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笆外”與“籬笆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學術世界

關鍵在於莊子是如何講故事的？如何講，是對講什麽的精神因子進行編碼。莊子說：“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這只鳳凰是南方的鳥類，“生於南海，飛於北海”，跟莊氏家族的根系和遷移軌跡可以合璧。故事是對老朋友惠施講的，惠施因為促成了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不是今徐州，是滕州東南的舒州）相會，互相承認稱王，就當了魏國的相二十多年。魏惠王後元一年（前334），惠施當相不久，聽說莊子要謀他的相位，就在大梁搜查莊子三天三夜。莊子就跟惠施講了這個貓頭鷹用死老鼠來嚇鳳凰鳥的故事。此事離楚威王元年（前339）派使迎聘莊子，遭到莊子拒絕，才有五年，惠施曾與莊子結伴濠梁觀魚，是知道莊子此事的。莊子的意思是：惠施老友，我是南方的鹓雛，楚國請我都沒有應聘，還會謀你的死老鼠嗎？以鹓雛自喻，是楚人的習俗。莊子的遠祖楚莊王解釋謎語“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說是“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屈原《九章•抽思》，自稱“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王逸註：“屈原自喻生楚國也。”因此莊子以“南方有鳥”的鹓鶵自喻，屬於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二個樣品，是《莊子•至樂》的著名故事“鼓盆而歌”。莊子的老婆死了，惠施去憑吊，看見莊子非常放松地叉著一雙腳丫子，敲盆唱歌。以往解釋“鼓盆而歌”，就覺得莊子對死亡很超脫，慶祝自然辯證法的勝利。但是從發生學上考察，“鼓盆而歌”是楚國的風俗。《明史•循吏•陳鋼傳》載：“楚俗，居喪好擊彭歌舞。”這種楚國風俗起源非常原始，在唐宋元明的筆記中都有記述，湖北中西部縣份和江南許多省縣的地方志，都有記載。現在南方農村，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還可以看到在辦喪事時，敲鑼打鼓，唱歌演戲的風俗。湖北神農架地區的《黑暗傳》，就是喪禮時請歌師“打喪鼓”，唱出來的。它以生動通俗的七言句子，歌唱著天地開辟、人類起源，盤古、女媧、伏羲，甚至“四遊八傳神仙歌”。這就是以地方志、民俗志為原始材料，考察行為發生學。

《孟子•滕文公上》：“喪祭從先祖。”有兩種儀式是不能隨便改動的，一是祭祖儀式，另一個是喪事儀式，這兩種儀式必須要遵從祖宗的制度，要不然鬼神不認領。莊子作為一個楚人，死了老婆，按照祖宗的制度，應該怎樣辦？他應該去請一個巫師，召集親友，來給他老婆敲鑼打鼓唱歌。但是莊子很窮，請不起巫師；流落異邦，舉目無親，所以只好獨自敲起盆，唱起歌。惠施是宋人，後來在魏國當官，他不懂楚國風俗，就說：你跟人家結婚生子，現在人家死去了，不哭還鼓盆而歌，太過分了吧。莊子就給他講了一個道理，他說天地間，開始時本來沒有生，也沒有形，也沒有氣。後來在混混沌沌之間變出氣來，氣聚合起來就是生，氣散了就是死，這就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轉，大化流行。他根據楚國的風俗，提煉出天地運行、生命聚散的哲理。把原始的風俗信仰儀式轉化為原創思想，這是先秦諸子創造哲理的重要模式。因此，莊子喪妻，鼓盆而歌，也蘊含著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三個樣品是《莊子•應帝王》中的渾沌故事。渾沌是中央之帝，天地中心最高的神。南海之帝叫做“儵”，北海之帝叫做“忽”，他們經常在渾沌的地盤上會面，受到渾沌很好的招待。儵和忽就商量怎樣報答渾沌的大恩大德，他們說：“人都有七竅，用來看、聽、吃東西和呼吸，渾沌卻沒有七竅，我們就試著給他鑿出七竅吧。”他們“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是楚人的信仰。所謂“三苗”，高誘註《淮南子》、《呂氏春秋》，說是渾沌、窮奇、饕餮，在中原人看來屬於兇殘的怪物，是三苗的祖源。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禹貢》的荊州、揚州之間，江州、鄂州、岳州、長沙、衡陽皆古三苗地。在楚人看來，渾沌是本土部族的祖先，並且由此衍化成一種族源信仰。渾沌信仰，講究順乎自然，融入自然，如果用人工的斧鑿，比如知識、技巧、名利的斧鑿為之開竅，就可能使混融一體的自然喪失生命。

