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愛欲以及壓抑中的主體性問題

 《沈淪》也標志著郁達夫在現代文學中最早涉足了“愛欲”這一畛域。正是郁達夫對愛欲主題的獨特處理，構成了使郁達夫與五四其他小說家區別出來的重要特征。

 伊藤虎丸曾認為郁達夫的《沈淪》“是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提出了性的問題”[28]。但是郁達夫是在什麽意義上提出了“性”這一問題，他又是怎樣建構了“性”的話語，伊藤虎丸卻語焉不詳。事實上，郁達夫的小說中絕少對“性”的問題進行直接探討，也缺乏赤裸裸的性描寫，甚至不像茅盾早期小說那樣直接涉獵“性”。與其說郁達夫“最早提出了性的問題”，不如說他觸及了“愛欲”。郁達夫小說中的“性”也由此可以置換成“愛欲”。或許只有借助於“愛欲”的話語，伊藤虎丸所提出的問題才能得到更準確的理解。

 “愛欲”之所以是介入郁達夫小說更有效的範疇，是因為郁達夫“愛欲”話語的獨特性。在郁達夫這裏它是愛與欲的結合，情與性的交融。

 對愛欲的表達既構成了郁達夫與以《金瓶梅》為代表的明清色情文學的區別，也構成了與諸如張資平為代表的現代縱欲小說的差異。如果說，《金瓶梅》一類色情文學滋生於以縱欲為特征的市民文化土壤，那麽，郁達夫的愛欲小說則建立在現代人本主義以及生命醒覺意識的基礎上，同時也滲入了周作人所謂的賦予本能以合理性的現代精神分析學理論。傳統文學中似乎匱乏“愛欲”的範疇，愛與欲常常是分離的，而欲望主題則在禁欲和縱欲的兩極間搖擺。當擺到縱欲一極則表現為有欲而無愛。只有到了郁達夫這裏，愛與欲才更傾向於結合與統一，筆下的主人公形象也才構成一個憐香惜玉的欲望主體，似乎既有賈寶玉的泛愛品質，同時又有現代人的感性和欲望。

另一方面，郁達夫的愛欲表達與張資平的縱欲小說也具有本質的區別。 

這表現為郁達夫的主人公對過分沈溺於感性和欲望的迷途的自我又有相當程度的自省和懺悔。當然，典型的郁達夫模式是懺悔後又繼續沈溺，沈溺後再接著懺悔，由此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但正是這種懺悔感和自省意識的存在，構成了郁達夫的作品與張資平欲望小說的區別性。郁達夫借助於性苦悶寫出了生的苦悶和焦慮，有生命的反思和超越的意向，這正是其感性的沈溺與張資平的差異所在。盡管不能以低級和墮落來形容張資平的小說，但問題的關鍵是張資平把欲望中的沈溺當成了個體生命的拯救方式，卻不知道本能欲望中是沒有拯救的，而自省和懺悔意識中卻蘊含著通向自我救贖之路。

從這個角度看，《迷羊》是很值得分析的小說。小說的題目來自基督教的隱喻，意指上帝的迷途的羔羊。這種“迷途”，在《迷羊》中正表現為迷失於愛欲之途，小說既寫了感性的沈溺與放縱，又寫了失途的困惑與迷惘。讀者從小說中能感受到，在感性的放縱之中是沒有生存遠景和目標的，這就是所謂“迷羊”的含意。

迷途一說暗含著與基督教的救贖之間的關系，同時也透露著小說的自省性。而這種自省性在郁達夫相當一部分小說文本中，是以懺悔和自我壓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同時他的小說描摹的與其說是欲望的滿足，不如說是欲望的匱乏以及欲望對象的難以企及，最終則表現為一種壓抑的形式。因此，伊藤虎丸所謂郁達夫最早提出的“性”的問題，是在愛欲以及壓抑中呈露的，或者說是通過壓抑的形式才凸顯出來的。正是通過壓抑的形式，郁達夫建構了自己獨特的“愛欲”話語，同時這一話語與現代性機制之間建立了一種深刻的內在聯系。

福柯認為：“17世紀產生性壓抑，性壓抑的觀點是與資本主義同步發展起來的：它似與資產階級的秩序融為一體。”福柯進一步追問：“在這漫長的兩個世紀裏，性的歷史就是一部日趨嚴厲的壓抑史，我們今天是否已經擺脫了呢？”[29]至少在郁達夫的時代這種壓抑以“現代”的名義更趨於強化，郁達夫的作品就提供了關於壓抑的豐富文學樣本，揭示出這是一種現代所固有的壓抑，是隨著現代歷史和現代機制的生成而產生的[30]。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曾經留學日本的三個著名作家差不多都在同時期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在小說中處理壓抑主題。魯迅的《不周山》“取了茀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31]，女媧造人正是壓抑的結果。郭沫若的《殘春》則運用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狀寫受到壓抑的白日夢。盡管三個人都利用了弗洛伊德，但各自的指向是不盡相同的。魯迅關註在藝術創作中尋求本能的升華，郭沫若表現本我和超我的沖突，兩個人的力比多後來在政治領域尋找到了升華的方式。而郁達夫則始終體現為欲望對象的匱乏以及自我的壓抑。對身體與欲望的發現以及無法滿足，在郁達夫這裏是從匱乏開始，主人公的欲望也是在匱乏中發現的，否則一切欲望倘若都可以獲得實現，他就不會寫這些小說了。或者說正因為匱乏才使郁達夫真正發現了身體與性。如果進一步引述，可以說現代自我的萌發，正是始於匱乏，並以愛欲和壓抑的方式具體體現的。這種匱乏與壓抑成為郁達夫小說的一種貫穿模式。

從福柯到柄谷行人都力圖證明“壓抑”與匱乏乃是一種覆雜化的歷史作用。比如他們所共同關註的“權力”範疇，就是一個與壓抑相關的領域。福柯曾研究過“性的話語中規訓身體的權力機制的歷史”，他的研究表明：“權力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壓抑性的，而是用推論的方式塑造出‘性’和有著性欲的主體來。”[32]有研究者認為匱乏也與主體性的生成有相關性，貝爾西在《批評的實踐》中就認為：“缺乏恰恰是主體性的條件。”[33]柄谷行人亦主張“主體（主觀）”是在“壓抑下才得以成立，換言之，這正是‘肉體’的壓抑”[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