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如何談論“文學教育”(上)

可再往前推,他們的老師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從北大畢業的。若從百年中國高等教育著眼,這兩所旗鼓相當且相互激勵的名校,在學風上雖有明顯差異,唯獨在“政治與學術的糾葛”這個話題上,誰都做不了主。相對於國家意識形態,個人的心境與才華、學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學傳統等,不說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見絀。1978年以後,這四位清華畢業生重新煥發青春,大展宏圖,以至深刻影響了北大八十年代的“文學教育”,固然可喜可賀,可那也是拜改革開放之賜,而主要不取決於個人意志。說到底,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個體選擇的自由以及自我設計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暫時擱置這四位教授的學術貢獻,就說進入八十年代,如何承上啟下,促成了薪火相傳。學位制度的建立,使得這種苦心孤詣成為可能。開列1978年以後這四位教授指導的研究生名單(吳組緗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四名;林庚指導碩士生一名、博士生兩名;季鎮淮指導碩士生四名;王瑤指導碩士生十名、博士生五名),熟悉當代中國教育史及學術史的讀者馬上會有如下反應:除了王瑤先生,其他三位先生指導研究生的數量實在太少了。開始招收研究生的1978年,吳組緗70歲、林庚68歲、季鎮淮65歲;最後一個學生畢業時,吳組緗88歲、林庚88歲、季鎮淮74歲,照常規確實早就該退休了。可這中間那麼多年,為了把舞台讓給下一代學者,北大沒像其他大學那樣,充分發揮這些老先生的經驗與智慧(想想南京大學的程千帆、北京師範大學的鐘敬文、蘇州大學的錢仲聯),實在有點可惜。

 這就說到人格熏陶與學問承傳的關系。說實話,七八十歲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強的中年教授那樣,手把手地教你讀書做學問。可八十年代的中國,中文系還能吸引很多絕頂聰明的好學生;考入師門的,根本用不著手把手教。其實,老教授指導研究生,長處不在有形的學問,而在一種精神,一種氣象,一種人格魅力。想到這些,我對北大當初的固守制度,沒讓老先生多帶研究生耿耿於懷(不只中文系,人文學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務由副導師負責,老先生只是掛名,不時與學生聊聊天,都會有很好的效果。我說的“效果”,不是給學生提供“象征資本”,讓其日後可在人前吹牛;而是從老先生那裏,確實能感受到老大學的精神與風采。我並不主張神化“民國大學”,但我承認,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幸虧有這麼一批飽經滄桑的老學人,讓我們得以接續民國年間若幹好大學的優良傳統——這裏就包括了老北大與老清華。

 那是一個遙遠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滅的記憶。借辨析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等老一輩學者的足跡,我們得以觸摸此兼及古今、貫通文史、關心政治的學術傳統,同時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許,這是上一代學者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精神遺產。

 

三、 “學問”底下的“溫情”

 在我看來,所有思想轉變、文學革命、制度創新等,最後都必須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比如,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不全靠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大聲吶喊,更得益於教育部的一紙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先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4月,教育部又發一個通告,明令國民學校除一二年級國文科改為語體文外,其他各科教科書,亦相應改用語體文。以此為分界線,此前的爭論,乃風起於青萍之末;此後的推廣,則屬於余波蕩漾。

 教育很重要,那麼誰在研究呢?你可能脫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學院了。各大學的教育學院主要關注的是教育學原理、比較教育學、教育經濟與管理、課程與教學論等,至於我關心的“大學史”,不能說沒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談論中國大學,希望兼及歷史與現狀,且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人文學者的“越界寫作”反而顯得更有優勢。

最近二十年,在自家專業之外,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探討大學問題,先被譏為野狐禪,後逐漸得到了認可。將“教育學”與“中國文學”這兩個不同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流於生拉硬扯,不是很容易的。從《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有此念想,到《老北大的故事》開始嘗試,其中得失成敗,甘苦自知。眼下這本《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自認為是較好地將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進。增訂本的序言是這樣結束的:記得我第一次認真討論文學史問題,是二十年前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其中有這麼一句:“不只將其作為文學觀念和知識體系來描述,更作為一種教育體制來把握,方能理解這一百年中國人的‘文學史’建設。”日後我的很多論述,都是圍繞這句話打轉。相對於學界其他同仁,我之談論文學史,更多地從教育體制入手,這也算是別有幽懷。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

 從大學的“文學史”,一直談到中小學的“語文課”,二者雖有關系,但不能混為一談。主辦方原本想用“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作為本次活動的主題,我謝絕了。我知道,那樣擬題,可以吸引更多的聽眾,尤其是中小學教師以及關心孩子成長的家長們。可那不是我的工作重點;大學史、大學制度、大學精神以及大學裏的文學教育,這方面我關注較多,也比較有心得。

 不僅是研究對象,這裏還包含教學實踐。記得王瑤先生告誡諸位弟子——在大學教書,站穩講台是第一位的。不要自我辯解,說我學問很大,只是拙於言辭,或心思不在此。講課也是一門學問,風格可以迥異,但用心不用心,學生是能感受到的。此書最得意的一章,是《“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既有宏闊的學術史視野,又關切當下中國的大學課堂。

 你或許隱約感覺到,這書既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又似乎別有幽懷。可以說,這是我做學問的一個特點——所言、所論、所思、所感,並不在真空狀態,總有一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在裏面。當然,這也與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特點有關——與當下中國“剪不斷理還亂”,故研究者多既有學問上的追求,又有精神性的探索,以及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解惑。

 

四、發言姿態與寫作策略

 作為學院派的人文學者,講求“實事求是”——著述效果,最好是“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實在做不到,那也必須能“自圓其說”。除此之外,還追求章太炎所說的“學以救弊”——面對滾滾紅塵,學者的責任包括“自立”、“審視”與“糾偏”。順風呼喊,事半功倍;逆水行舟,則難度要大得多。明知“人微言輕”,也得盡力發聲,即便說了等於白說,也得“立此存照”。

