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看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明星經濟學家達龍·阿塞莫格魯與另外兩位作者去年發表的論文《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創新與標準化》。他們的思路是這樣的：如果只有創新而沒有適時的標準化，則創新的成果就很難轉化為經濟福利和未來創新的制度基礎。但若過分強調標準化，則容易形成官僚化的管理體制從而扼殺創新。健康的增長模式，是在創新與標準化之間權衡。我們可以想象一條彩虹形的曲線，對應於創新與標準化的不同比例有不同的GDP增長率，並由這條曲線唯一的峰值決定一個最優的“創新-標準化”比例。
　　極端而言，如果完全沒有標準化或標準，就根本不會有“商品分類”。你到商店買一只水杯，可以見到許多形狀不同的“水杯”，有些很細小，有些很粗大。你可以想象最細小的水杯其實是“試管”，而最粗大的水杯其實可演變為“酒桶”和“臉盆”。當然，你還可以將你個人的情感賦予它們，例如，你特別鐘情於其中一只水杯，哪怕任何他人都無法感受到它與那裏擺放的其他水杯的任何差異。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商品是有價格標簽的物品。可是，巴澤爾觀察到新鮮草莓分類標價的困難。新鮮草莓千差萬別，幾乎很難找到完全無差異的兩顆草莓。如果定價是免費的，則草莓的價格就應千差萬別，每一顆有一個價格標簽。但由於定價不是免費的，草莓賣家只能為每一類草莓確定一個價格。這樣，草莓買家就可能在標有同一價格的草莓裏繼續挑選更合意的草莓。如果挑選草莓是免費的，賣家當然不會幹預買家的過分挑剔行為。由於天下沒有“免費”這件事情，所以，賣家必須預先想象買家挑選草莓的通常標準，並根據這些標準將自己的草莓分類和標價。由於技能專業化，由賣家挑選草莓遠比由買家挑選草莓損耗更小。因此，交易費用學派的經濟學家當然建議由賣家預先挑選草莓（分類和標價）。也就是說，賣家根據買家可能有的標準，預先分類標價。
　　我們還可以將上述見解運用於學術領域，草莓賣家預先設想草莓買家可能有怎樣的標準，類似地，學術的標準要由賣家預先替買家設想。這裏，賣家是學術作者，而買家是包括其他學術作者在內的一切其他人。但學術畢竟不是草莓。一件學術作品，必須在特定的學術傳統之內才有意義和價值。學術傳統主要是由傳統內的權威學者和權威之間的持續對話來維系和傳承的。

　　誰是學術權威？這是一個問題，尤其在當代中國社會，在各種傳統價值與各種現代價值錯綜覆雜地互替與互補的時期。我們常將權威分類為二：其一是內在的，其二是外在的。人們心悅誠服地遵守的權威，是內在的。人們因為既定規則或強力威脅而遵守的權威，是外在的。根據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論述，現實世界的任何權威，如同創新與標準化的關系一樣，或多或少要依賴於內在的遵守（領袖感召力），也或多或少要依賴於外在的遵守（官僚化的制度力量）。
　　我們可以想象，這兩種類型的權威依照不同比例組合，對應於學術繁榮的程度，呈現為一條彩虹曲線。中國目前如此普遍的學術腐敗，首先意味著承擔學術傳統維護功能的權威們的失職，其次意味著中國學術標準的外在權威太強而內在權威太弱。最荒唐的是，由於研究經費多年以來由政府壟斷，大多數學術權威要麽是政府權威的代理人，要麽幹脆就是官僚。

　　何種品質構成內在學術權威？人格魅力當然重要，這是內在權威通有的要素；另一要素是學術判斷力，學術權威必須能夠判斷學術傳統未來可能的演化路徑。凡能夠準確預見未來10～20年學術發展方向的學者，常可在學術傳統內確立權威地位。而在轉型期中國社會，學者只要對未來幾年的學術演變路徑提出準確判斷，就可確立自己的內在權威。
　　當然，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買家和賣家都很少為他人設想，那就根本不會有上述這些麻煩，賣家可以禁止買家挑選——愛買不買，即經濟學教科書裏的 “All-or-None”交易方式。市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不論你有何種文明程度，交易機會永遠存在，只不過在文明程度太低的社會裏只有最粗略的交易，而那些更精細的交易將無法實現。

　　測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直觀而言，就是看那裏的人們是否相互之間更“Thoughtful”（顧及他人的利益和思想）。地球上有許多人類社會，它們之間有競爭。演化至今，我們看到的社會，多數是文明的。因為更精細的交易，其實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更文明比更不文明要好。（愛思想網站 2012-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