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裏有一個著名的“濠梁之辯”的故事,原文如下:“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二人的對話,有著非常深刻的哲學意蘊,後世論者言之甚多,見仁見智,不一而足。其實,簡單地說,莊子的感覺,不過是一種對客觀對象的主觀感發。從文學的觀點來看,當人們面對一篇作品時,情況也是類似的。

 一首詞的意思到底是什麽,有一個專指和能指的問題。在這方面,蘇軾的《卜算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是蘇軾在黃州所作的一首詞。盡管對“幽人”和“孤鴻”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有爭議,多數人還是認為,“幽人”就是“孤鴻”,因而全篇寫的就是,在月掛梧桐(應該是黎明時分)、漏斷(漏是古時計時的工具,有水漏和沙漏之分,漏斷就是指快要天亮了)人靜之際,只見一只孤鴻,來去不定,身影縹緲,似有無窮的不安,所以時時驚起,揀盡寒枝,不知何處可以棲身,心中幽怨無人能解,只能在淒冷的沙洲上,感到深重的寂寞。

 解讀這首詞的前提是對“鴻”的定位。鴻就是大雁。在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基本上可以認為,大雁是一種正面形象,所以蘇武的故事中就有雁足傳書的故事。漢代王逸的《離騷序》指出了古典闡釋學的一個思路:“《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則大雁無疑屬於“善鳥”。“善鳥”的背後當然是“善人”。蘇軾由於不滿新法擾民,以不同的方式發表意見,因而釀成“烏台詩案”,雖然僥幸逃得性命,仍然遭到貶謫。這首《卜算子》就是他被貶到黃州時所寫。到了南宋時期,蘇軾忠君愛國的形象已經確定無疑,所以,對這首本身也非常“縹緲”的詞作,也就有了富有深意的解讀,其中鲖陽居士的分析最具體,對後世影響也最大。他說:“‘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這無疑是要把這首詞納入儒家的闡釋系統中去解讀。《詩經·衛風》中有《考槃》一篇,雲:“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以此來比喻賢人獨處,仍然有所堅持。以此比附蘇軾被貶黃州,也頗有其邏輯上的圓足性。

 鲖陽居士以比興寄托之法來解讀蘇軾的這首詞,在詞學闡釋史上具有很大的開創性,所以清代張惠言編纂《詞選》,就全文照錄,以見認同。張惠言是常州詞派的開山祖師,他的看法對其後學影響很大。如譚獻雖然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覆堂詞錄》)的解讀方法,表現出比較開放的闡釋學思路,但他在評蘇軾《卜算子》時仍然延續的是張惠言的看法,說“臯文《詞選》,以《考槃》為比,其言非河漢也”(《譚評詞辨》)。譚獻是周濟的學生,周濟是董晉卿的學生,而董晉卿則是張惠言的外甥及學生,由此可見這種闡釋方法的一脈相承。

 然而,我們再來看同為常州後學的陳廷焯,其《白雨齋詞話》卷8對以比興解詞有以下的說法:“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台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沂孫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托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意。若興則難言之矣。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台》(殘雪庭除)等篇,亦庶乎近之矣。”在他看來,一首詞,如果字字譬喻,太實了,還不能稱之為比。即使有了深厚的托喻之意,如果托喻的指向太過具體,也還不能稱之為興。在他心目中,興的境界,即“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遠高於比,而他所舉出的能夠達到興的境界的例子,就有蘇軾的這首《卜算子》。

 就陳廷焯的思路來說,張、譚沿襲鲖陽居士的解讀方法,可能未免“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了,所以境界高出一等。但是,這裏有一個矛盾,似乎無可避免。雖然後來的王國維對張惠言深表不滿,曾經在其《人間詞話》中指出:“固哉,臯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臯文深文羅織。”由此可以看出,盡管張惠言是直接使用鲖陽居士的觀點,但在古代文化傳統中,使用當然也就意味著讚同,也就可以視為其本人的觀點。研究詞學的學者也公認,張惠言之後的周濟和譚獻等都是為了使得張的學說更為圓融,才進一步開拓的闡釋空間。那麽,理論和實際能夠完全符合嗎陳廷焯寫《白雨齋詞話》可以批評“喻可專指,義可強附”,譚獻表達詞學觀念,也可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是,陳廷焯雖然也有類似詞選的著作,卻並沒有具體去討論詞的命意,而譚獻則同時面臨著要對周濟的《詞辨》具體作評,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說出具體的看法。人們無法要求他們在面對具體詞作時,要求每一篇解讀,都要說明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蘊。事實上,不管一篇作品可能存在著多少種解讀,選家卻只可能選取其中的一種,這是否也意味著“喻可專指”呢

 冰山之所以有力量,是由於其八分之七都沈在水的下面。中國古代的批評家,由於選取的批評形式往往是詩話、詞話之類,具有非常顯著的印象式的特點,因此,他們的看法可能只是其整體學養的某一部分的體現,必須聯系很多個側面,才能得出全面的認識。所以,即使是張惠言,他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也只能選取一種說法,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那麽,是不是就因此可以認為他完全沒有開放的闡釋觀念呢也許,只是由於他缺少一種普遍理論性的說明。從這個意義來看,也許,周濟和譚獻等人所補充的,不是他的理論的缺陷,而只是他的操作的不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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