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一路一帶”話題和大家交流,我希望我少講一點,有問題可以交流。“一路一帶”是習主席訪問中亞“一帶”,傳統的絲綢之路,“一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今天當然提出來,是不同的時空背景。今天我講四點看法,第一,“一路一帶”中國必須搞。第二,中國有能力搞。第三,這個不好搞。最後,我有信心中國能搞好。


一、“一路一帶”必須搞

 “一帶一路”戰略,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世界外部經濟失衡的環境要求。

 1.中國的內在需求。絲綢之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部分。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改革是指對內,開放是指對外。開放,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分。早期的開放,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引進技術,還是出口中國鋼鐵等,80年代“大進大出”主要是面向發達國家。而現在,需要新形式的開放,因為我覺得中國缺乏新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現在是人均GDP為7500美金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提升為高等收入經濟體。世界銀行根據二戰以後一百多個國家的情況來看,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險境,成為了高收入國家。

 2.外部原因。2008年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失衡,中國作為一個最廣泛的發達國家能為世界做些什麼?中國現在的國際環境不好,西方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怎麼辦?13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否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這個是世界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

 中國對世界的擔當。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能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做什麼?這個問題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了。“三個世界”這個是世界上的大工程。這不是經濟學,而是國際戰略意義的表述。無論是國際的經濟戰略,還是中國自己本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認為中國必須走“一路一帶”。

 “兩條腿一個圈”。習近平中國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我把它稱為“兩條腿一個圈”。第一條腿,是和美國;第二條腿,是和新興發展中國家;“一路一帶”;核心就是周邊國家,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中國覆雜的地緣環境。美國的地緣環境非常簡單,北邊加拿大南邊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非常依賴美國。而中國周邊幾十個國家,非常難,不好走。所以中國周邊的這些東西,怎麼做,做好,這對中國來說是艱難的路子。那麼這就是中國絲綢之路整個的國際大背景。


二、“一路一帶”中國有能力搞

 中國有能力發展“一帶一路”戰略,原因有三:一是中國資本過剩,二是中國產能過剩,三是中國技術過關。

 我說美國有三大負擔:一大負擔就是美國要做世界警察,是要放錢的。第二就是美國搞聯盟,和日本和菲律賓,都有負擔。第三個負擔,就是民主。中東的秩序,例如埃及和伊拉克。美國建立起來的不是美國想要的民主秩序。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國了。美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美國要重返亞洲,它以什麼樣的東西回報亞洲?二戰以後,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是世界最強。但今天的美國除了軍事上還是最強大的以外,其他方面就沒有。

 黎巴嫩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的資本走向哪裏?美國政府沒有影響力。資本還是走向自己歸去的地方。美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調整,就是美國政府TPP,當然中國不用怕。

 美國的資本還是資本說了算,華爾街是不會聽白宮的,這一點大家要清楚。以前馬克思的觀點,國家是資本主義的代理人。現在我覺得跨國公司實際上是全球公司,它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所以美國沒有能力做,歐洲更沒有能力做。

 1.資本過剩。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想最成功的一點,就是從八十年代高度資本短缺的國家,到現在資本過剩,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資本過剩怎麼辦?肯定要走出去。現在西方總是懷疑的態度,看著說“中國政府”怎樣怎樣。資本走出去是根本,政府只是支持力量,起到順水推舟的作用,資本才是最偉大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也是資本推動的。

 2.產能過剩。第二個,就是中國overcapacity,產能過剩。國內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建立完備了,東部和中部,都建立的差不多了,西部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建。例如鋼鐵、水泥,這些過剩的產能去哪裏?必須找到出路,這和西方以前一樣,過剩的產能需要開辟新的市場,資本需要投資的空間。

