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卻必須有共同的語言

2014年5月8日上午,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北京大學出席舊作《如何寫學術論文》新增訂簡體版新書發表會,並以“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卻必須有共同的語言”為題發表談話。宋楚瑜強調:“真正的世界語言不是英文,而是嚴謹的論證與邏輯。”希望兩岸年輕人能夠反思中國思想中的“仁德”與“均富”思想,發揚“中國特色的仁均王道”,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大夢(Macro-Dream),更能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小夢成真(Micro-Dreams)。

 朱善璐書記、王恩哥校長、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能夠有機會獲得北京大學的青睞,將多年前的拙著《如何寫學術論文?》,重新修正付梓出版,並邀請楚瑜來到這所百年來、引領中國風潮的學術殿堂北京大學,在此舉辦個人的新書發表會。

 這是一本治學基礎的書,是我三十年前剛從美國回到台灣時的著作,我想在此談談當年寫這本書的一些心路歷程。

 當時的台灣剛開始走向富裕和開放,出口導向的經濟讓台灣逐漸與世界接軌,在社會上也出現不同的聲音,各種思想、理論開始沖撞,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尤其在社會科學界,由於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以實驗印證假設,所以很多爭論最後常流於意氣之爭。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背後想傳達的概念是:“真正的世界語言不是英文,而是嚴謹的論證與邏輯。”當時我擔任蔣經國先生的秘書,為了不與學術脫節,依規定在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各兼一門課、一個禮拜四小時,發現有些同學,書念得很多,但表達上卻過於龐雜,很容易落入“吊書袋”的陷阱,於是我想,是否可以將我在美國所學的一些方法論與寫作論文的規範,引到台灣來,讓台灣的學生寫作論文時有所依循?!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很受歡迎,幾年中一連三版九刷,而我必須坦白向諸位報告,我更高興的是能補充新的註釋,修正後由北京大學出版。

 Indeed,北京大學是中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成為與北大密切相關的詞匯。在中國近代史上,北大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楚瑜說這段話,不是要恭維北大,而是想到當年“北大人”要救亡圖存、要愛國、要求進步,就找到“德先生”和“賽先生”。

 我認為其實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骨子裏就是反思傳統文化、探索強國之道,這不就和“如何寫學術論文”相類似嗎?!質言之,就是How to do it and for whom? And by whom?(如何做?為誰而做?)當年“五四”運動時,提出的答案是“民主”與“科學”。

 所謂“科學”,就是要“可以驗證”、“可以覆制”,每個人都可以提出一堆假設,就像胡適先生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窮理致知,需要的都是這樣一套嚴謹的邏輯系統、論證過程、與可被驗證的方法論。只有共通的邏輯與嚴謹的表達方式,才能獲得認同。所以,賽先生就是發現問題、尋找答案。

 毛主席說得好:“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當大家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達到相同的調研結果,這套方法就是一套“共同的語言”。寫論文是如此,做科學實驗是如此,探討社會與政治問題也應是如此;所以對一個現代的文明人來說,科學不僅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態度,當我們都有這套嚴謹的方法和邏輯思維,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

 我們和任何人溝通,不論是哪國人或說哪國話,都可以氣婉而理直。這就是當年我出這本書的動機,現在到“北大”——這個“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能再將此書修正出版,真是深感榮幸(快慰平生)。

 而當大家都有了這種共同的邏輯語言,任何的個人、團體、企業、甚至國家社會,才能逐漸消除“大哥永遠是對的”、“會吵的孩子有糖吃”、“一言不合,拳腳相向”的文明落後現象,才能讓社會上不同的聲音,有個共同的溝通語言,讓真理愈辯愈明,讓社會愈研究愈進步。

 我常說,歐洲人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發明蒸汽機與發現新大陸,而是人權與自由的概念;美國人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打贏希特勒和發明計算機,而是平等的概念,也就是“人生而平等”,所追求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是西方“民主”的精髓。那中國人呢?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民主”和“市場經濟”反不如中國人的“仁(愛)”與“均(富)”這兩個字,更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普世價值。

