕了起來，住著比以前寬敞舒適的房子。他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的城市更加漂亮整潔，他們手中的火槍讓他們能夠與老對手強盜諸侯抗衡，使他們不能再隨意對他們辛辛苦苦的生意課以重稅了。

關於宗教改革的主角們，我就介紹這麽多。

北方與南方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文藝復興對歐洲到底造成了什麽影響，然後你就能理解，為什麽緊接著學術與文藝的覆興之後，會是新一輪的宗教熱忱的勃興。文藝覆興的浪潮始於意大利，再從此地擴展到法國。可它在西班牙倍受冷落，因為500年抗擊摩爾人的戰爭使這里的人們變得心胸狹隘並且充斥著宗教狂熱。雖然文藝覆興波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可一旦越過阿爾卑斯山，它的性質便發生了某種變化。

北部歐洲的人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氣候中，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與他們的南方鄰居截然不同。意大利人喜歡住在戶外，享受燦爛的陽光與開闊的天空。他們喜歡高聲大笑，放歌縱酒，享受生活的快樂。而德國人、荷蘭人、英國人、瑞典人，他們大部分時間呆在室內，靜聽雨水拍打他們舒適小房間緊閉的窗戶。他們不茍言笑，以一絲不茍的嚴肅態度對待生活中的事物。他們常常想到自己不朽的靈魂，不喜歡拿他們認為是聖潔和神聖的事情開玩笑。他們只是對文藝覆興中“人文”的那部分，比如書籍、關於古代作者的研究、語法以及教材感興趣。但文藝覆興運動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回歸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異教文明，卻使他們心中充滿恐懼。

然而教皇和紅衣主教團幾乎全部是由意大利人組成的。他們把教會變成了一個氣氛愉快的俱樂部，在此優雅地談論著藝術、音樂和戲劇，卻少有提及信仰的問題。由此，那道橫亙在憂郁嚴肅的北方與高雅文明、但對信仰淡然處之的南方之間的裂痕，開始逐漸擴大。可似乎沒人意識到這種氣質上的分裂給教會帶來的巨大威脅。

另外還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麽宗教改革運動正好是發生在德國而非荷蘭與英國。自古以來，德國人與羅馬教會積怨甚深。日爾曼皇帝與教皇之間無休止的爭吵和戰爭給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在其它的歐洲國家，政權牢牢掌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王手中，統治者常常能夠保護自己的臣民免遭貪婪教士的迫害。可在德國，一個搖搖欲墜的皇帝名義上統治著一大幫蠢蠢欲動的小封建主，這種政治局面使得善良的自由民更易落人主教和教士們的虎口。文藝覆興時期的教皇們有一個癖好，就是喜歡宏偉豪華的大教堂。而他們手下的高僧們為滿足教皇的心願，便想方設法聚斂錢財。他們斂財的地方多是在德國。德國人覺得他們被搜刮了，遭了騙，當然心里不滿。

最後，這里還存在著一個很少為人提及的原因：德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在北歐，圖書價格非常便宜，《聖經》也不再是專門被教士們壟斷與解釋的神秘手抄本，它成了許多父親與孩子都懂得這本拉丁文的普通家庭的案頭讀物。普通人直接閱讀《聖經》本來是違反教會法律的，可現在全家人都開始讀起來了。他們慢慢發現，原來教士們告訴他們的東西與《聖經》中的原文存在著許多不盡相同之處。這便導致了懷疑。人們開始提出問題。問題一旦存在，要是得不到適當的解答，就會招致更大的麻煩。

微笑著闡明真理

北方的人文主義者開始發動攻擊。他們首先朝僧侶公開開火。在內心深處，他們仍然對教皇懷有深深的敬畏，不敢將矛頭直接對準這位最神聖的人物。至於那些懶惰無知的僧侶們，那些舒舒服服躲在富的流油的修道院高墻之後的寄生蟲們，再難找到比他們更好的嘲弄對象了。