 3.技術過關。絲綢之路除了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最高能力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中國自己知道,經濟發展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一路一帶”,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富裕起來的國家,其他都是發展中甚至貧困的。看看東南亞和中亞的國家,他們這些經濟體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過剩的產能、資本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所以中國成立的亞投行,基礎設施的建設,互聯互通的建設,光這一項就幾千億的缺口。西方沒錢、歐洲沒錢,中國有錢。中國老百姓的銀行裏有很多錢。但是我覺得中國大部分的錢不叫資本,叫現金。你想,存在銀行裏。美國搞量化寬松,歐洲和日本也在搞。所以中國的人民幣,價值的不取決於中國本身。美國都搞QE的話,中國人民幣價值又低了,歐洲日本也搞,你怎麼辦。所以中國要把那麼龐大的現金,轉化為資本,要走出去。這是必須的,中國有能力。


三、“一帶一路”不好搞:諸多挑戰

 這個項目不好做,有很多挑戰。三類國家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表現出不同態度,有支持的(發展中國家)、有反對的(既得利益國家)、持懷疑態度的(如澳大利亞、韓國、印尼)。

 1.反對派。既得利益國家是反對中國的:美國,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中國作為一個新的利益,對既得利益國家造成了威脅。中國改革開放基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年代,請進來,中國開放國門,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沖突,把自己的市場開放給國際資本。第二階段,90年代,中國講接軌,加入WTO。接軌意味著中國改變自己的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這也不會發生沖突。從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就要發生沖突。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東南也也好,美國西方也好。所以你進去肯定要發生沖突,絲綢之路和亞投行。所以我想這個反對派,是很容易理解的。

 2.支持派。和反對相反的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支持,因為他們需要發展。尤其是那些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很低的國家,他們大力需要發展。西方不給他們錢。現在西方的一個問題是,西方的資本也不少,但是為什麼不能去呢?我是覺得西方的政治阻礙了資本的流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很多條件,民主、自由、人權、宗教,西方本身在早期發展的時候,從來不講這些,但是等他們發展後,開始講這些東西。這就是雞和蛋的關系,我沒發展,如何講人權和自由?西方說,這些附加條件,這使得很多的資本到不了這些所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所以這些國家特別希望。中國並不是毫無條件,中國有條件,但不像西方那樣過分政治化的條件。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持中國的。

 3.懷疑派。那麼中間呢,是對抱懷疑態度的。一種是受到美國的壓力,像韓國,它本身其經濟體與中國非常整合,但它也不好公開表態,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澳大利亞也是,受美國的壓力。而另一種,有些國家,像印尼,對中國到底要做什麼,大家不清楚,抱有懷疑態度。當然這和中國做的不夠也有關系,“絲綢之路”說到現在也有一年多了,具體方案卻沒說清楚,但是究竟是怎麼。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人家不了解我們。


所以,這是三個類型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國家安全問題。另外我覺得,中國的絲綢之路,有很多考量,現在決策就是細節不夠。“絲綢之路”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對很多國家來說是比較麻煩的。當時我們和越南人說,修雲南到新加坡的高鐵,越南人說為什麼要在我的國土上修?這個不是一個經濟規劃的問題,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像菲律賓、越南,和中國有領土主權糾紛問題,所以你修基礎設施,他們會懷疑中國是不是對其國家安全產生影響。包括斯裏蘭卡也是,科倫坡的港口讓新加坡管理,那沒問題,因為新加坡國家小不會對其產生國家安全的問題,印度也不擔心。但是中國一接手,情況就不同了。緬甸也是一樣,大規模的項目,但是都用環保不合格來評估,所以和曉西教授建議發展green economy。

支持派國家的限制性因素。還有,一路一帶的國家,盡管很窮,但是他們的政治比較不覆雜。這些發展中國家,贏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只有兩種力量是國家性的力量,一種是宗教性力量,一種就是軍隊。但是宗教力量統治國家沒有合法性,所以埃及失敗了。但是對這些國家來說,最有效的統治就是軍人假裝貧民。泰國也是一樣。好多政黨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西方的整合力量,但現在也不行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政黨政治面臨分化國家的威脅。也有發達國家在講civic society,非政府組織NGO。但NGO比政黨更分化,但我們根本找不到哪一個國家的NGO能主導國家的政治。

