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我們這一代人的往事與隨想 ——文革50周年記 (上)

2006年,文革40周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組紀事性的文章,一共40篇,合在一起叫《童年紀事——文革》,但是在網上被編輯善意地改成了《童年回憶》。可見,那個時候文革就是一個敏感話題。今年文革50周年,我已經沒有再寫出50篇紀念文字的熱情了。但作為文革的親歷者,眼看文革正在被意識形態洗掉血跡,反塑成正當性的革命事件,我們有理由發出些許微弱的聲音,為這個時代留下證詞!

這就是開這個帖子的原因。準備寫五篇從個人視角反思文革的文字,不定期上傳,到5.16前完工。今天先拋出這個“引子”,後面將陸續上載正式的文章。特恭請同道指正,也靜待異類攻訐!

1、沒有祖先神靈佑護的一代

我的曾祖母是1960年餓死的。據母親說,我的曾祖母長得很高大肥胖,飯量有大。那時吃公共食堂,曾祖母已經年過八旬,不放心讓別人代為打飯——60年已經是一天兩頓稀粥,沒有飯吃了。曾祖母柱著拐杖,自己每天去打兩頓稀粥。大概是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曾祖母餓死了。母親說,人們都餓得沒有力氣,曾祖母出殯,沒人擡棺,因此,棺材沒有釘上,蓋子由本家幾個婦人擡著,草草埋掉了。後來爺爺每一次罵我們不孝時,都要說:60年為了不讓你們這些兔崽子餓死,我把我媽都餓死了!

爺爺罵的這些兔崽子不包括我——因為60年我還沒有出生。我很有幸,沒有趕上60年的大饑荒。這次饑荒讓我們村裏的人永遠難忘。後來農村流行憶苦思甜,據說好多次,站在上面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回憶的都是60年的大饑荒,而不是暗無天日的解放前。我沒有趕上60年,但是趕上了文革的尾巴。應該已經是70年代了,那時轟轟烈烈的時期結束了,但是文革開始深入到生活的細節和人們的精神層面。比如,清明,過年等,不讓上墳燒紙錢。我們家那時死去的親人,就是曾祖父,曾祖母。我的印象中沒有給他們上過墳。他們的墳地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其他的上墳日期記不得了,只有過年時的情形大概記得。70年代初,過年很簡單,有一陣子,也不讓養豬,或者養了豬要上交到公社。交到公社的豬重量必須達到110斤,因此,爺爺每次中途要給豬餵一頓食,讓它吃得飽飽的過秤。不記得是否有貨幣回報。過年沒有肉吃,嘴裏淡出個鳥來,這年過不過都一個樣。但是,大年三十晚上,天黑下來之後,爺爺都要弄幾樣祭品,到外面的野地裏,畫幾個圈圈,每個圈圈代表一個親人,燒一些紙錢。母親也會拿幾張紙,到田頭燒一下。按照當時的說法:過革命化的春節,其中包括不祭奠祖先。但是,家家都偷偷摸摸表示一下,不敢到墳頭去。

改革開放之後,氣氛寬松,清明、中秋、農歷十月一(給先人送冬衣)人們可以到墳頭燒紙了。爺爺那時執意把曾祖母的墳頭從水澆地遷到一個山頭——為了不被水沖壞。我當時對這些“迷信”的事情不熱衷,不能理解爺爺對曾祖母被餓死的那份歉疚。遷墳的事情也只是爺爺一個人忙碌。之後,年頭節下,爺爺都會準備祭品,在家裏舉行簡單的祭奠儀式。我在旁陪侍,聽爺爺嘴裏念念有詞,看爺爺臉上虔誠的樣子,我內心沒有對祖先的敬畏之心,有時還會覺得失笑。今天,我也開始漸入老境,而且身在異鄉,每年過年都要買一些紙錢,弄一點祭品,大年三十一個人,或者帶上兒子給死去的親人燒紙。

