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章詒和大姐忽然來電話,興沖沖地問我故鄉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問,那你認識一個叫譚宗派的老人嗎?我笑問:你怎麼會知道他的啊?她說她第一次回故鄉安徽,在那裏的一個故老和她談起了我的家鄉,並向她推薦了老譚——這是一個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對章大姐笑道,這是我的至交,沒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他悲辛的一生……

老譚——我一直叫他老譚,與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實,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父輩年紀。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們就這樣沒大沒小地訂交以來,故鄉街面上,鮮有不知我與他深厚淵源的。

那時,我是縣教研室的菜鳥科員,他是縣志辦打零工的編輯寫手。而他剛剛出獄未久,徹底平反的申訴,還正在頻繁奔走苦求之中。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學愛好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藝男青年。

整整兩代人,卻因為閉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雖曰蕭條異代,竟然也一見如故地相知相惜了。

那時我大學歸來,青春潑皮,在小城橫來直去,很有些揮斥方遒的公子哥惡態。

老譚則是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獄回來,還不免有種劫後余生的謙謹——但那表面的恭順與和藹背後,依然能覺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這樣一個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裏是眼空無物,且不與人群的。

 

 

老譚身形魁梧,高一米八十,與我初識之日,不過四十有六,正當壯年。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撥亂反正,社會略顯松綁。身為牢釋人員的他,尚未更正其賤民身份,但依舊積極樂觀,似乎看不出絲毫怨恨。他鏡片後面的小眼,總是笑意盈盈,和我們詩社那幫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處。因為貧困,他從不煙酒。

其時,我和一幫兄弟在創辦地下詩刊《剝棗》,老譚雖非社中同人,卻是積極的參與者。我們組織詩會,則更多仰賴他的協助。他在勞改隊辦黑板報,練就一手標準的美術字,但凡寫大字會標之類,全看他一個人在那畫字並剪貼。我們有些活動偏激,他便在一邊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獄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種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為我調到宣傳部之後,計劃編寫一本“話說利川”的閑書。我強調必須借用老譚,上級開恩,就成全了我這一企圖。於是,我和老譚得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一起出入整個縣域的鄉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時間裏,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這個隔絕世界二十年的流徒,竟然對故鄉民俗文化和文史如此爛熟。

他帶著我走鄉轉村,深入邊僻之野,訪古問道。通常,在那些崎嶇泥濘中,我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昂首闊步。剛出獄那兩年,他就是挑著擔子,憑借漆匠的手藝,整日行走在這樣的艱難之中尋覓口糧的。他熟知哪裏有風景,哪裏有遺賢;他指著沿途的墓葬告訴我,這裏是巴人的懸崖穴墓,那裏有拾骨葬的古俗;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漢民的廬墓——把墳墓安在家裏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禮。

那時鄉下沒有招待所客棧之類,我們總要借居農戶,搭夥寒門。老譚總是很快就能和山胞們搭訕熟悉,會將最接近幹凈一點的床鋪讓與我睡;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風情和禮儀,會唱山歌、孝歌和號子。他仔細教我分辨哪是石工號子,哪是擡喪號子。可以說,關於故鄉的那些民間文藝,我的知識多半取之於老譚。

 

 

老譚終於在1982年獲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被安排在民族宗教局,後再調入文物館,還算是用其所長。

老譚的妻子,是其出獄之後所娶的一個極端賢良和勤勞的農婦,靠擺攤賣親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類,勉強幫老譚貼補家用。老譚夫婦中年得子,白屋之中,一樣珍如珠貝。老譚見我喜歡那孩子的頑劣,便送給我做“教子”,幾歲的娃娃,呀呀歡叫著我這個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這樣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個簡單的古禮。老嫂子專門備了一桌好菜,我則給孩子送去一套讀物和一把玩具劍,意思是要他長大也明白書劍恩仇。

後來我出山,每還,必與老譚長談。再後來,又輪到了我坐他坐過的牢房。他,劉鎮西和我,山裏一代代讀過一點書的人,似乎宿命般地都要被押解到省城,有前輩曾經的坎壈,也就不覺得自個的艱難了。

等我出獄再見老譚,他已然滿頭星霜。老少兩代罪人相視一笑,背身掩飾著各自的淚痕。依舊必請回家,依舊老嫂子親炊的土菜,依舊我獨酌,他陪茶。這對老夫妻臉上密布皺紋裏,卻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來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戀,被老師訓誡和同學嘲諷,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狀元的他,堅決棄學,眼看高考在即,兩老束手無策。等到我在北京安營紮寨了,老譚電話求告,說孩子休學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讀之後又被網絡迷途,要求退學。他準備帶孩子到北大校醫那兒去治療,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將他父子迎來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療,我則請老譚幫忙看稿編輯,順便開支一份工資以便聊補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譚,工資幾百元,老妻亦衰朽殘年,依舊還在寒冷的菜市守著那些壇壇罐罐。老話說,落葉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們一家的捉襟見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們,杯水車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盡釋寒門的重負?