儵、忽，作為南海、北海之帝，它們的詞義是迅速得如閃電般奄忽。儵忽，應是楚國方言，中原文獻罕見，而《楚辭》中反覆出現。《天問》說：“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九章•悲回風》說：“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招魂》說：“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遠遊》說：“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九辯》說：“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有時“儵”與“忽”二字似斷還連，如《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儵忽”一詞在先秦時代的《楚辭》六篇中出現了七次。屬於先秦典籍的《呂氏春秋•仲秋紀•決勝》也出現“儵忽”一詞：“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但《呂氏春秋》材料來源覆雜，呂不韋編書的門客也來自列國，如李斯就當過他的門客。從來源明確的多條證據看，“儵忽”應是楚方言。也就是說，《莊子》渾沌寓言，是以楚方言講楚人信仰，因此楚文化DNA的印記甚深。

檢索《莊子》書，可以發現有十幾個楚國故事。也就是是說，除了上述的三個樣品之外，還可以提取十幾個樣品。莊子筆下的楚人，都是很神奇悟道的。這是莊子的祖輩、父輩告訴他的那個遙遠的失落了的故鄉故事，帶有鄉愁情結，“月是故鄉明”。鄉關之思，在流亡異地的莊氏家族中傳承，在《莊子》書中凝聚成異樣精彩的鄉關故事。

 第一個故事“郢匠揮斤”，見於《莊子•徐無鬼》。郢，是楚國的首都，郢都一個名叫“石”的工匠，拿著一把大斧頭，“運斤如風”，運轉起來像風快，能夠把別人鼻子尖上，像蒼蠅的翅膀那麽薄的白泥巴砍掉。這個揮斧頭人很了得，這受斧頭人也很了得，他們簡直不是用眼睛，而是聽著風聲揮舞斧頭的。講述故都工匠的神技，是足以使莊子傲視向他請教這個故事的宋元君的。

第二個故事“痀瘺承蜩”，駝背老人用竹竿抓蟬，見於《莊子•達生》。這是孔子在楚國的林野中看見的。孔子看見這位身體有缺陷的駝背老人，用竹竿抓蟬，就像隨手撿來一樣，就問他是不是“有什麽道”？老人說，是有道的。用竹竿去抓蟬，桿子頂上放兩個石頭丸子不掉下來，那麽他去粘蟬，十有七八能粘下來；如果放三個石頭丸子都不掉下來，再去粘蟬，十個能粘下九個；如果桿子頂上放五個石頭丸子，都不掉下來，再去粘蟬的話，就像隨手拈來一樣容易了。自己伸出手臂，就像枯枝一樣，雖然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但我只知道蟬的翅膀。用世界上萬物來換蟬的翅膀，我都一點也不分心，還有什麽理由抓不到蟬呢？孔子稱讚，這是“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這位楚國老鄉不是以敏捷的身手，而是以精神的力量把莊子粘住了。