 什麽叫“仁”?我的體會:“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前我們都把“仁”在英文中譯為“benevolence”;在台灣,現在不少人常將“仁”解釋為“同理心”,英文中沒有相對應的字,勉強譯為“empathy”、“empathetic”。

 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中,“仁”的概念貫穿了佛家的悲天憫人,儒家的人倫相處之道、孝悌忠信,禮運大同篇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的“斧斤以時入林”、“不可竭澤而漁”及道家的善政無為、天人合一等概念,講的都是節用愛人,仁心及於天地,與現代人所說的社會福利與環保概念不謀而合。因此,政治上、中國人講行仁政、仁民愛物,社會上講人倫,行醫的人講“仁心仁術”,仁,就是整個社會的黏著劑與潤滑劑,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人與自然間的和諧相處,民族與民族之間和平共存。

 因為有了愛人之心、惻隱之心、同理之心,所以在經濟上,中國人講求“均富”。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西方“民主”贏者全拿,財團運用“財”去影響立法,以錢換權、以權去謀取更多的錢,這也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走上偏差;結果,世界產生最嚴重的根本問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中國因為有“均富”、“藏富於民”的思維及傳統,所以中國比起其它國家,更早在發展階段中註意到這個問題,並且著手改進。

 就像大陸主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似的概念,在蔣經國先生時代,便在台灣實施過。蔣經國先生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時,人均只有482美元,到1988年經國先生過世,人均已達5829美元,16年間成長了11倍。在這十六年主政期間,台灣最高所得前五分之一的家庭,與最低所得後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在4.5倍左右的水平。可惜的是,後任執政者並沒有繼續堅持他的政策。

 百年前在這個地方,五四運動揭開了“德先生”與“賽先生”救中國的序幕,而今天,中國將要迎向世界舞台,實現偉大的中國夢,依據的核心概念,不是利己、而是推己及人、計利應計天下利;昨天、2014年5月7日,習總書記表示,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進心理距離;習總書記又說,我們真誠希望台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台灣同胞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

 這就是“仁民愛物”!“仁”與“均”這兩樣歐美列強所缺乏、而在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概念,而且剛好對應上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缺憾,為人類提供了解決的方向。

 各位同學,今年是甲午年,所有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20年前慘痛的教訓與恥辱,但就像2009年我去遼寧沈陽參觀918紀念館時的題字,面對過去、面對強權,我們需要的態度是:“生氣不如爭氣,自強而不自滿。”200年來,很多中國人生氣、甚至喪氣,但國家要前進,需要的是爭氣、而不是生氣的年輕人。有爭氣的中國年輕人,才有未來揚眉吐氣的中國;有爭氣的中國人、才有爭氣的中國。

 各位好朋友,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更是愛吃辣椒的湖南人。我們有不同的生活環境,但我們有共同的血源,更有相同的文化涵養;可能在許多事上,我們有不同的意見與聲音,卻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正如整個中華民族要迎向世界、實現中國夢時,我們不會以冷戰時代的敵我矛盾概念,將一切非我族類視為敵人,而會以“仁”與“均”的宏觀文明,“中華價值(China Value)”透過嚴謹與邏輯的溝通語言,與強調分享、共享、分工合作的新時代世界潮流接軌,從心理上、思想上,引發全世界的共鳴,讓全人類對中國人、中國社會、與中國文明,刮目相看。

 各位好朋友,我衷心期望,未來的中國,不但能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能推廣“中國特色的仁均王道”,讓兩岸一家親,共圓中華夢,讓兩岸人民,尤其是兩岸的年輕人,能夠一起擁有無限寬廣的未來!這個夢不只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大夢(Macro-Dream),更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小夢成真(Micro-Dreams),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對諸位的未來也充滿期待和祝福!

 謝謝各位!

 來源:自立晚報(收藏自2014-05-14 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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