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明:後殖民史詩與雙重化敘事策略(1)

——解讀德裏克·沃爾科特的《奧梅羅斯》

內容提要:當代聖盧西亞詩人德裏克·沃爾科特的長詩《奧梅羅斯》是一部後殖民時代的史詩。史詩運用雙重化敘事策略,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挪用了荷馬史詩、聖經和《神曲》中的基本情節、場景和人物原型,通過對創傷、戰爭、追憶和尋根等文化隱喻的雙重化處理,既借助西方經典文本的話語權和傳播力量發出了被壓抑的聲音,又重寫和顛覆了西方經典文本。通過雙重化敘事策略,詩人確認和建構了混雜的文化身份,顯示了多種文化在對話中共存的真正意義。

 

本文要探討的是德裏克·沃爾科特的代表作《奧梅羅斯》(1990)。這部史詩的發表為這位聖盧西亞詩人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全世界都聽到了一位黑皮膚的荷馬從加勒比,這個前帝國的邊陲發出的聲音。

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史詩總是意味著對偉大的過去的追憶和對部族英雄的歌頌。但是,對於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大洲的移民組成、長期遭受殖民奴役、生活在無根狀態下,直到1979年才獲得獨立的民族來說,過去留給他們的除了痛苦、屈辱和創傷之外,又還有什麼?那麼,作為加勒比後殖民作家的沃爾科特為何還要選擇用史詩這種古老的形式來敘述歷史或神話?作為一部後殖民時代的史詩,《奧梅羅斯》如何通過史詩這種古老的形式來確認自己和自己所屬的社團的文化身份,他以何種特殊的敘事策略來表述歷史,這種特殊的敘事方式又具有怎樣的普遍意義和價值?

 

1.混雜身份與雙重化策略

 

從文化/種族身份上來看,沃爾科特與其他當代加勒比作家相比,似乎處在一種非常獨特甚至尷尬的地位。他既不像布萊斯維特或蘭明那樣有一個可以明確追溯的非洲譜系,也不像V.S.奈保爾那樣具有純粹的印度-婆羅門血統;作為一個兼有英國、非洲和荷蘭血統的混血兒,他有點像多米尼加的克裏奧爾女作家簡·裏斯,然而,他的膚色又沒有後者那樣的白。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

我只是一個熱愛海洋的紅種黑人,

我受過紮實的殖民教育,

我身上有荷蘭、黑人和英國成份

我既微不足道,又是一個民族。(CLC,WALCOTT,296)

對沃爾科特來說,混血的、雜交的身份,既是一種不幸,也是一種大幸,他曾說,"作為一個混血兒,當我看到阿善堤(Ashanti,非洲西部阿善堤地區的人)這個詞時,就像看到沃裏克郡(Warwickshire)這個詞一樣,會產生某種刺痛感。兩者都與分別與我的祖父的根相連,兩者都無法給這個私生子,這個雜交人,這個西印度人帶去驕傲或或洗清恥辱"。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獲得了一種比這更為廣闊的血統;整個世界都是他的家,他說過,"所謂成熟就是同化每個祖先的特征。"正因為沒有一個可以線性追溯的譜系,反而使詩人獲得了更大的想像和創造空間。他可以自由來往於他喜愛的英語和本土的克裏奧爾方言、西方經典和本土經驗之間,運用雙重化的敘事策略和互文性的結構方法,精心編織起一個又一個具有鮮明的跨文化色彩的詩歌文本。

在談到沃爾科特詩歌創作的特征時,批評家們喜用的一個詞是"中間或夾縫"(between,inbetween)。XXX指出,像沃爾科特這樣一個具有混血種族的人,具有一種言說種族問題的特權。帝國強調血統的純正,對雜交懷有恐懼感,而混血則是對種族分類的解構,對界線的踐踏,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間"也許是他的詩歌的關鍵詞。(CLC,WALCOTT,296)保拉·本內特認為,對混血和克裏奧爾化的表述(身體和語言的雜交)是沃爾科特文學創作的中心。他刻畫的加勒比典型本質上是覆數的,並且是帶著殖民創傷進入創造的。對他來說,處在"夾縫中的地位(在文化中猶如在身體中),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希望。等級制的西方執著於直線式追蹤起源,在沃爾科特詩學中,與這種強調起源的特權性相反的是,此地和現在(here and now )"。(PAULA BURNETT,2000,20)