有一點非常奇怪，這場戰爭的領袖居然是基督教會的忠實兒子。此人名為傑拉德·傑拉德佐，但人們更經常稱他“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本是窮孩子出身，生於荷蘭的羅特丹姆。他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語學校受教育，好兄弟托馬斯也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埃拉斯穆斯後來成為了一名教士，並在一家修道院呆過一段時間。他周遊歐洲各地，將自己的旅途見聞寫作成書。當埃拉斯穆斯開始其作為一名暢銷小手冊作家（如果在今天，他會被稱為社論作家）的生涯時，全世界都被一本名為《一個無名小輩的來信》的手冊里一系列詼諧幽默的匿名書信給逗樂了。這些書信將中世紀晚期僧侶中普遍彌漫的愚蠢與自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的是一種古怪的德語混合拉丁語的打油詩形式，有點類似於我們現代的五行打油詩。埃拉斯穆斯本人是一位淵博而嚴謹的學者，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他先是修訂了《新約聖經》的希臘原文，再將其譯為拉丁文，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新約聖經》。不過和古羅馬詩人賀拉斯一樣，他也相信任什麽也不能阻止我們“唇邊帶著微笑來闡明真理”。

1500年，埃拉斯穆斯去英國拜訪了托馬斯·摩爾爵士。在逗留英國的幾個星期中，他寫作了一本妙趣橫生的小書，名為《愚人的讚美》。他在書中攻擊了僧侶和他們荒謬的追隨者們，並且充分運用了世界上最危險的武器——幽默。這本小冊子是16世紀的暢銷書。它廣為流傳，幾乎在所有的國家里都有譯本。它的成功使得人們開始注意埃拉斯穆斯寫作的其它宣傳宗教改革的書。他要求制止教會濫用權力，並呼籲其他人文主義者與他一道，參與到覆興基督信仰的偉大任務中。

不過這些美妙的計劃未能結出任何果實。埃拉斯穆斯的方式太理性，也太寬容，無法取悅那些心急火燎的教會的敵人們。他們期待著一位天性更強悍、更果斷的人物來作他們的領袖。

馬丁·路德

他來了！他的名字就叫馬丁·路德。

路德出身於一個北日爾曼農民家庭，擁有一流的才智和超乎尋常的個人勇氣。他曾是奧古斯丁宗教團的修士，後來成為了薩克森地區奧古斯丁宗教團的重要人物。爾後，他到維滕堡神學院擔任了大學教授，開始向心不在焉的農家子弟解釋《聖經》的道理。教學之余，路德有大量的空閑時間。他將之用到了對《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原文的研究之上。不久之後他便發現，教皇和主教們所講的話與基督本人的訓示，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1511年，路德因公造訪了羅馬。此時，波吉亞家族的亞歷山大六世，這位曾為子女的利益聚斂大量錢財的教皇己經去世。接任他的教皇是朱利葉斯二世。此人在個人品行上無可挑剔，可他卻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打仗和大興土木上。他的虔誠並未給頭腦嚴肅的日爾曼神學家路德留下任何印象。路德大失所望地返回維滕堡。但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面。

宏偉壯觀的聖彼得大教堂建築計劃，是朱利葉斯教皇臨終之前托付給他清白無暇的繼任者的。可它剛開工不久就已經需要維修了。於1513年接任朱利葉斯的亞歷山大六世上台伊始，教廷便處於破產的邊緣。他不得已恢覆了一項古老的做法，以籌得急需的現金。他開始出售“贖罪券”。所謂“贖罪券”就是一張以一定量現金換取的羊皮紙，允諾為罪人縮短他本應呆在煉獄里贖罪的時間。根據中世紀晚期的教義，這樣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會有權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懺悔的罪人們的罪行，那他們當然也有權力通過代人們為向聖人祈禱，縮短靈魂必須呆在陰暗的煉獄里洗滌罪惡的時間。

很不幸的是，這些贖罪券必須用現金來購買。不過，它們提供了一條增加收人的輕松途徑，何樂而不為呢？況且，實在太窮的人也可以免費領取贖罪券。

事情發生在1517年。當時，薩克森地區的贖罪券銷售權被全部交到一個名為約翰·特茲爾的多明我會僧侶的手上。約翰兄弟是一位擅長強買強賣的推銷員。事實上，他斂財的心情有點過於迫切了。他的商業手法大大激怒了這個日爾曼小公國的虔誠信徒們。而路德是一個異常誠實的人，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莽撞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那天，路德來到薩克森宮廷教堂，將自己事先寫好的95條宣言（或論點）張貼在教堂的大門上，對銷售贖罪券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這些宣言全部用拉丁文寫成，普通老百姓並不能理解。路德不是革命者，他無意挑起一場騷亂。他只是反對贖罪券這一制度，並希望他的神職同事們能了解他的想法。這本是神職人員與教授界人士間的家務事，路德並未打算煽動起世俗老百姓對於教會的偏見。