第三個故事，是“漢陰抱甕丈人”，見於《莊子•天地》。漢陰，就是漢水的南面。有個老人，鑿出隧道，抱瓦甕到井裏，吭哧吭哧地打井水來灌菜園子。子貢問他：為什麽不用桔橰打水，那樣不是用力少，見效大嗎？老人忿然作色，嘲笑說：我聽老師講過：“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這類機事機心，會破壞自然的渾沌而使生態失衡，攪亂內心的純白而使心神不定，道也就喪失了。孔子說，這就是“渾沌氏之術”。這是與《應帝王》篇的渾沌故事，一脈相通的。渾沌而稱“氏”，可見是從三苗部族首領傳下來的。其旨趣就是不要用機巧的東西，破壞自然的混沌狀態，不要用機巧的心妨礙道的本源。這種楚人故事，蘊含著相當本色的楚文化DNA。這十幾個樣品構成了內在的證據鏈，它們與《史記》《通志》等文獻的外證據鏈，內外貫串吻合，形成了相當周圓的證據環。內外證據鏈合觀，證明莊子是楚人居宋無疑。

在內外證據鏈之外，還須考察莊子所講的“宋國故事”。這是前述內外證據鏈所組成的證據環的覆審和超越。覆審和超越，可以更加落實莊子楚人居宋的確鑿無疑，又可以發現楚人居宋後出現的新精神空間。莊氏家族流亡到宋國，《莊子》書又是怎麽樣講宋國故事呢？莊子筆下的宋人都是很笨拙，甚至是機心巧詐的。這是因為莊氏家族未能融入宋國社會，宋國並沒有坦誠接納他們。以莊子的智慧才華，才當個小作坊的記賬先生，連衣食溫飽都保證不了。所以他對宋人，是有心理隔閡的。

《莊子•逍遙遊》說：宋人準備了一批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子而到南方的百越之地去買，但是越人斷發文身，根本就不戴帽子。商人從商，卻全然不顧營商的對象，可哂也。《逍遙遊》還有一則故事，“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宋國有個家族，發明了一種使手不皸裂的藥膏，世世代代都塗上藥膏去漂洗棉絮。這裏用了“洴澼絖”的象聲方言，極盡譏諷之能事。有個客人想用百金買他們的藥方，他們就開家族會議討論，覺得世世代代“洴澼絖”漂洗棉絮，就得那麽幾兩金，現在一出手賣藥方，就得到一百兩金，何樂而不為？結果，那位客人拿著藥方遊說吳王。碰上越國侵犯吳國，吳王就任命他當將軍。冬天打水仗，用藥使士兵的手不皸裂，把越人打得大敗，他因而受到吳王的裂土封爵。而宋國這班老兄，還在那裏“洴澼絖”吭哧吭哧地漂洗他們的破棉絮。宋人封閉狹隘，使他們只看到一點蠅頭小利，不懂得如何使自己的專利權發揮更大的作用。

還有一個宋國使者曹商的故事，見於《莊子•列禦寇》。曹商為宋王出使到秦國，帶著幾輛車去，由於得到秦王的歡心，回來時車子增加到一百輛。回到宋國就去見莊子，說：“住在貧窮狹窄的巷子裏，困頓窘迫地編織草鞋，一副蓬頭垢面的模樣，這是我曹商所短缺的。一旦使得萬乘之主醒悟，得到百輛車子，這就是我曹商的特長了。”這種自鳴得意的顯擺，是傷透了莊子的自尊心的。莊子就說：“秦國的國王有病找醫生，能夠把他的瘡裏的膿擠出來，可以得一輛車。如果給國王舔他的痔瘡，就可以得五輛車，治病的手段越骯臟，得到的車子越多。大概你是經常去舔痔瘡吧，不然怎麽得到這麽多的車子呢？你給我走開吧！”這個故事叫做“吮癰舐痔”，就是阿諛奉承，卑躬屈膝，幹著舔痔瘡這種惡心的勾當。從這則故事中，可以窺見莊子在宋國窮愁潦倒的生存困境，而逢迎巴結的曹商小人得志，還要跑到莊子面前顯擺，這是對人格尊嚴的侮辱。這則故事收入《莊子》雜篇，從敘事口吻看，是莊子後學記述的，但後學能從莊子口中聽到這個故事，可見莊子對宋國曹商式的人物，是何等的深惡痛絕！也就是說，居留在宋國的莊子，與宋國得勢人物之間，具有排異性。

