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述”的時代

秦始皇統一天下,廢除了分封制,將郡縣制推行到全國。從此,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對地方資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國性的地理總志,以及從各個側面介紹地方情況的著作,就在這樣的氣候下蓬勃成長起來。它們的名目繁多,稱為地記、地志、都邑簿、郡書、圖經等等。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它們統稱為“雜述”(見劉知幾《史通》卷十)。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繁榮的雜述,為綜合性地方志的誕生準備了一片沃土。


千峰競秀的史地雜著


秦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它在統一全國之後,只維持了短短的十幾年,沒有來得及留下什麽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無疑要收集大量各國的圖書文檔,以備治理天下參考。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占領了秦國都城鹹陽,其他將領爭著分取金銀財帛,只有丞相蕭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圖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積累的有關各地的材料。因此,劉邦得以詳細地知道天下的關塞險要,戶口多少,兵力強弱和民眾的疾苦,為他最後戰勝項羽奪取天下作了必要的準備。

待到國家穩定了,漢朝政府隨即命令全國各地,將記載經濟、貢賦等情況的“計書”和記載山川、風俗的“郡國地志”上報給太史。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到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裏的資料已經相當齊全。這是全國各地要統一向中央匯送本地資料的最早的歷史記載。

統一的局面,充足的資料,以及中央集權政府對全國加強行政管理的需要,為編寫全國地理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西漢成帝時,宰相張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贛調查全國的風俗,編成《地理志》一書,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東漢末年,擔任蘭台令史的班固,利用蘭台(漢代宮廷收藏圖書檔案的處所)的圖籍,吸收朱贛等人的成果,寫成《漢書·地理志》。這是班固所著的西漢史《漢書》中的一篇,是我國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區為綱編寫的地理總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經》、《禹貢》一類古地理書那樣以自然的山河劃分區域,而是在簡述西漢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況以後,以主要的筆墨,按照西漢的行政區劃,分別敘述每一地區的戶口、山脈、河流、關塞、祠廟、物產等。它條理清楚,材料翔實,是我國地理學著作中一部劃時代的代表作,成為以後歷代編寫“正史”地理志的典範。 由於《漢書·地理志》只限於記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會方面的內容,所以它還不等於地方志中的全國總志,但是它為以後編修全國總志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此後,全國性的地理志還有一些,如東漢應劭的《十三州記》、北魏闞〔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晉代的《太康地志》、陳朝顧野王的《輿地志》等,不過它們的影響都不及《漢書·地理志》,而且都失傳了。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是晉代摯虞編的《畿服經》,據《隋書·經籍志》介紹,此書有170卷。它除了和《漢書·地理志》一樣地記載地理、風俗外,還記載了“先賢舊好”,開創了地志記述人物的先例,這就向兼記史地的地方志靠攏了一步。有人就根據這一點,認為《畿服經》已經是地方志的雛型了。

除了全國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種地區性的史地雜著應運而生。它們以一郡一縣為記敘對象,內容多樣,體裁各別。歸納起來,大致可分三大類:一類是地理書,一類是地方史,一類是人物志。

地理書基本上是先秦地理書的承續,數量最多的是地記,也稱為地志。如東漢王褒的《雲陽記》(陜西三原)、李尤的《蜀記》(四川)、陳術的《益州記》(四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幾種《荊州記》(湖北)等。它們一般只記載疆域、山川、道裏、物產、風俗,少數已註意到記錄歷史典故、古跡和傳說。地記不是奉命編寫的官方材料,它們的作者多出身於當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當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這些作者自身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當地有感情,有細致的觀察,為了給地方豪族增光,還往往借地記誇耀鄉裏的富盛,風光的幽美,因此寫來文筆流暢,生動如見。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荊州記》,記長江三峽的奇麗景色:

“三峽七百裏,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崖疊嶂,隱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日月。……有時朝發白帝,暮至江陵,其間一千二百裏,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春夏之時,則素湍綠潭,迥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瑩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空岫傳響,哀轉九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回,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引自《藝文類聚》卷七)

地記、地志中,有一些只記錄一個地區的某一個方面。如《廬山記》、《漢水記》、《湘中山水記》專記山水;《諸番風俗記》專記風俗;《洛陽伽藍記》專記寺廟;《交州異物志》、《涼州異物志》、《南方草木狀》專記物產,等等。它們可以說是後來專志的先驅。

專門記載都市情況的稱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東漢的《三輔黃圖》還能看到後人的輯本。“三輔”是漢代長安附近的京兆尹、左馮〔ping憑〕翊、右扶風三個政區,相當於現在的西安、鹹陽一帶。它們從三個方向夾輔京師長安,所以合稱“三輔”。《三輔黃圖》本來有圖有文,後來只剩下一些被別的著作引用過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記載了長安地區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學、祠廟、街市、樓觀、官署、倉庫、廄圈、橋梁、陵墓等,也記載了一些當地的風俗。後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藍本。都邑簿顯然是後世都邑志的先聲。

