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總結

源於文化、制度、價值觀之上的軟實力，確實是一種重要的力量體現，但這種力量是需要有硬實力支撐的。畢竟跨文化溝通可以澄清事實進而有利於化解沖突，但兩情相悅也未必能建立起平等的權力的關系。二次世界大戰都與歐洲強國有關，顯然不是因為卷入的歐洲列強之間有多少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的差異（這與十字軍東征不同），而是因為利益沖突。戰與和，不是因為溝通才化解，而是硬實力在說話，是利益分割的妥協與平衡而短暫休止。也許正是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現代國際政治理論奠基人、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明確表示不讚成將人權、民主等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摻雜進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去，認為外交政策的第一考慮應是美國的國家利益[42]。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也認為，硬權力決定軟權力，或者硬權力是軟權力的基礎。他認為，物質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而經濟和軍事上的失敗則導致自我懷疑和認同危機。[43]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集體多次提出中國夢問題，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概念。如何深入理解、詮釋和傳播好“中國夢”、“中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是下一步推進中國國際軟實力傳播的難度與重點。需要指出的是，習近平已經明確指出了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通的。如果在國際傳播場，試圖割裂中國夢與美國夢、英國夢、印度夢的聯系，不承認中國的核心價值與世界各國核心價值可溝通性，那麽，中國的軟實力傳播就存在嚴重的斷裂。

 註釋

 [1] 周憲編著：《文化研究關鍵詞》，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頁。

 [2] Nye, Joseph S.,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990,p.33.

 [3] [美]約瑟夫·奈：《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1頁。

 [4] See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2、11.

 [5]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 Nye .Jr., Power and l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8.

 [6] 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美國研究》2005年第1期。

 [7] [美]約瑟夫·奈：《柔性權利》，吳家恒、方祖芳譯, 台北:時報文化2006年版，第56頁。

 [8] Joseph S. Nye, 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 Time ,1999 ,February22 :21.

 [9]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25.

 [10] [美]約瑟夫·奈：《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頁。

 [11] See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New York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3, Issue 2 , March/April 2004, p131.

 [12] Joseph S. Nye, Jr. , Think Again: 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 1 March, 2006,p. l.

 [13] 參見尹斌：《軟實力外交：歐盟的中東政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頁。

 [14]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32～33.

 [15]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33.

 [16] 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麽美國不能獨斷專行》， 鄭志國、何向東、楊德、唐建文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

 [17] [美]約瑟夫·奈：《柔性權利》，吳家恒、方祖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6年版，第19-20頁。

 [18] [美]約瑟夫·奈：《柔性權利》，吳家恒、方祖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6年版，第19-20頁。

 [19] [美]約瑟夫·奈：《柔性權利》，吳家恒、方祖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6年版，第20頁。

 [20] 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歷來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矛盾：一方面，沒有一個國家“在日常外交活動中比美國更務實”，而另一方面，又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參見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羅伯特·達爾也認為：“美利堅是一個高度註重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註意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讚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程度令人吃驚。”（轉引自傑裏爾·A.羅賽蒂：《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頁）。由此可以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是什麽突出的。

 [21] 溫燕、陳偉等：“巧實力”外交欲改變美國，《環球時報》2009年1月16日第7版。

 [22] 引自陳潔華：日本積極謀求參與歐洲事務，《國際展望》1990年第12期。

 [23] 參見[日]堀內生太郎：日本基金會的歷史與發展，《國外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24] [法]弗雷德裏克·馬特爾：《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劉成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14頁。

 [25] Christopher B. Whitney & David Shambaugh,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st Asia Institute,（2016-01-14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