於是,我開始想:為什麼我的心中沒有祖先的位置,我為什麼對自己從那裏來這件事,沒有一點虔誠的崇敬。還有:我們,一個家庭,一個家族,那些儀式化的傳統,作為我們的祖先沒有白活,和我們沒有白活的憑證,為什麼沒有傳承下來!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心靈裏是怎麼被徹底消滅了的!比如,我自己,現在內心很想恢覆它們,但是,卻沒有一點內在的沖動支持,也不知道從哪裏開始。比如,爺爺實行的那些儀式,那是幾百年流行來的文化表征,當年被我當成迷信,在我這裏被截斷了,現在再也無法恢覆。那麼,是什麼讓我和我們失去了這些東西?現在追溯起來,原因只有一個:文革。當我們作為孩童,最應該膜拜活的傳統,參與活的傳統,根植活的傳統的時候,傳統的儀式被汙名,被禁止,而過了這個時期,傳統再也無法在我們心中植入。

現在,我們活在沒有祖先神靈佑護的精神空白狀態下,這是文革對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下下一代最大的遺禍,是歷史對我們最大的懲罰!

2、“愚妄”的理性

文革後期,即:林彪事件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懷疑的情緒,但是,我們不到10歲的孩子,自然不會感知這些政治下面的潛流。我們嘴上仍然互相學習,戲虐,取樂,對批判對象進行人格汙蔑。比如,當時流行的兒歌有:劉少奇的×,被王光美來揉——後面的歌詞不堪入耳。現在想來真是罪過。林彪事件後,林彪在我們的嘴上也變成了“林禿子”,葉群則是一個裹著頭巾,帶著黑色墨鏡的眼鏡蛇樣的子(後來的江青也好像是這個樣子)。

批林批孔運動應該是我們記憶比較清楚的文革事件。這件事讓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壞蛋,叫孔老二,一並知道還有少正卯等等歷史人物。這樣,孔聖人在我們的嘴裏成了輕薄的對象。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正尊輕而易舉地被我們徹底毀棄。批林批孔,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兩個人究竟有什麼聯系,但當時出版的漫畫小人書是讓我們大快朵頤的精神食糧。

一本漫畫,是畫沒落貴族貴族孔老二罪惡的一生的,以現在的眼光看,那本漫畫仍然是精品(前一段在網上流行,才知道是巴金撰文,某某繪制)。其中有一幅畫面我終身難忘。少正卯也開了講壇,孔門的學生很多學生被吸引去聽,孔老二門下冷落,慘淡經營,自己坐在講台上,指手畫腳,下面空空的地上,遠遠地只坐著一個顏回。關鍵是孔老二和顏回之間空空如也,隔得老遠。我至今讚嘆藝術的高超表現力!

正如,唯物主義所說:這件事顛覆了我們這些孩童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後來在1976年初,文革就要結束之際,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把村裏唯一留下的“四舊”之一:村廟,嘻嘻哈哈地就給拆掉了。拆廟之初,我們都故意逃學不去,大約是受大人指使,因為雖然經過文革洗禮,村裏的農民對拆掉廟宇還是不怎麼放心。後來,校長在高音喇叭上一遍一遍地喊:某某某的兒子某某某,盡快到學校參加勞動。大人沒有辦法,我們一個跟著一個到了學校。然後,校長勇敢地往“大殿”頂上攀爬,一不小心,差點栽下來,但是,神靈保佑(神靈保佑不了自己),他抓住了一根椽子,終於爬了上去,把山墻上的一塊瓦當揭下來,狠狠地摔了下來。

後來據說村上有些人家鬧鬼,但那也只是我們嘴上嘻嘻哈哈的談資,誰也沒有覺得這與我們有何相幹。

但是近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讓我們慢慢認識到文革對我的大腦構造的永久破壞。

大約是四五年前,我遇到一些信佛的朋友。我自己也讀過一些佛教的故事,甚至南華經,心經,金剛經也曾研讀,對色相,空空等概念也有一些體悟。一些信佛的朋友有意無意地提示我這點。有一陣子,有一個篤信佛教的學生,每隔一段時間,就到我家裏來聊天,他幾次讚賞我的“慧根”。他幾乎希望我參加一些佛事。但是,我最後理性拒絕,而且,把那個學生也得罪了。他再也沒有來找過我了。我不是不喜歡佛,但就是信不起來。