 盡管這些經濟不發達,也不民主。但很多國家NGO很發達,即使反對黨沒有公開,但實際上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西方就很容易影響這些國家,包括柬埔寨,洪森還是很專制很集權的,它的反對力量也在。

 下一次顏色革命;越南?越南也是一樣,越南也是共產黨統治,中國方面要借鑒越南的黨內民主。但是我跟越南朋友交流,下一次亞洲如果要發生顏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越南?越南是很麻煩的一個國家。因為它的高層的話,四駕馬車,總書記、總理、國會、國家主席,(我們習大大是三合一的體制),四駕馬車背後是不同的經濟寡頭,有些是親美的,有些是親中國的,這很麻煩。越南海外的反對派力量很強,國內反對派的力量也強,就像領導人不團結。

 所以中國,即使總體上,發展中的社會希望關聯中國的絲綢之路,但是真正落實下去,也是很麻煩。西方制度比較健全,是透明的體制,西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不讓中國出去。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也不透明,國家腐敗,做生意的人就比較麻煩,我和這一個總統簽個協議,下個總統上來了就不承認了,這就不好做。


四、我有信心“一帶一路”能搞好

 即使面臨諸多問題,我對“一帶一路”戰略還是有信心的。為什麼有信心呢?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客觀需要,世界還是要發展的,發展還是主題,尤其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用說非洲這樣的國家,東南亞國家也是很窮。我們的新加坡是個富裕國家,我們總感覺到很不安全,因為旁邊都是窮國家。”現在只有中國能幫助他們。我們是最強大的金磚國家,其他四塊磚加起來,沒有中國這一塊磚重。所以,發展中國家中,只用中國才能這樣做。

1.自由貿易的“朝貢體系”。對於中國來說,對中國來說,怎樣探索新型的國際合作的路子?中國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號,例如睦鄰共同體。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怎麼樣,我覺得看中國的未來就是看中國的歷史。中國以前比較成功或失敗的也好,就是朝貢體系,應該給它平反。從梁啟超先生開始,對它開始批評過多。但是我覺得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和英國人開玩笑,英國打開中國大門是鴉片戰爭的堅船利炮,而朝貢經濟之下,小國家要打開中國的大門,要扣頭的。那麼大個國家,你扣幾個頭就好了。英國人來了以後,主權國家覺得有失身份,其他國家都沒有感覺扣幾個頭丟臉。只是中國自己做的太吃虧。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那麼短時期內能做好,就是類似朝貢體系的,對東盟帶來很大好處的。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來了,如果旁邊的國家不富裕呢,也沒有安全感。中國做到可持續發展的話,“富鄰”是很重要的。你富裕起來了,其他國家沒富裕,那誰買你的商品呢?只有當其他國家也起來了,可以大量買你的商品了,你才可持續發展了。

 2.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中國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這一點我更加自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非常開放,這很好。中國是主體,是開放的,inclusive,絲綢之路也可以成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實際上,“馬歇爾計劃”對覆蘇歐洲經濟非常重要,沒有馬歇爾計劃,西歐經濟不會那麼快覆蘇。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東歐國家開放,才形成了後來的美蘇冷戰。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絲綢之路”要做得非常開放,越開放越好。技術上如何安排,又要主導,又要人家來參與,我想不難。因為這是中國所需要的,開放性,並且開放性還可以減少成本。

 3.汲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像英國學習,它有很多經驗。中國改革開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幾年。中國要少交學費,就要學習大國的經驗。中國這方面大大欠缺,要謙虛,要開放。有些東西政府資本為主,不僅僅向國外的企業開放,也向中國的民營企業開放。中國的民營經濟走出去非常快,很成規模。所以,政府如何搭台,讓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走出去,這個非常重要。資本的構成非常重要。


