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中文是一種文化底蘊 2

 《左傳》裏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並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後,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什麽罪名,才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於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後這位老兄自己帶著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於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系親屬。巫臣知道後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疲於奔命”而死,疲於奔命這個詞就是這麽來的。他怎麽做到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裏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麽一個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註解。但是不管怎麽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也沒有人逼著我去這麽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裏英文讓位於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2.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這樣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這裏不講了,只講中文教學。它對中文特別重視。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瑯瑯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幹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應該說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裏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挑著念一點,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麽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我家裏頭碰到的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我想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麽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欣賞得不得了,甚至於自己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著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我必須要怎麽樣。所以我就覺得有人說“五四”以後文化斷裂,我覺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到是沒有斷裂的。


 3.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麽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1950年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鉆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志裏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裏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於“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松,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幹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麽看什麽,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麽叫“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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