很多時候,我深感困惑,他的苦難到底是命中註定,還是時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時代即被改寫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樣限定了他的後來。

 

 

我想不清楚究竟怎樣來給老譚定位。幾乎每一個縣市小鎮,都有一個或幾個類似老譚的人存在。他們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於故紙堆讀寫並傳承著民間的道統。他們平生寒苦,不逐蝸名微利;白眼朝天,萬事雞蟲,看穿了浮世的淺薄與功利,只是低調,仿佛卑微,而實則睥睨冠蓋地活著。他們在漏雨深巷中堅守古禮,在寒泉淡食裏甘之若飴,在世界的檻外、微醺的樽邊獨自冷笑,抑或歌哭……這就是貫穿千古中國的遺民。

老譚出生於1935年。三歲之時,正值抗日戰爭中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武漢會戰——開始,省府敗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亂世,由每一個國民分擔。老譚家並非巴人之後,他的始祖是蒙古軍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鎮守南蠻。元朝覆滅後,分駐僻野的蒙兵無法北歸草原,只好在明初落業當地,他的祖上則歸為譚峒安撫司所轄,因此改巴人姓氏為譚。

其後明清兩朝,列祖有的當過總兵、知縣,封過侯爺。但多數都是平民,於歷史上無足輕重。老譚的父親在光緒新政時,曾出任縣衙吏員、警員。後辭職,在家和吏員葉松甫父女、仵作楊志清一起,悉心研習揚琴,成為利川揚琴曲的首創人員之一。琴書自樂到民國,家道敗落,但他卻和秀才黃成緒一起創作了大量“揚琴曲子”(劇本)。可惜,這些劇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鄉間的樂者,自古都是師曠一輩人物的精神傳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經濟,以身入衙門為恥。老譚的家訓是“人生莫當官,當官必作冤。孝義要牢記,讀書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績名列前茅,卻因體檢而落第;而他的同學,不乏清華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報刊發表組詩,在當日的山中,可謂俊才風流。但是,未能上大學的他,只好到硫磺廠打工。也許因粗通化學,後又調到工藝廠研制肥皂。

也許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識青年,聲氣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邊聚集了幾個同樣愛讀書議事的世家子弟。這幾位因為家庭在土改中被毀,難免對新政頗多腹誹;有的甚至在當年參與過暴動和抵抗。當時光推進到1958年之時,整個國家已經在土改、清匪反霸、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反右、拔白旗等系列運動之後,基本消滅了所有的異己分子。但是,專政機關豈能等閑,他們根據線報,很快鎖定了老譚以及身邊的這夥讀書人,視之為潛在的可能之敵。

於是,各種秘密偵查的方式開始運作,線民被派到老譚身邊“釣魚”。他們故意來宣說一些近乎反動的話,來勾引這幾位年輕的鄉村知識分子出籠。新政八年,大饑荒漸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讀書人,豈能真無怨言。他們跟著線民的言路,卻落下了自己的話柄。25歲的老譚,完全無意地掉進了“反革命集團”案的陷阱。

 

 

但這種所謂偵破,僅為貪冒功賞而不顧草菅人命。四五個文學青年的所謂謀逆大案,完全是憑空構陷。即便三木之下,依舊無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為,他們這些民國過來的遺少,即便對新政頗有微詞,但確實不敢策劃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說所謂的“現行反革命”行動了。尤其是老譚,原本對新社會不乏感恩,家族也素無仇隙,所謂意見,也僅僅限於對單位領導的少許批評而已。

他們在利川的看守所腳鐐手銬,一關就是三年。腳鐐磨爛踝骨,膿血粘連鋼鐵,至今腿上猶有傷痕。最後酷刑之下,人人皆懷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認任何莫須有的指控。但是畢竟確不存在的陰謀和未經商量的供述,是難以完全落實判決的,他們就這樣生不如死地渴望著早日走向斷頭台。