圖經實際上也是地志一類,不過它是從古地圖演變而來的。

秦漢以後,繪制地圖的技術更趨成熟。為了表達更覆雜的內容,有的地圖更附有文字說明。《漢書·地理志》中,就有兩處引了《秦地圖》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出土三幅西漢初年的地圖,一幅地形圖,一幅駐軍圖,一幅城邑圖。畫的主要是漢初所封的長沙國的南部,即今湘江上遊瀟水流域一帶。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繪制的地圖。這三幅用途不同的圖,圖例統一,比例大致適當,圖上不僅有山脈河流的名稱,還有居民戶數的統計。小小的長沙國擁有這樣相當不錯的地圖,由此可以推想漢初制圖用圖的一般水平。漢朝宮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圖。西晉的裴秀,是我國傑出的地圖學家。他在晉初做過尚書令,佐理國家軍政,由於職務關系,就曾看到過國家收存的大批漢代地圖。不過裴秀對這些地圖的準確性很不滿意,他經過認真考訂,編成了我國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禹貢地圖集》,同時總結前人的經驗,創立了一套科學的繪制地圖的理論,成為我國傳統地圖學的創始人。

隨著地圖的應用領域不斷拓寬,一部分地圖根據需要,註釋的文字越來越詳細,漸漸形成了一種有圖有說的新體裁,這就是圖經。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圖經,是東漢的《巴郡圖經》。東漢的巴郡在今重慶市南的巴縣一帶。《巴郡圖經》的圖早已沒有了,只保留了被晉代《華陽國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郡太守但望在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說:“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余裏。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裏,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裏……。”但望認為巴郡面積太大,管理非常困難,官吏休假探親,來回幾千裏,一年也回不來;發生了盜賊,捕盜的人要十天才能趕到出事地點,盜賊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議將巴郡分成兩個郡。從但望的語氣推想,“圖經”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並且可以引以為據的官方資料。既然地處偏遠的巴郡有圖經,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屬縣、鹽鐵之類官員的設置、戶口的多少和道裏的遠近,都是當時圖經記載的重要內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編纂的,主要供政府參考,在社會上很少流傳,所以我們今天對它的了解只有這一些。

以記述地方人物為主的著作稱為“郡書”。先秦的典籍中雖然有許多生動的人物故事,卻並沒有人物傳記專書。實行郡縣制以後,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為了解決官吏的來源,必須有一套選拔人才的辦法。漢代主要采用“察舉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薦品德好或學問好的人,有“孝廉”、“賢良方正”、“秀才”(後來避劉秀名改稱“茂才”)、“明經”等等名目。魏晉南北朝則實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設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當地有“聲望”的人擔任。他們根據鄉黨的評論選拔優秀人才,將選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為九品,上報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職。這兩種辦法都是以輿論的“公議”為基礎的,這就推動了社會上評議人物的風氣,從而推動了傳記的發展。

從西漢末年開始,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強盛起來,尤其到魏晉南北朝,形成了門閥制度。所謂“門閥”,就是歷代相傳的名門貴室。他們在地方上有權有勢,聲勢大,關系多,評論和推薦人物的大權都壟斷在他們手裏。這些世家大族為了不斷擴大本族的影響,鞏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權,競相編寫地方人物傳記,以標榜自己的門第高貴,誇耀本族的人才出眾,於是“郡書”風行一時。東漢光武帝劉秀做了皇帝以後,為了表彰他家鄉的人物,下令編纂《南陽風俗傳》,一般認為這是編寫郡書的開始。此後,如東漢有《陳留耆舊傳》、《巴蜀耆舊傳》等;三國時有《汝南先賢傳》、《會稽先賢傳》、《吳先賢傳》等;魏晉時期有《益部耆舊傳》、《山陽耆舊傳》、《蜀後賢傳》、《會稽後賢傳》、《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後世地方志都用專卷記載一方人物的事跡,可以說是起源於此。唐代劉知幾曾批評當時郡書的通病是“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說好不說壞。這種風氣也對後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響。

地方史則是古代國別史的發展,以記述一個地區的歷史為主。現在知道的,如江蘇、浙江地區有東漢的《越絕書》及其後的《吳越春秋》;四川地區從西漢到晉代先後有10來種《蜀本紀》、《蜀王本紀》,還有東晉常璩〔qu瞿〕的《華陽國志》等。

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史地雜述,大多已經失傳了,現在還可以知道書名的不過100多種。這百多種著作,涉及今天的18個省區。其中記述四川的有《蜀記》、《蜀志》等十幾種,僅晉人記述名城洛陽的就有《洛陽記》等六種,由此我們可以遙想當年此類著作的興旺景象。從整體來看,撰述者的筆已經涉及了地理和歷史、自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為綜合性地方志的出現作好了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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