很不幸的是，在那樣一個敏感的時刻，全世界都開始對宗教事務大感興趣。要想心平氣和地討論任何宗教問題而不馬上引起嚴重的思想騷動，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全歐洲都討論起這個薩克森僧侶的95條宣言來。每一個人都必須選擇立場，支持或反對路德。每一個最名不見經傳的神學人員都必須發表自己的觀點。教廷大為震驚，急令這位維滕堡神學教授前往羅馬，向他們解釋他的觀點和行動。路德很聰明地記起了胡斯被處火刑的教訓，拒不前往。羅馬教會隨之開除了他的教籍。當著一大群崇拜與支持者的面，路德焚毀了教皇的敕令。從此刻開始，路德和教皇之間便不可能再有和平。

盡管本人並不情願，路德成了一大群對羅馬教會心懷不滿的基督徒的領袖。許多像烏利奇·馮·胡頓這樣的德意志愛國者都趕去保護路德。維滕堡、厄爾福特、萊比錫大學的學生們也聲言，如果當局試圖拘禁路德，他們一定會誓死保護他。薩克森選帝侯向群情激奮的青年們保證，只要路德呆在薩克森的土地，他不會允許任何人加害他。

這些事件都發生在1520年。此時，查理五世已年滿20。作為半個世界的統治者，他必須與教皇保持良好的關系。他發布命令，在萊茵河畔的沃爾姆斯召開宗教大會，命令路德出席，並對自己不同尋常的行為做出解釋。而路德此時已是日爾曼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在會議上，路德拒絕收回他寫過或說過的任何一句話。他的良心只受上帝的支配，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他都必須根據自己的良心行事。

經過審慎的討論，沃爾姆斯會議宣布路德是上帝與人民的罪人，禁止任何德國人收留他，供給他吃喝，並禁止閱讀這個怯懦的異端所寫的一切書籍，那怕一個字都不允許。但這位偉大的改革者卻平安無事。在大部分德國北方的人民看來，沃爾姆斯敕令是一項極不公正、令人憤怒的文件，應該受到斷然地唾棄。為更安全起見，路德被藏匿到維滕堡的薩克森選帝侯的一座城堡里面。在這里，他進一步藐視教廷的權威，將《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譯成德語，使所有人都有機會親自閱讀與理解上帝的話語。

到這個地步，宗教改革便不可能再是一個僅僅涉及信仰和宗教的事情。那些憎惡現代大教堂之美的人利用這個動蕩時期，攻擊並毀壞了他們不喜歡的教堂建築，原因是他們不理解它。窮困潦倒的騎士們為彌補過去的損失，強占了原屬修道院的土地。心懷不滿的王公貴族利用皇帝不在的機會，趁機擴張自己的勢力。饑寒交迫的農民在半瘋癲的煽動家的領導下，趁著時局的混亂，襲擊領主的城堡，以舊日十字軍的瘋狂熱情，行劫掠、謀殺、焚燒之實。

一場名副其實的騷亂像洪水一般在帝國境內蔓延開來。一些王公改宗新教，當了新教徒（新教徒的意思就是路德所說的“抗議者”），於是對他們轄區內的天主教屬民大加迫害。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便起勁的吊死他們的新教徒人民。1526年召開的斯貝雅會議試圖解決臣民的宗教歸順問題，宣布了一條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須信奉其領主所屬的教派”。這條命令把德國變成了一盤散沙，成百上千個信仰不同的小公國、小侯國相互敵對，彼此征伐，阻礙德國政治上的正常發展長達數百年。

1546年 2月，路德去世。他的遺體被安葬在29年前他發出著名的反對贖罪券銷售呼籲的同一間教堂里。在不到30年的短短時間，文藝復興時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與歡笑的世界，已完全被宗教改革時期的充斥著討論、爭吵、漫罵、辯論的宗教狂熱世界所取代。多年以來，一直由教皇們負責的精神世界帝國突然之間便土崩瓦解了。整個西歐再度成為充滿殺戮和血腥的大戰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為了將各自堅持的某些神學教義發揚光大，在這里展開了難以想象的大撕殺。而在我們現代人眼里，這些神學教義之深奧難解，簡直就如同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