終於,其中一個嫌犯牟憲文熬不住這種漫長的考驗,像《肖申克的救贖》一樣掘洞越獄,但是很快被追捕回來。在那個年代,敢這樣公然越獄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犯人,豈能不是反革命分子?於是,原本難以定案的老譚一夥,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讞為現行反革命集團罪。於是,毫無罪行的老譚,也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時,老譚帶著手銬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爛藤椅上,看他寫的歌頌新社會的文稿。突然面對兒子綁縛回家,老人如雷轟頂幾乎當場氣絕。當時的老譚遠未想到此別竟是永別,還笑著安慰父母,會很快還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讀的書挑了幾擔,一並沒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醫,幾代的書香門第,初初踏入新社會,竟然就此被打入了“反屬”的另冊。

之後,他們被發配到宜昌勞改。在他入獄五年之後,其父在恥辱和悲憤之中悄然長逝。他不知道家裏的消息,更不可能千裏奔喪。再之後,他們被流放到更遠的漢陽,他將在那個著名的勞改磚瓦廠,和泥拉胚耗盡他的整個青春年華。

 

 

晴川歷歷漢陽樹,多少冤骨尋無處?

我是熟知當年漢陽勞改磚瓦廠的嚴酷的——和泥拉胚要的還只是力氣,真正要命的是出磚之日。為了搶速度提高產量,磚窯剛剛撤火不待完全冷卻,就要犯人排隊進去取磚。武漢的夏日本如火爐,犯人們將破爛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沖進去抱著火熱的磚跑出來。只需幾趟下來,那濕透的被子就被烘幹。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監獄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識分子和前朝遺留的老弱病殘。要這樣一些人從事這種強體力勞動,無異於變相處死。所幸老譚雖也戴著眼鏡,卻是山中平民之家出來的壯漢。那時年當而立,尚能勉強求生。在整個中國都處於大饑荒的年代,他說幸好監獄還能填飽粗糧。

二十年是怎樣的概念?未經煉獄的人,怎知這一時間的真正長度?老譚像多數政治犯的傳統一樣——堅持“服法不認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獄,就必須遵守監規隊紀;但對於強加的罪名,絕不自我承認。在那個申訴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麼冤屈,往往也只能隱忍。監獄還有一個惡法——凡是上訴或不認罪的囚徒,一律不給減刑。

犯人每月有兩三元的生活費,用來買牙膏、衛生紙等必需品。老譚念及父母的孤貧,竟然還能一年節約出十元,托幹警寄給遠在深山的雙親。父母沒有回信,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歲月裏,更沒有親友千裏相尋前來探親。就這樣,二十年,他始終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終於熬到了1978年,那時已經打倒“四人幫”兩年,老譚也終於熬到了刑滿。勞改隊對於那些無家可歸的犯人,一般就動員刑滿留場就業。老譚堅決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個月之後,拿著監獄發的那點路費,挑著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漢口碼頭。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邊上勞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見了這個城市的模樣。正好是冬天,1978年的第一場大雪,落滿了老譚的發間,掩飾著他那早早降臨的滿頭星霜。買舟西歸,溯流而上,五天後抵達萬州,再乘車奔赴久違的利川。二十年,兒童相見不相識,他摸索著找回深巷中破敗的老屋。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哪裏來,山中早已謠傳他瘐死獄中。

他輕輕地踏進家門,發現八十多歲的老母正在竈屋的竹子樓上揀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動摔下來。他在樓下站了半小時,流了半小時淚,看到老母親一手抱著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著單樓梯,一喘一哼地從樓上抖抖篩篩地下來。他大喊一聲媽媽,老母已經失聰,完全未曾察覺兒子的歸來。他上前跪倒塵埃,抱著母親的腳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見鬼般驚覺有人;開始是呆癡地望著他,毫無表情;後來,忽然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暈死過去。撒了一地的洋芋,仿佛滿地亂滾的大顆眼淚……

 

 

四十三歲的老譚出獄後,他哥哥接納了他死而覆活似的歸來。他哥親手用木板在竈屋一角為他釘了一個約有六平方米的房間,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來的兩條高矮各異的板凳搭鋪,便算有了一間自己的蝸居。

家裏寒苦,一個老人四個侄子,全靠哥哥個人工作,嫂子做零時工周濟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電力公司,臨時需要給電線桿刷油漆號碼;老譚在監獄學過漆工,正好一個人背著油漆、刷子、雕板、板凳等,追隨著電線的方向乞食。電桿多在巖上田裏,翻山越嶺,上坡下坎,風餐露宿,一幹就是兩月,總算掙到了第一筆活錢。