"夾縫"這個詞可以用來與另一個後殖民批評常用的術語"雙重化"(doubling)互相對照著來看。如果說"夾縫"更多地著眼於後殖民作家內在的精神狀態,那麼"雙重化"則是它的外在化和藝術化。盡管不同的批評家對雙重化有著不同的理解1,但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後殖民意義上的雙重化大體說來包含兩層意思:首先,雙重化指的是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轉換關系:作家在寫作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個人體驗作為民族經驗來描述,作家的個人史往往成為他/她所屬的社會的歷史縮影或集體記憶。這樣,小敘事(小寫的他/她的故事)就被編織進大敘事(大寫的"他的故事"即歷史)之中,這也就是弗裏德裏克·詹姆遜所說的"第三世界的文學都是民族寓言"的意思。其次,雙重化又指本土經驗的表述與西方經典之間的轉換關系。後殖民作家大都受過西方教育,運用西方強勢語言創作(或在其中攙雜一些本土方言),因此,他們在創作時處處會有意無意地借用或挪用西方經典中的形象、結構、體式等作為自己作品的結構框架或敘事要素。他/她所寫的或許是某個特定的地方發生的事件或本土的經驗,但由於借助了西方經典已被公認的話語權力,就能將這種本土經驗擴展或上升到某種普世性高度,使之具備了某種跨文化的傳播能力,從而使得長期被壓抑的聲音被世界(主要是第一世界)所聽見。而這種敘事(或許應稱之為"反敘事")反過來又形成了對經典文本的一種改寫和顛覆。正如南非作家庫切(J。M。COETZEE)所說,"對於一種權力神話的回應不一定是反抗,因為如果這種神話預言了反抗,那麼反抗只能加強這種神話。神話科學告訴我們,一種巧妙的反抗是顛覆和改寫這種神話。"(BURNETT,97)沃爾科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新殖民主義,用拉什迪的話來說就是"逆寫帝國",即在持續不斷地顛覆和改寫神話的同時,創造自己所屬的民族或族群的神話。

在《奧梅羅斯》中,沃爾科特正是利用了來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資源,通過運用雙重化手法,創造了一個詩性的世界。來自不同歷史時空的文化碎片猶如宇宙大爆炸後的碎片被拋入詩人的精神視野的太空,通過他的想像力融為一體,傳達出一種歷史的暗示力量。這正是詩人所說的,打碎一個花瓶,再把它整合起來的藝術。詩人在《奧梅羅斯》中大膽挪用了荷馬史詩、聖經、《神曲》等西方經典文本中的形象、情節和原型,通過細針密線的互文性手法,將有著不同起源的文化碎片精心編織在一起,織出了一部具有豐富內涵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加勒比史詩。借用保爾·茨威格(PAUL ZWEIG)的話來說,這部史詩是"自我之歌"--一首"治療的史詩"。詩中的每個人物都代表了西印度遺產中不幸的一個方面,隨著詩的進展,這些不幸的方面既得到了治療又得到了舒服的調解。(CLC160,P299)

 

2.雙重化敘事:創傷與戰爭

 

按照一位西方學者的觀點,《奧梅羅斯》全詩7卷可分為三個部分。1-2卷是雙重化的《伊利亞特》,展示了各種文化上的疾病和診斷。3-5卷是全詩的主體,講述了主角阿基琉斯想像中的非洲尋根之旅,敘述模式從荷馬式的史詩轉換為但丁式的地獄之旅。6-7卷回到現實中的聖盧西亞,這個美麗的島國由於迎合西方旅遊者而變成越來越商業化。全詩最後以一種僵局為結尾,那就是旅遊工業對島民的開發利用和敘述者對他們農業的、非商業化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化懷念。("難道我將他們的貧窮制造了我自己的樂園?")

史詩的場景設置在詩人的家鄉聖盧西亞。全詩一開頭出現的是創傷的意象。一位名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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