 我的學生為《大學新語》寫書評,從“制動裝置”的角度肯定我的立場(參見袁一丹《大學轉型亟需制動裝置而非加速器》,2016年6月2日《文匯報》)。我不開車,對此裝置的意義體會不夠真切;而且,我認定,在當下中國,作為個體的讀書人,面對滾滾大潮,你連剎車的權力與意識都可能缺乏。我更喜歡使用另一個比喻,那就是壓艙石——此類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左不右的立場、態度及論述,其存在價值,就好像雖不顯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對平衡、不至於過分搖擺、顛簸乃至傾覆的壓艙石。

 想象整個社會兩極分化,有人特左,有人極右;有人向東,有人往西;有人高喊,有人沈默,兩者相加就成了“中道”,那是很不現實的。必須是中道立場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見,才能容納那些方向不同乃至截然對立的“異端”。當然,無論是當下的記者,還是日後的史家,為了論述方便,往往傾向於選擇極端性的言論作為例證。但在我看來,極端言論雖好記且容易流傳,不代表社會的發展方向與主要動力。

 理性地思考,冷靜地表述,很可能兩邊不討好。但這是我的自覺選擇。我喜歡胡適等人創辦《獨立評論》的立場與思路,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必須添上一句“時髦不能動”。在大眾傳媒鋪天蓋地的當下,拒絕“時髦”,意味著沒有“辨識度”。記得二十年前,有聰明人透露玄機:管他什麼立場,先冒出頭來,再做自我調整。我了解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論述策略,但因年齡、性情及學養,不喜歡這麼做。除了立場的一以貫之,還特別警惕“過猶不及”;每有論述,講究的是分寸感。

 除了跨學科的難處,如何兼及專家與大眾,同樣讓人頭痛。當下中國,專家可敬,通人更難得。作為有人間情懷的學者,我希望寫書時能“扶老攜幼”,也就是說,大小兼顧。說句玩笑話,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盤”,轉化成出版,便成了各有所長、互不幹擾的“大書小書落一盤”。

 這其實很不容易。如果你的假想讀者是專家,他們了解學界的歷史及現狀,也讀過你以往的著作,那樣的話,盡可放心地“千裏走單騎”,沒必要嘮嘮叨叨。可如果是一般讀者,手頭就只有這麼一冊書,這個時候,你怎麼做才能既避免自我重覆,而又不會顯得支離破碎?說到這,想起兩個成功的範例,一是周作人的散文,二是王元化的劄記。

 周作人的文抄體,談論的人很多,這裏不贅。尊重讀者的閱讀興趣,加上對傳統筆記情有獨鐘,王元化寫作時喜歡化繁為簡。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短簡》收文153則,1992年香港三聯書店的《思辨發微》收文200余則,199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思辨隨筆》做了不少增刪,先後印行九版四萬冊,最後“閃亮登場”的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錄》。後者收錄1940—2002年間王元化各類思辨劄記377則,十分精彩,多潛心思考所得,是從自家歷年文章中摘錄的,可惜只注年代,沒注出處,回到原文有困難。喜歡周作人的“文抄”或王元化的“劄記”,都是讀書較多的人,故樂見其采用“互見”的辦法。但如果只寫或只讀一本書,則最好是“自成起訖”。

 早年撰寫《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等,落筆前就有整體構思,是作為獨立著作來經營的。日後我出版的好多書籍,其實是論文結集。讀者偶然拿起這本書,會追問你為什麼這裏缺一塊,那裏多一角。你不能要求讀者全都順著你的寫作歷程,不間斷地追蹤閱讀。這就說到著作與文集的差異——後者沒有封閉結構,可因應時事及心境,不斷地修訂與增添,寫作者很方便,閱讀者則不一定喜歡。

 這回南航與當當合作,聘我當“閱讀大使”,我在發言中提及:喜歡在飛機上或高鐵上讀書,因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周圍很安靜,沒有電話打擾,收拾心情,擱置雜事,一段旅程讀完一冊小書,效果極佳。作為讀者,要學會根據自己的時間、趣味及學養選書;作為作者及出版社,則應根據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及教育水準,推出更多與時俱進、軟硬適中的“大家小書”。

 回頭看這本《六說文學教育》,很遺憾,仍然是編出來的,並非一氣呵成。造成這種局限,除了志趣、時間與才能外,還與現代學術評價機制有關——作為大學教授,我們已經習慣於先寫論文,在報刊上發表,而後才結集成書。

 既給專業讀者寫“大書”,也給普通讀者寫“小書”,分開做,問題不是很大;但如果希望這“小書”既有獨特且深入的探索,又讓讀者感覺有趣,那可就是個不小的挑戰。在知識傳播的金字塔時代,你可以憑借自身的地位及名望,誘使讀者硬著頭皮閱讀,逐漸進入你的視野及思路。可如今,傳播方式變了,不再是逐級放大,而是一步到位。除了鐵桿粉絲,一般讀者只有五到十分鐘的耐心,讀不下去,馬上扔掉走人。這個時代的寫作者,若不滿足於只在專業圈子裏打轉,而是追求既有學術深度,又能影響社會,怎麼辦,還能獨自遠行嗎?另一方面,過多地考慮讀者的趣味,會不會降低標準,趨於媚俗?很遺憾,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找到魚與熊掌兼得的解決方案。就像這本《六說文學教育》,文體上比較靈活,但內在思路仍是“文章結集”。何時才能自由揮灑,寫出專家與大眾都認可的“可愛的小書”,目前仍然只是心向往之。(愛思想網站 201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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