胞兄四處張羅為他成家,在那個年代,誰家的大閨女敢嫁一個牢釋犯?其兄只好勸他面對現實,托人為他介紹了一個寡居的賢良農婦。老譚看其心地善良,且不嫌棄他的賤民身份,於是便在那一無所有的竈屋裏成了家。幾十年後回頭看,幸虧他們當年的互不相嫌,才有了後來的患難與共。雖謂貧賤夫妻,卻是真正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幸福眷侶啊。

成家未久,按鄉俗要樹大分椏,人大分家。於是,老譚便用油漆桶做了個爐子,正式分竈開夥。荊妻寒門出身,熟知各種野菜,老譚零工養命,三餐煮面當飯,但好歹這是他們自己的家了。當年春節,哥哥給了他一個小豬頭和一小塊肉,朋友給他送了一些蘿卜,兩口子寒泉配食,度過了自由世界的第一個新年。

之後,通過其兄關系,老譚進了城關鎮的油漆廠,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長,油漆廠失火,本來與他毫無關系,但按慣例罪責還是栽在了他這個“壞分子”的頭上。於是,他被驅逐。包裏只有四元錢,走投無路的老譚只好走出利川,走出那寒酸但溫暖的小家,來到州府恩施。他不敢吃住,在清江橋下坐了一夜,次日便用四元錢買了兩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挨家挨戶去找活路——問別人有沒有碗櫃桌椅要刷漆。做得好隨便給點工錢,做得不好只管一點飯。

這樣混了許久,他終於找到了一樁活路——到麻瘋病院去刷門窗!雖然那是一個怕傳染誰也不願去的地方。但對急需望門投止的老譚來說,這就是天賜良機了。就這樣他又混進了安穩現世,開始漸漸熟悉這個久違了的社會。久之,天性聰穎的他,漸漸地成了一個小油漆包工頭。直到申訴平反,才重新安排進工藝美術廠當油漆工,每天工資0.6元。但每月十八元的俸祿,對他那個嗷嗷待哺的初生的兒子和老妻,就已然是皇恩浩蕩了。

 

 

煉獄出來的人,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勞改隊的老話說——是太陽總要升起。老譚的知識儲備和與世無爭的風格,漸漸為周遭社會所器重。後來,民委把他借去編《土家族民族志》。再後來,又因為其文才展露,他被調到了城關鎮的文化站,以後便搞文物、寫地方志等等,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余生。

奉母,娶妻,生子,以一個布衣的身份,重塑鄉村歷史,傳承民族文化。他辛苦而自得,終於開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深知老譚心靈手巧,本質上我們都是那種生命力特別強盛的男人。無論怎樣的厄運,似乎都無法壓垮我輩的精神穹窿。一個老讀書人的本色,倘若不被時代所摧殘,必將在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凸現出來。他對這個古老縣治的熟悉和熱愛,在山裏可謂無人能出其右。也因此,他得以告別篳路藍縷的手藝人生涯,回歸他打小熱愛、卻被漫長隔絕的書桌。

1983年,在平反冤假錯案的時潮下,在他的固執申訴下,他得以改判無罪。國家沒有任何賠償,當年陷他於獄的警察和法官,沒有任何道歉。一個無罪的人,生命卻被活生生地剪走了二十年。那是真正最可寶貴的青春啊。他拿著那個改判書,老淚縱橫。他無處說理,無處追賠,他只能到父親的墳頭長歌當哭——讓亡靈相信他,在這個國家,他確實是一個沒有罪過的好人。

他以後的全部生活,就在我的故鄉發掘著那些殘存的文脈。他幾乎忘記了那個時代強加給他的侮辱和折磨,無怨無悔地書寫著利川。故鄉今日小有薄名,端賴老譚余生的奔走和研究。他先後撰編出版的,有《利川市文物普查資料匯編》《利川市文化志》《魚木寨研究》《利川文化遺產擷英》《支羅船頭寨研究》《利川燈歌》等八部書籍。先後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利川現有的大水井、魚木寨、利川燈歌等國家級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都是由他主筆撰編並申報成功的。他為宣傳利川土家文化,多次接受央視及湖北、鳳凰等電視台采訪。

而今,他已年將八旬,還在參與編撰《土家族大辭典》。我們都在各自自由了的歲月裏,開始抒寫自己喜歡的文章。我浪跡江湖,他依舊寒素如昨。每年還鄉,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他依舊一身布衣,不喝酒,不抽煙,不求人,不拜官,健碩如壯年。他守著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粗茶淡飯地在那依然破舊的老屋,讀書上網,發帖甚至QQ,一步不落地更新著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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