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義和團病的不定期呻吟——後殖民語境討論中的另一種偏向引進的煩惱(下)

還是要玩心跳

面對文化精品和經濟壓力。我們沒什麼選擇。還是要玩心跳,就是要不遺余力、喪心病狂地以有趣味的形式表現民族和世界的共同的倫理價值觀和人的基本情感。這是《獅子王》吼聲的力量所在。我們只能以這種看似最簡單的辦法去撥動觀眾的心弦,搔到大眾心靈底層的癢處。

《獅子王》的內涵簡單嗎,並不簡單。它以友誼、愛情、家族內部的柔情和基本的善惡判斷為撼動觀眾感情的基礎。在此之上還使用了改造模式的敘事方法,揉進了無深度的思想、無評判的價值觀等現代語言遊戲。卦象占卜也都用來豐富劇作,以使欣賞本劇的觀眾面更大、人更多,成年人不是也發現令人怦然心動和會心微笑之處嗎。甚至連禪宗的意味都用上了。老教父拉非齊狒狒敲在辛巴頭上的那一棍就是六祖壇經、曹溪佛唱的回聲。更不用說,本片的動物擬人神情、非洲自然景色是畫得極認真、極見功力的。它還在動物世界的爭鬥中用上了中國武打片的動作設計。《紅蕃區》,不也是這樣。在道德層面,它有正義戰勝邪惡的正氣、敢於和強大的惡勢力打鬥的雄心、和善必揚、惡必懲的信心。這幫助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恐懼消除許多,使我們面對異化的社會更增加幾分好好活下去的責任感和勇氣。在視覺效果上,《紅蕃區》以極度的敬業精神給我們提供了視覺奇觀和聽覺享受。

要玩心跳就是要以大家內心都可接受的倫理、契約去作為藝術品的道德支柱。商業社會需要的是更具備超越性的規則、全球的共同倫理社行為規範,而商業電影的底層正是這種倫理價值觀。我認為,後期的《007》影片是革命的,它讓各國的政治家和弧膽英雄去共同打擊犯罪而不是搞冷戰。《紅蕃區》是革命的,它肯定的是人的尊嚴、法律的尊嚴。《漂亮的女人》是革命的,它承認了以合理利己主義為重要信條的商業倫理,又在愛情和商業發展這兩個方面超越了現存的冰冷現實。它歌頌的是以道德的資本贏來的愛情和掙錢要資助教育、搞工業建設的講道德的資本。

什麼叫革命,管它叫明天就是。這種共同美感和共同契約的建立是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重大、革命性、歷史性任務。中國正在步入商業社會,這個門檻並不那麼好跨。商業社會的銀行、會計法規系統好建立,更為久遠、艱巨的任務是在大眾心理深處建立一整套商業倫理。這些倫理的許多價值觀是和權力社會相異或相反的。在這個倫理系統中受到尊重的許多概念對我們是陌生的:合理利己、講究信用、個人奮鬥,不靠父母和權勢;遵守規則、平等競爭巧取豪奪不允許;勤勞致富、思考致富,均貧富的農民起義情結要徹底鏟除。這種文化形態將構成新文化潮的主流。這種共同倫理和契約是我們今天的商業社會最需要的,也是最難建立的。這是現實的、可見的,又是革命的,是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



拿出去主義和話語新空間

那一種論調是更深地掉進了後殖民主義說法的圈套。是築起長城、鼓吹設防的城市還是面對呼喊與細語都提倡敢於對話的態度。我認為還是要勇於引進,建立經濟上的競爭態勢,在話語上,要全面聽取、在這之後才是大膽對話。否則,不就成了掩耳盜鈴、閉門造車。交流是基礎,在這基礎上才可能對話。這是一個真正的信心、尊嚴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的意義是,我國觀眾有權利並有可能和其它國家的觀眾一起看最新的電影,可以同時享用人類文明的碩果。如果有信心,輸入輸出都是自然的。美國著名學者阿爾溫•托夫勒也曾指出另一種大趨勢:“中國自己就可以成為科學、思想發展的源泉、中國自己就可以成為生產者,它有這種潛力和能力。中國不僅是一個知識消費者,它還是一個制造者。文化的產品或者文化的生產,過去一直是西方往東方流動,那麼,現在它可能由東方流向西方”。我們要積極地參與競爭,在一個信息擴散、信息平等的世界,積極參與話語的競爭和美學的競爭才可能更加平等。大家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來競爭。在今日中國,我們已經看到了話語輸出和交流的典範。在拿來主義之後,是拿出去主義。《紅蕃區》、《警察的故事》在電影語言和動作、視覺效果設計上已經可以給好萊塢上一課。我在斯泰龍拍的《探古與卡什》一片中已看到《警察故事》的影響,許多動作還不如香港的吳宇森、成龍拍得有沖擊力。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背靠背,臉對臉》、《飲食男女》、《喜宴》、《霸王別姬》等影片中,我看到了更成功的話語交流。這些影片克服 了影響的焦慮,在世界現存的十分完美、嚴密的美學市場上點了一塊地盤。它們尋找和開拓了新的話語空間。它們都創造了一些新的說法和玩法、畫法、寫法,這就成功地滲透、擠入已有的話語場,這在今天同時具有政治經濟意義。誰不想當爭當美學大國。同時,這裏頭有錢。想知道姬怎樣別霸王,去看成龍的花拳秀腿,想去聞朱師傅那千人魚翅大餐的香味是要掏錢的。

《飲食男女》用非經典(舊好萊塢式的情節劇)式的敘事法講了一個多年齡、多種道德觀、多地域的觀眾都關註的故事。;李安的影片中明顯地看到美國主流電影的影響,可其鏡語陳示和敘事構架又是非經典的。影片中用了許多非戲劇化敘事法,但在許多細膩處理和呼應之處又看出作者掌握好萊塢電影劇作法的功力。這些似相識的用法造成了能指的錯位和虛邊,提供了新的趣味和多層讀解的空間。《飲食男女》看上去是個所謂的很中國化故事,可它實際卻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典範。編劇之一詹姆斯•卡姆斯自稱“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近乎白癡”。他為了編此劇讀了許多傳統美學和儒家、老莊和孫中山、毛澤東的書,但他覺得並沒有對中國人有更多的了解。結果他是用猶太人的角度來看故事,把劇中的人物全部都想成猶太人來寫。結果怎麼樣?我們都看到了。這事符合筆者的想法,寫到跳動人心處,各地的百姓都會心跳。《陽光燦爛的日子》則用了獨特的視角,隨意的鏡語風格去展示青春的沖動,那個被人註視、爭論、表現了許多的所謂“重大”歷史倒反而只成了一塊背景。

這些影片都使用又改變了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電影語言和敘事模式,認真地探討了中國人的文化、習慣,變化的價值心理和歷史的情結、記憶。它們在展示的同時有反思、在嚴肅的同時有輕松。在今天,我們只要認認真真地說話,還是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聲,笑出自己的腔調,按自己的嗓子去叫。這樣,在世界的藝術舞台和政治講壇上可以發出聲音。否則,反覆念叨義和團的咒語是不可能刀槍不入,設起城市的大防的。 

1995年9月於京郊朱辛莊
發表於《讀書》1996年3期,作者授權天益發布

(收藏自2006-07-30 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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