還有一點,中國要學習西方失敗的教訓。西方老殖民地主義,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是血淋淋的歷史。應當把“絲綢之路”做得不僅僅作為經濟項目,更應當做成一個國際治理的項目,或者說至少是一個區域治理的項目。我們現在的國際秩序,前兩天基辛格先生也在這邊,現在我們看到的秩序,都是現代西方發展的結果嘛。但我們東亞的秩序,尤其是東南亞的秩序,完全美國地緣政治延伸的產物,西方的秩序延伸到東亞。但是隨著美國的衰落,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就下降了。但中國的崛起,影響力更大了。

 秩序建立者。上次台灣方面找我們探討國際空間的問題,想找除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那我說,這個世界上哪能找到除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啊,到處都有中國。所以我說台灣的生存發展,一定要看中國的地緣政治。以前台灣看美國,那是冷戰的地緣政治延伸的結果。現在中國崛起了,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新加坡就很聰明,把中國的國際空間看做是自己的國際空間,就共贏。在中國,地緣政治的擴張,主要是資本為前提。我們首先要考慮到中國的區域秩序、甚至國際秩序,這個很重要,不是說我們要搞帝國主義。你成長起來以後,自然而然會成為秩序。首先是資本秩序,政治、戰略的秩序緊隨其後。這不是中國要搞帝國主義,而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來。中國實際上很聰明,我不反對這個秩序,我加入這個秩序,但是順著這個秩序往上爬,遇到瓶頸了。但中國也不是說要從現在的秩序中退出來,中國還是要和西方交往的。新型的大國關系,中國對世界銀行的貢獻會越來越大。同時也不要忽視自己的秩序。

 國際關系裏面,有一個定律,如果你不去追求就自己的利益,不把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最後要受到懲罰。就是這樣一個道理,中國要追求這樣的道理。在中國,區域秩序做好了,昨天王毅部長也說,中國應當對世界的國際秩序有很大貢獻。怎麼貢獻?兩條腿,發展中國家區域秩序的腿,另一條腿,對發達國家也會硬起來。


硬力量才是硬道理。我是非常敬佩李光耀先生,他說過,這個世界,你不要管人家怎麼看,只有你成功了,人家才向你扣頭。世界才認可你。從某些方面來講,我不相信軟力量。硬力量的軟用,就叫軟力量。美國的航空母艦是軟力量嗎?所以軟力量必須建立在硬力量之上。中國已經到了大量的資本過剩,要走出去,要建立資本秩序,國家必須有所作為。所以昨天《金融時報》采訪我說:“中國最近政策太aggressive。”我說不是,中國政府做什麼,什麼都沒做,那為什麼是aggressive。

 中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威脅。中國如果真正對這些國家有威脅了,反而沒有威脅了。美國到處去威脅人家,人家說美國有威脅嗎?中國還是要看看現實主義一些。為什麼大家不相信中國而相信美國?美國這個國家是行動主義導向的,有時候做錯事有時候做正確的事,有時候大勝仗有時候打敗仗,美國是敢說敢做的,這個大國是經過多次考試的。而中國卻一次考試還沒參加過。例如和越南的沖突,小沖突沒問題,鄧小平先生早就說了,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為什麼沒人理你呢?如果中國早30年開發,就什麼威脅都沒有了,就是沒開發嘛。

 行動勝於言辭。所以我是覺得,中國共產黨不要成為一個話語黨,光說話不幹事,而是應該成為行動黨。因為有時候我們說的太多而做的太少。即便口號非常漂亮,但實際上找不到這些東西。要實事求是,隨著資本出去了,國家也必須走出去。現在我們的結構搞得不好,既借給人家錢,人家還不高興,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是有問題的,中國的資本和美國的資本和日本的資本,有什麼區別呢?資本就是資本嘛。這就是為什麼亞洲基礎設施銀行。英國就加入了,道理很簡單嘛:對什麼都可以生氣,但是不要對“錢”生氣嘛。只有自己有信心,就是可以做好的。中國總是不自信,錢就用的不好。


