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香港國際書展“名作家論壇”發言稿

我是平頭百姓，體制內職員，拿退休金老婦，不是作家。我的專業是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不懂文學和文學理論。我寫的東西很不像樣。我今天站在這裏，不過是講兩句心裏話。

先說說我對“跨疆域寫作”主題的看法。“跨疆域”寫作和旅遊不同，不是你想跨就跨，想不跨就不跨。對此，我有些初步又粗淺的體會，可概括為八個“沒想到”。當初寫了有關父輩幾個故事請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寫得行不行？順便也以這樣的方式給自己過六十歲生日。沒想到被朋友介紹給一本雜志，刊出了。刊出後，沒想到被人上了網。傳開後，沒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說經過刪節處理可以編成書，出版。出版後，沒想到暢銷。暢銷後，沒想到被禁。被禁後，沒想到有那麽多的盜版（約120萬冊以上）。大陸的“往事”被禁和盜版後，沒想到獲獎。獲獎後，沒想到授獎者被傳訊，獲獎人被列入“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有了這樣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那你和你的書肯定“跨疆域”了。也就是說跨不跨不在作者，在於禁。一禁就跨。其實，文學的“跨疆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立足本土。

文學，需要情感，需要想象，需要思想，還需要形式。我以為更需要真實。對社會而言，有一部真的歷史比有一部好的文學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敘述存在許多的遮蔽、歪曲、假象和謊言的話，我們的文學多少就要有一些“擔待”，擔待起一點表達、表現真實的義務和責任。文學藝術作品得以世代相傳，正如英國人毛姆所言——蓋因“它是人類經受種種苦難艱辛和絕望掙紮的最後證明。只要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天頂上畫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亞寫出了那些台詞，以及濟慈唱出了他的頌歌，數以百萬計的人便沒有白活，白白受苦，也沒有白死。”可見，真實是文學藝術的終極價值，而非一般價值。何況中國歷來就有於“正史”之外，寫“野史”、“筆記”、“掌故”的傳統。它們因未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修理”，而有可能更家接近於本體的真實。

想寫出真實嗎？你就要面向現實，用自己的眼睛面向現實。從創作方法看，我們這個國家是最提倡現實主義的。它一直被當作口號寫進文件、寫入教科書，全世界可能沒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的。可是，一旦提筆寫真實，問題就來了。現實題材幾乎就成了當代文學藝術的“雷區””和“禁區”，更別說觸及“鎮反”、“肅反”、“三五反”、“反右”、“三年饑荒”、“文革”的題材了。聽說今年“抗戰”題材也歸入了“敏感類”。最近有篇文章認為“今世不會再有蔡元培”，即被上邊指責為“越線”。上個世紀的後五十年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問題在哪裏？在於完善又隱蔽的官方查禁制度？當然，與它們有重要、密切之關系。這些機構和制度也非今日才有，早在元明清就被皇上發明和使用了。要不然咱屈原、李白——這兩個世界文化名人為啥只能產生於春秋戰國、大唐，而很難活在有了東廠錦衣衛的明朝呢。但這不是今天的議題。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沒有了外在壓力，我們個個就都直逼魯迅了嗎？就“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了嗎？換句話說，我們巴望的不就是寫作自由嗎？真的有了自由，就有了佳作？我懷疑。恐怕仍是孔雀開屏，難得一見。

由於我們有意忽略作者和現實的關系，犧牲了許多的實在性和現實性，對生存的本質和生存的批判就勢必變得或軟弱、或曖昧。在金錢、利潤、市場的操弄下，踏著“奔小康”的整齊節拍，甚至把當代史、苦難史權做了床上史、狂歡史。某些文人、作家也並不比普通百姓高貴多少，他們同樣膽怯市儈、茍且無聊。寫作是為了能生存的更好，自己也願意被權勢利用。人之處世，無論是強硬的反抗，還是柔軟的妥協，還是介乎強硬與柔軟之間的活著，都是姿態，也是常態。但在精神表達上當是實在的，很實在的。因為在人的生存意志面對現實的時候，無一不是本色、本質、本真的自我呈現。在這個基本點上，請問有誰能夠例外？識文斷字的我在獄中奉命記錄難友的言論，是本真。抓捕關押的“八九”精英審訊時痛哭流涕且和盤托出、是本色。正是基於人的生存的現實，才形成了少雕飾的現實主義美學。現在大陸很時髦“人文精神”。在“人文”二字裏，是不是且慢說“文”之優、之潔、之雅，我們立馬要做的是直接顯現“人”——顯現那些現實化的生存訴求和生活場景，顯現那些卑賤、平凡的無數的“中國化人生”。任何精神終歸來自生存境況！就從這一點看，且慢高奏社會主義文藝繁榮凱歌，要緊的是要有一點人道主義傾向吧？有了現實精神，有了人的精神，再加上點文學訓練和技巧，那咱就一定能多多少少地“跨疆域”了。諸君，在下不知說對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