實際上，先秦諸子對宋人，都沒有太多的好感。這是什麽緣故？宋國是一個不太大的“大國”，又是不太小的“小國”，國力介於大國、小國之間，作為周初安置殷遺民，使它能夠延續商朝香火的地方，地位比較特殊。宋國夾在晉、楚、齊這些大國的中間，常有亡國的威脅，所以它不接受客卿，也不敢把權力交給他人，害怕大權旁落。只要清理《左傳》的材料，就會發現，宋國掌權人物，都是自己的公族。金代李汾《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其一賦“蘇客卿秦”雲：“遊說諸侯獲上卿，賈人唇舌事縱橫。可憐一世癡兒女，爭羨腰間六印榮。”可見遊士客卿也是以唇舌求富貴的，朝秦暮楚，宋人自會提防。還有齊威王、宣王，建稷下學宮，若鄒衍、田駢、淳於髡，皆號客卿，此類客卿制度，也不是宋國財力能夠支持的。

諸子在列國之間流動著，從孔、孟以下，多受過宋人的冷遇或惡遇。遊動列國間的諸子，對宋人的封閉性很是反感。孟子的“揠苗助長”，是宋人；韓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莊子在宋國待了一輩子，以曠世的才華，僅當了個漆園吏，甚至要借粟度日，賣草鞋充當補貼，實在是斯文掃地。因此，莊子對宋人，連他們古裏古氣的章甫帽，“洴澼絖”的漂洗衣物，直至曹商舐痔的做派，都是鄙視或蔑視的。

然而宋國的蒙地，是一個相對偏僻的沼澤地，是大夫宋萬弒宋閔公（前682）的蒙澤之地。莊氏家族流亡宋國，落腳於此荒野之地。這倒是給莊子的靈感，提供了許多來自自然生態的資源。對於莊子出生的宋國蒙地，進行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的分析，應能觸及莊子靈感得以發生的根源。沼澤地上，草木蒙茸，蟲魚繁生，最宜做夢。在這個地方，莊子做了很多夢，使他成為先秦諸子中寫夢最多、最好的一人。在諸子中，莊子的祖師爺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沒有“夢”字。與莊子同時代的孟子，雖然孟、夢同音，但是《孟子》三萬四千字，一個“夢”字也沒有。《論語》中有一個“夢”字，就在《述而》篇，孔子感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覆夢見周公。”孔子做的是政治夢。朱熹說：“‘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古人繪有《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但是莊子寫了十一個夢，他思考著，到底做夢的時候是真的呢，還是醒過來的時候是真的呢？這真實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莊子做的是生命體驗的夢。最有名的是“蝴蝶夢”，《莊子•齊物論》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到底是莊周夢蝴蝶呢，還是蝴蝶夢莊周？萬物就在這種如沐春風的境界中，相互化入化出，實現人與自然的生命交流。明代雜劇《霸亭秋》說：“一枕夢周公，周公不見了。莊生撲蝴蝶，蝴蝶吱吱叫。”這裏存在著一種“吱吱叫”的生命呼喚，莊子由此開了一個傳統，用夢來體驗生命。

濕地風物，使莊子潛入自然，他不是厭煩了都市大邑而回歸自然，而是他的生命本來就與自然渾然一體，處於渾沌未鑿的生生不息的狀態。莊子寫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大樹，寫了很多活潑精靈的動物。《莊子》草木蟲魚繁茂，簡直是一部博物志，一部“詩化了的博物志”。莊子作為流亡家族的孩子，小時候沒有鄰居夥伴一塊玩，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個“獨”字連著莊子的生命形態，他獨自一人在深林河溝裏來回逛蕩，或者在街頭上癡迷地看風景。他呆呆地看人家殺豬，燎豬毛，連藏在肥豬腋下的虱子也難逃一劫。或者到攤子上看著老頭耍猴，說上午給三個橡栗，下午給四個橡栗，猴子不高興了；改口說上午四個橡栗，下午給三橡栗，猴子就興高采烈。他有時去河溝裏去看魚群從容出遊，或者到深林裏看螳螂捕蟬，黃鵲在後。就如庖丁解牛，開頭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牛刀用了十九年矣，解牛數千，刀刃如新。三刀兩刀，就撂倒那麽大的牛，皮肉像一堆泥土那樣攤在地上。然後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莊子精神的震撼感，是小孩看大人三刀兩刀宰掉一頭龐然大物的牛的感覺，大人難得有這種感覺。