我對基督教一直很有好感。有一年去歐洲,在梵蒂岡參觀,看著歷代教宗莊嚴的墓地,我不無羨慕地對同行的朋友說:希望死後也埋在這裏。在知道我的大姐成了虔誠的基督教徒時,我在心裏也暗暗為她慶幸——我知道她找到了通向內心寧靜與和平之路。但是,我自己卻沒有勇氣接受基督教。有一次,一對網友,知道我對基督教的態度,來我家聊天。臨走,她們虔誠地為我祈禱——雙手合十,嘴裏念著禱詞。我在一旁慌得手足無措,希望她們的祈禱快快結束。我們真的無法接受她們的美意。

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麼不能像別人那樣,幸福地缽依一種宗教。我清醒地知道宗教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但是我的那一部分被永久奪去了,我無法放棄內心那些“愚妄”的理性和“邪惡”的執念。因為——小時候的文革事件在最恰當的時候,以最恰當的方式,介入了我的教育過程,改造了我的世界觀,毀壞了我大腦構造中的信念區域。

3、文革——我們的人生課堂

文革時期,我們正式孩提時代,除了對那個時代的貧窮感同身受之外,別的事情其實不大明白。有一段時間,大概是上學前,時間是在1969左右,我們對“辯論”特別感興趣。“辯論”我們的土話叫“罵仗”。這是從大人們那裏學來的。一般都像演劇一樣,在開始之前,各自分配角色。你是某某某,你是某某某。這某某某都是有真名實姓的大人。這些人之間常常“辯論”,我們在在一旁看熱鬧,小孩子記憶力很好,能記住他們的每一句對話。我們的“罵仗”台詞就是重覆大人們之間的“實況”。現在好像就記得學過“余三”——我一個同學的父親,他和誰“辯論”現在記不得了。

大人們常常是在辯論國家大事。當時的國家大事就是圍繞文革的什麼走資派、反修防修、劉少奇、紅衛兵等等。我們模仿大人罵仗有兩個東西必須“像”:一個是語言不能走樣。大多數時候,那些政治術語,一個六七歲的小孩記不準確,旁邊就會有人提示。另一個是罵仗的氣勢要足,不能輸。那個時候,大人之間辯論是辯不出勝負的,就看誰的聲音大。其實,兩邊的聲音都很大。那麼,怎麼決定勝負呢?在大人們看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勝利了,對方輸理。我們孩子看不懂,就看誰氣勢大。

上學之後,這種辯論衰落了。當時學校的道德教育就是三忠於四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熱愛毛主席等等)。關於愛的教育除了對毛主席的愛,就是對公共財物的愛,即:為了保護生產隊的一顆辣椒,你應該獻出生命。至於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尊重,都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東西,一概作垃圾摒棄。在家裏我也想不起來大人們做過什麼人生觀的教育。有一次,三哥在院子裏跳得老高,大聲地宣稱要和爺爺華擎界限,作為地富反壞右之一的爺爺只好沈默,他無法理直氣壯地和三哥辯論——那是一個反向教育的年代。

當時,我們最有收獲的遊戲就是“偷”。今天想來,對我們這些惡行毫無負疚感,更無負罪感。“偷”一個是偷別人的東西,但絕對不是入室偷竊,這裏的“偷”,僅限於樹上的水果。幾個小朋友,一個放哨,一個接應,身手最好的一個翻墻入內實施偷竊。偷來之後大家分享。還有一種就是偷外村來叫賣貨的人,這時偷來的東西是讓可以別人的羨慕的炫耀品。另外一種就是偷生產隊的東西。果園裏的果子,或者是菜地裏的菜。幾個小孩子,聚在一起,踩好了點,就在風高月黑的夜晚實施。偷到最後,我們會禁不住對自己家裏的東西發起邪念——把大人辛辛苦苦藏起來的錢物偷出來揮霍。

文革時期,大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被扭曲,社會處於價值觀顛倒的時期。我們沒有接受應有的道德教育和行為規範,沒有形成基本的準則和教養。就對自己的影響而言“禍及今天”。比如,很難對神聖的東西有敬畏感,自己的行為很多時候都會遷就外部環境,用權宜之計解釋自己行為中的“罪責”。比如,說謊,在任何價值體系中都是一個“罪惡”,但在我們的價值體系中就成了“無傷大雅”的習慣。比如,辯論,我們大多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看誰的氣勢足,到最後,就是看誰的嘴臟——在我們集體無意識中,從來不是以臟為恥,而是覺得只要達到結果,骯臟就不是問題。我們這一代失去了反思和懺悔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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