建立統一的領導架構。柬埔寨等周邊國家的人抱怨,日本韓國比較禮貌,中國的話,哪怕廣西雲南(出訪),要人家總理接見、部長接見,人家很煩,拿中國人的錢,餵狗去了,這個就不好,是吧。所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我希望它馬上能啟動起來,因為中國的外交角色太多,國防部、外交部、商務部、地方政府、國有企業,行政級別都差不多,誰也不聽誰,是吧,就稀裏糊塗地出去了。所以我建議,絲綢之路,國務院必須有一個領導架構。美國有一個國際發展署,中國必須有一個國內的領導架構來來整合這些東西,不然的話,國家利益出去就回不來。真的要學。

 而且中國的資本,一方面要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在海外賺的錢,如何讓中國人民獲益呢?這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們出去的國有企業,但是現在國有企業裏面很覆雜,國企老總跑到另外一個國家設立個自己的公司,賺了錢就放在我自己的國家,虧了錢就放到國有企業。企業走出去,要學習國外企業的稅收制度,但這個沒人想。所以我覺得中國的“一路一帶”要做起來。

 4.呼籲有“智”的智庫。我們國內的智庫在做什麼啊?現在智庫都還沒有超過習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論證習大大的五通有多麼高明,但絲綢之路是遠遠超於五通的東西,是非常覆雜的一件事情,我們的知識儲備遠遠不足。例如中國研究土耳其的文章只搜到兩篇,還是寫19世紀土耳其現代化構成的文章。以前我在北大的話,西語系是國家小語種人群。現在完全市場化了,沒有人學小語種了,85%的人都大量研究中美關系,因為覺得有利可圖啊。這個說不過去啊。那麼大的國家,我希望大學裏面培養一些人才。現在市場經濟,那些小語種的學生,對東南亞了解嗎?根本不,光靠幾個外交官是不夠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揮腦袋的,尤其是中國的外交官,我很不喜歡,整天躲在大使館裏,總也不出去。


美國不一樣,美國盡管甚至沒有那麼多智庫,但美國各個大學都在研究這些小國家,美國的企業都在研究這些小國家。美國的企業整天向我們新加坡跑,就了解情況。中國的企業剛剛開始,國有企業反正國家的錢輸了就輸了無所謂,民營企業還處在土豪金的建設,它也不關心。企業不研究,大學不研究,政府官員不行,那怎麼研究?做研究非洲的,但一輩子去兩三次非洲就不錯了。英國研究非洲的學者,至少一年三個月在非洲泡著。

 習大大說,為什麼要成立智庫?因為中國的政策知識啊,遠遠趕不上中國的客觀需要。中國30多年實踐發展太快了,我們的制度建設遠遠跟不上實際的變化。但制度建設的前提就是,我們的知識首先跟得上。所以我希望:年輕一代,大家不要只盯著那幾個歐美大國家,以後是亞太的世紀,要從中國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出發,來選擇以後你們做什麼。知識先行,知行合一,知識最重要的。我們所學的東西遠遠達不到現實的要求。上次一個領導找我談說現在我們已有2500多個智庫了,但我認為現在是有“庫”沒“智”。搞個“庫”很容易,一百萬兩百萬馬上搞一個“庫”,但“智”太難的。要讓“智”來引導“庫”。媒體上都在大肆吹噓中國智庫怎麼樣怎麼樣,這個很不好。

 國際政治是現實的,你要了解這個世界。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很大,資本擴張很厲害,中國現在無論是國家資本還是民間資本都擴散的很厲害,這是我們需要的。我希望曉西教授、北師大多做這方面的事情。(收藏自2015-04-09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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