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歷史記憶的處理：前蘇聯大清洗與體制反思 

1994年，米哈爾科夫一反慣用的輕喜劇風格，用悲愴、深沈的情緒創作了一部以斯大林極權統治時期為背景的《烈日灼人》。

影片的故事不算複雜：1936年夏天，紅軍師長、戰鬥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瑪露莎、小女兒娜佳在鄉間別墅洗土耳其浴，一個農民跑來請他去阻攔在軍事演習中踐踏農田的紅軍坦克，科托夫趕去阻止了坦克的前進。 一個長髮長鬚、戴著墨鏡的怪人走進別墅。此人摘掉臉上的化裝後，人們興奮地認出他就是瑪露莎以前的戀人米迪亞，他離開這個家已經十年，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借著給娜佳講故事，米迪亞道出了自己的經歷：當年，米迪亞正打算與心愛的姑娘瑪露莎結婚。可這時紅軍命令他前往巴黎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否則他就自身難保。為了能夠早日回到瑪露莎身邊，米迪亞選擇了前者，沒想到一走就是十年。今天，米迪亞很不情願地來到這所房子執行任務，他看到一切都早已經物是人非。通過講故事，米迪亞讓瑪露莎明白了一個更大的秘密，當年下命令讓他離開祖國、離開戀人的紅軍軍官正是瑪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亞私下向科托夫透露了此行的真實目的，兩個小時後他將以叛國罪名逮捕科托夫。他提醒並允許科托夫“正常”地處理剩下的時間：按原先的安排與家人踢球、接受少先隊員的敬禮、跟女兒逗樂等。而科托夫因為自己與斯大林關系良好而似乎顯得神閑氣定。時間到了，軍裝整齊的科托夫被米迪亞和幾個秘密警察帶上汽車。科托夫在車裏被打得滿臉是血。終於明白了自己和家人面臨著什麽，他嚎哭起來。 回到莫斯科的寓所，米迪亞在浴缸裏用剃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為一部反思歷史的影片，《烈日灼人》並沒有簡單地以好人受誣陷和壞人乘機作惡來總結和認識當時政治環境的恐怖。影片沒有樹立那種面對邪惡能夠獨善其身的道德英雄，也沒有塑造一個笑傲迫害、面對死亡還能把酒放歌的革命英雄。導演沒有用個人偶然遭遇苦難的故事去消解或者闡釋那個年代的荒誕，而是描繪出人在特定的社會時期所面對的境遇，從而較深刻地揭示了和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統治的某些性質和在這種體制下人性會顯現出一些什麽樣的微妙形態。

顯然是為了給自己用影像進行的思考呈現一個富有質感的背景，《烈日灼人》在敘事中用仆人菲利普讀報紙非常具體地交代出影片故事發生的日期，那就是1936年8月1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開始公開審訊之後的幾天。在真實歷史中，這是大清洗開始的時間標志，那次審判共判處16人死刑，不許上訴，予以處決。此後，1937年1月23日和1938年3月2日至13日，前蘇聯最高法院又進行了第2次和第三次公開審訊。在第3次公開審訊中，布哈林等人被指控且自己也積極承認充當外國間諜，要復辟資本主義，布哈林等19人被判處死刑。如果按照瓦倫提諾（Valentino）的觀點，斯大林的清洗運動完全是一種屠殺（Mass Killing）。他的定義是：“故意成批殺害任何一個非戰鬥團體的成員（施害人所認定的團體及其人員）”。（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wenti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0）據記載，“在大清洗中有500萬人受牽連，30——40萬人被處決。1936——1939年間，有120萬以上的黨員被捕。蘇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捕，占56%，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98名被槍決，占70%。會後選出的17名政治局成員有5名被害，1名自殺。第一批紅軍元帥5人中有3人被處死。15名集團軍司令有13名被殺。”（引自張延玲等主編：《世界通史》，南方出版社2000年，第五卷2114頁）

二、可怕的剝奪者與可怕的被剝奪者

1、剝奪者是可怕的

由導演本人扮演的科托夫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形象，他講人情、有理想；對妻子和女兒，他充滿柔情；對老百姓的莊稼，他愛護有加；對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他有堅定的信念。他明確地告訴妻子，如果祖國召喚，他會離開可愛的妻子、女兒而服從祖國。而且他的理想是建立在對人的愛之上，他對女兒說：“你的腳後跟將永遠是圓圓的，將會永遠柔軟……我們建立蘇維埃就是為了這個。” （引自P.伊布拉吉姆別科夫 H.米哈爾科夫編劇 胡榕譯《太陽灼人》電影劇本，載《世界電影》1997年第4期）我們在影片中並沒有看到他的某種出於農民起義情結的階級仇恨或者奪得江山後那種李自成、洪秀全式的張狂、貪婪和對“失敗階級”的恐懼。當然，他也因為是革命的功臣而憑借“舞會、鮮花”接收了美麗的姑娘和革命前的資產階級人家的別墅，他成了這個以前的音樂家家庭的主人。對於自己在大清洗時期的地位，他是有自信的，這種自信僅僅來自於他跟斯大林的良好關系。

對這個人物，讀者可以有兩種具有天壤之別的看法。在有的讀者看來，他是個受到奸佞小人迫害的大丈夫，是個偉岸、光明的革命英雄。而且，如果這樣看這個人，我們也可以或者必須把這部影片對前蘇聯的描寫看作是一種對舊式圖景和那個昨日理想的成功修復。本片劇本的中文譯者認為：導演米哈爾科夫“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俄羅斯人，他感興趣的是祖國的歷史，呈現給觀眾的是一道被暴風雨沖刷過的但並沒有徹底沖毀的風景。”對於科托夫的形象，劇本的中文譯者也認為是一個被小人詆毀和陷害或者受到祖國和領袖誤解的英雄。這位學者是這樣分析的：“影片的創作者把出身於貴族家庭的知識分子米迪亞設計成一個內心蒼白、自私虛偽，為功利而背叛愛情的機會主義者，而把布爾什維克鬥士科托夫描寫為一個無所畏懼的英雄，並以他那不同凡響的英勇、浪漫。熱愛生命，更珍惜理想的個性感染觀眾。”（胡榕：《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與<太陽灼人>》載《世界電影》1997年第4期。）

對科托夫還有另一種看法。他是革命收獲機的駕駛員；他在極權主義統治的政治絞肉機上的有著複雜的定位：他既是隨時被填進最高統治者那血盆大口的犧牲者，又是閃閃發光的螺絲釘。“如果說米迪亞把靈魂交給了魔鬼，那麽科托夫便是舉辦這場交接儀式的那人，並代表魔鬼一方在抵押書上簽了字，以魔鬼的名義接納了這個人的墮落。在這個遊戲中科托夫顯得一點也不仁慈。他十分通曉這其中的遊戲規則。”“科托夫表面上與米迪亞反差很大：米迪亞文質彬彬、富有教養，科托夫純樸、憨直，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有著共同的內在命運。” （崔衛平著《帶傷的黎明》青島出版社1998年129頁，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