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紅真:論汪曾祺散文文體與文章學傳統(3)

他的散文中,用情最真的是寫人物的部分。其中以相知的師友最感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知人”、“論世”(《萬裏上》)的原則,在他的這些文章中可謂盡善盡美。沈從文是他啟蒙的業師,也是他畢生崇拜的作家。關於沈從文以及他的作品,汪曾祺先生寫了近十篇文章。從性格為人、思想情趣,精神風貌都是通過點點滴滴的小事,通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大量細節娓娓道來,並且以審美的態度對他的貢獻作出獨特的評價,文學創作是“水邊的抒情詩人”,服裝史的研究則是“抒情的考古學”。這比一些沈從文研究專家,都更深入地進入了沈的情感世界。至於沈從文所受到的歷史誤解,他精神的寂寞,則抒發了不可克制的憤懣。除了儒家的文體意識,支撐著他人物散文的基本骨幹之外,《史記》的傳記筆法也滲透在他的文體中,抓住傳神的細節與語言,刻畫出一個人物的性格,小說家的才華增添了這些散文的韻致。比如《譚富英佚事》,突出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戲劇演員,“有意見不說,卻用行動表示”。只寫了他從小到老的幾件事,性格與精神風貌便躍然紙上。並且以舊小說的程式煞尾,翻出新意。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常常有著特殊的精神氣質,繼承了中國散文傳統的一路成就:“六朝重人物品藻,略略數語,皆具風神”(28)。關於西南聯大諸位教授的文字,尤其生動傳神,聞一多的強烈堅毅,金岳霖的有趣、唐蘭的率真……並且由此生發開去,概括出一個群體的精神品格:“西南聯大就是這樣一所大學,這樣的一種學風:寬容,坦蕩,率真。”(29) 進一步達到對文化精神的弘揚:“……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覆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漩渦中的砥柱。……安貧樂道,恬淡沖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30) 文體的意義直接和文化精神相連接,氣與體貫通流暢,使他的人物散文具有獨特的文化精神價值。

 汪曾祺散文中,遊記占了相當大的部分。他的遊記內容豐富,記山水,記風物,記民俗,記人物,記傳說,考辨古跡,聯想歷史,抒發感受。對於風景的描寫簡約而凝練,語言極其講究且富於變化。例如,他寫伊犁的斑鳩:“有鳩聲處,必多雨,且多大樹。鳴鳩都藏於深樹間。伊犁多雨。”(31) 語句的簡短,近於古文。可以看到他一再推崇的酈道元《水經註》的文體特色:“將一大境界納為數語,真大手筆。”(32) 而《泰山片石》則如話家常,以北京俗語入文,更多地是評價前人對於泰山的描寫,直抒胸臆:“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33) 兩相比較,他對於山水自然的欣賞,顯然建於歷史之上,這和儒家樂山樂水影響下的文化精神一脈相承,而他推崇杜甫而嘲笑李白,也分清了與神仙道教的界限。和現代的環保意識相融合,《猴王的羅曼史》是中國作家寫動物最具學理性的篇章。他為一個作家散文作的序中說:“寫山水,無非是寫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山水的默契,融合,一番邂逅,一度目成,一回莫逆。”其實看山看水看雨看日看橋看景,看的都是人生,“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34)。但是歷史又無時無處地不牽絆著他的腳步,使他不自覺地尋訪各種遺跡。《建文帝的下落》、《楊慎在寶山》都是追尋歷史人物的文字,但完全不同於士大夫的詠史,而是借歷史人物的命運抒發感慨。關於建文帝的一文,大量的篇幅是寫與他相關的內容,結尾處筆鋒一蕩,結束於武定壯雞,可謂大幽默。楊慎篇感動於他的悲劇,賦詩以為是“風流一種”,結尾推敲他的罪名,幹脆說:“楊升庵犯的是言論罪。”至於《蘇三監獄》,則是對於傳說的民眾心理的尊重。他對於歷史的興趣中包括了大量的民間文化的內容,遊記的文體中記錄著他采風式隨處的發現,以及學者型的思考。《泰山片石》中關於泰山奶奶——碧霞元君的傳說,分析出司生的女神其實反映出所有人內心封藏著的對於母親的記憶,所以說她是母親神。這很接近戴震稱“道”為“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的思想,而現代學術的文化史視角,則使他的遊記更具有民間心理的深度。他在接近人生終點的時候寫道:“我在這個世界走來走去,已經走了七十三年,我還能走得多遠,多久”(35) 這是他一生的象征,而他的遊記是最直接體現這象征的文體。

 他的自傳性散文是他散文中最美的部分。對於家世、老宅、祖父母、父親和母親、老師,以及童年密友的回憶都體現著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只回憶童年的生活,而回避40年間親屬的遭際,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美文的追求。他的景物描寫中透著寧靜的詩意,對於人物性格的白描中流淌著溫暖的親情。這樣近似兒童心靈一樣純粹的文體,具有樂園一樣的象征意義。文體的自由也可以追溯到儒家的經典:“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36) 而李贄所謂“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更是有形無形地體現為他的美學理想:“地域文學實際上是兒童文學……一切文學達到極致都是兒童文學。”(37) 他回憶童年的文章,從內容到文體都以極端的單純,體現著這樣的理想。即使有淡淡的哀傷,也沒有壓抑住天性。這是他美學理想的重要部分,決定著他散文的文體。“我不讚成什麽內容都可以寫進散文裏去,什麽文章都可以叫做散文,正如草花還是花,不是狗尾巴草”(38)。這一點是他被稱為唯美主義的原因。相對於童年的回憶,敘述離開家鄉以後經歷的大量散文則可以概括為“失樂園”。文筆也相對粗疏,但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態,少了的是詩情,多了的是憂憤以至自嘲。也正是這一部分文章,使人聯想到老莊哲學對他的影響。他將自己政治蒙冤之後的生活態度概括為“隨遇而安”,也可以說是夫子自道。由樂園到失樂園,他的自傳表達了人類一個永恒的共同主題。而他對於樂園不息的追求,則使他的一些回憶性的文字具有樂園一樣的抒情特征,比如大量關於昆明的散文,都具有廣義的明澈的詩性“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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