《莊子•則陽》講了一個蝸牛角上的戰爭故事，說是蝸牛有兩個角，左角是觸國，右角是蠻國，經常為爭奪土地開戰，伏屍數萬，追逐敗軍十五日才收兵回來。蝸牛有兩個角，恐怕博學如孔夫子都不知道，因為那時候博物學的知識不發達，沒有上過生物課，怎麽知道蝸牛有兩個角呢？蝸牛的角，平時都縮在蝸牛殼裏，要看到蝸牛伸出角來，得等待很長時間。蝸牛兩個角左右擺動，就設想是觸國和蠻國在打仗，曠日持久，伏屍數萬。這是小孩子的想象，大人可能看不見蝸牛有角，看見了也不會把兩個角的左右擺動，想象成兩個國家在打仗。所以莊子是以天真無邪的赤子之心，體驗自然，激活自然的生命，“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自得其樂地跟天地精神玩耍，玩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莊子的這種思維方式，是河溝裏的魚、草叢裏的蝴蝶、樹林裏的猴子教給他的，不是從家門到校門從書本裏學來的。從小在河溝、草叢、深林逛蕩的童年記憶、體驗和經歷，影響到他終生的哲學、文學思維方式。如果沒有這種記憶、體驗和經歷，長大了之後才到河溝、草叢、深林裏面去摸爬滾打，就樂趣頓消，很難感受生命趣味了。

通過先秦姓氏制度的考證，獲知莊子是楚莊王疏遠的旁系後代，這有助於揭示《莊子》書所蘊含的文化DNA。即便是蒙澤的草木蟲魚，莊子也是以楚人自由無拘束的想象，進行富有生命靈性的體驗的。這與中原以禮為節制的想象方式存在著根本差異。如王國維《文學小言》所說：“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像，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像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像之產物。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於北方，則南人之富於想像，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於北方文學者也。”

《莊子•人間世》與《論語•微子》，都記述了楚狂接輿的“鳳兮歌”，雖有“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的重叠，但《莊子》卻多出了“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可見莊子從國族上，對楚國充滿鄉愁；但從政治上，覺得楚國“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甚至要躲避“傷吾行”“傷吾足”之禍。因此，他拒絕楚威王之聘，是不無政治考量的。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說：“《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雲，荊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可見楚國迷陽草多刺，可以刺傷人腳，阻礙道路的。《莊子•則陽》寫士人遊楚，楚王沒有接見，他們評議說：“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因而主張“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閑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這裏是否透露了莊子窮而忘貧，娛樂萬物，歸來過“父子之宜”生活的心願呢？讀《莊子》書，自然會感受到莊子胸襟的超曠，但他對政治並非毫不介懷，他對魏國的文侯、武侯、惠王對待士人的態度，觀察得很細。如果完全無意於政治仕途，你為何對宋國鄰近的魏國歷代的政治觀察得那麽細？這樣來分析莊子，是可以觸摸到他的體溫，把握到他的文化上的DNA的。這就是發生學的第一個關鍵點，對諸子的生命進行驗證，弄清楚諸子是誰，為何把書寫成這個樣子。

近時拜讀一篇文章，說我的《論語還原》的參考文獻除了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外，其余一部也未列舉。這又令我懷疑，如此自稱嚴謹的匿名之輩是否認真讀過我《論語還原》，因為此書的《參考文獻舉要》列舉了129種參考文獻，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排在第80。自稱嚴謹的匿名之輩算是博學，羅列了如羅根澤、馮友蘭、任繼愈、關鋒、葛瑞漢(A.C.Graham)、武內義雄、H.D.Roth、李學勤、劉笑敢等在《莊子》研究上的卓越貢獻，尤其對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推崇備至。但此君除了對名人仰脖子仰得發酸之外，卻陷入了“鬼打墻”的迷魂陣，看不出他有何學術發現或創見。

前面之所以如此長篇大論地談論《莊子》，無非為了說明，盡管我的這些見解被申斥為“代表的不但不是優秀的中國學術，反而有當前中國學術研究中最值得反省和摒棄的部分”，卻是直接面對原始經典，把“還原”作為方法來運用的。對名人仰脖子仰得發酸，因而陷入了“鬼打墻”的迷魂陣，是自作自受地把自己圍困在“籬笆內”。鄙人敬謝不敏，樂得置身於籬笆之外，自由自在，激活先秦諸子經典的生命。非要把我生拉硬扯到他的籬笆之內，按照陳陳相因的規矩板起面孔來對我表達他的“震驚”和“反省”，實在令我不知所措，只好反過來也“震驚”和“反省”一下。於是發現，籬笆外和籬笆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學術天地：

 1，籬笆內有車載鬥量的名人名作，讓置身其間者“點讚”不已，忘記了自己還有獨具個性的學術創造的責任。籬笆是用竹、葦、樹枝等編成的圍墻屏障，有樊籬、籬落、籬墻、籬柵、籬障、籬垣等詞組。對此類圍墻屏障的崇拜，往往會窒息人的天性和創造能力。籬笆外就海闊天空，可以暫時擱置汗牛充棟的名家名作，直接面對原始經典，將之視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跡，叩問“你是誰？”“為何把書寫成這個樣子？”“你的書中字裏行間隱藏著何種文化生命的密碼？”從中獲得原創性的洞見，然後再反過頭來與歷代五花八門的解釋者進行平等而深入的對話。如此獲得的結論是鮮活的，而非陳套的，是創造性的，而非拾人牙慧的。

 2，籬笆內有不少出色的版本目錄學家，但他們往往按照宋元以後雕版印刷“一版定乾坤”的造詣來辨析書籍篇章的真偽，而甚少考究真偽縫隙中的原委。許多“真偽”之論，往往被出土簡帛文獻耍弄得相當尷尬，比如被博學的老前輩反覆論證的《孫子兵法》為孫臏所著，孫武、孫臏是一個人，武是其名，臏是其綽號，結果被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不攻自破。籬笆外在直接面對經典時，參證出土簡帛提供的信息，強調東周秦漢書籍制度與宋元以後“一版定乾坤”不同，存在著口傳和轉抄交叉並進的過程。典籍形成存在著過程性，這就出現了類乎考古學中“歷史文化地層叠壓”的特征。《莊子》書也存在著“歷史文化地層叠壓”的狀況，並非簡單地考證內篇為莊子所作，外篇、雜篇為莊子後學所作就了事。它們之間存在著“歷史文化地層叠壓”，也存在著叠壓的“打破”。後學記述的莊子之言，或許是莊子至為刻骨銘心之言，並不因為它出現在外篇、雜篇而降低了價值。

3，籬笆內的學者可以利用紮實的文獻根柢，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前邁步，“接著講”，推進學術進程，但很難廣泛汲取當代思潮和當代智慧，提出嶄新的命題，展現學理大氣象。籬笆外的學者以廣闊視野瞭望新時代的思潮波瀾和智慧萌芽，直至融合世界上新興的批評理念和方法，從而提出嶄新的學理命題。這種嶄新的學理命題就像高能磁鐵，吸引原始經典中大量的材料碎片，以科學理性的嚴密邏輯，組合成創造性的學術生命體。這就類乎考古文物學上把出土的古陶罐碎片，按照其出土地層、結構形制、紋飾走向、斷口形態，以嚴密的科學態度組合覆原成完整的古陶罐，給人以古文明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沒有這種“綴碎為整”的硬功夫，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震撼人心的文化珍品，依然是躺著倉庫裏的雜亂無章的碎片。以“綴碎為整”的硬功夫，創造出來的嶄新的學理命題生命體，將會大放光芒，照亮大國學術風範的通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收藏自2016-07-04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