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新的傳播方式和技術的興起都毫無例外地引起文化的變革。媒介在促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乃至向後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新世紀，信息時代、傳播時代和媒介社會的特征早已呈現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現代文化傳播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正在改變著人類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及其整個生活世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價值觀念。具體來說，媒介的變革對新文學發展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媒介的變化意味著新文學觀念的變化。有學者指出，文化傳播正在改變著人們理解認知系統和價值意識建構方式，使人們共享對彼此都有價值的文化。本雅明也說過：“機械覆制的藝術改變了大眾與藝術的關系：最落後的關系——如對畢加索，激變成了最進步的關系——如對卓別林。進步行為的特征在這裏主要是，在行為中進行觀照和體驗的快感與行家們的鑒賞態度發生了直接的關系。這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標志。藝術的社會意義越少，大眾的批判和欣賞態度也就被化解得越多。繪畫就鮮明地證實了這一點。人們往往不帶批判性地欣賞那些習俗的東西，以反感的態度批判那些真正創新的東西。大眾個人的批判態度和欣賞態度在電影院中都被化解了。”本雅明的這段話，其實告訴我們，電影的到來改變了人們的觀念，人們更加欣賞那些能給人帶來即時快感的通俗文化，而不願意接受那些真正體現作家、藝術家創新精神的作品。這種審美傾向的變異就是一種對文學的新的看法。其實，每一個媒體都會改變人們的文學觀念和看法。

2. 不同的媒介決定著新文學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的不同。在印刷媒介時代，文學的生產與傳播主要依賴的是報刊和出版社。有了報刊以後，小說的連載就成為可能，如晚清劉鶚的長篇小說《老殘遊記》最早發表在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銹像小說》第九號上，後又在天津《日日新聞》上續刊。正是借助於現代報刊、出版社這種媒介的力量，新小說得以迅速發展，而且也出現了職業性的文學寫作者和職業性的文學編輯。.阿英在《晚清小說史》裏估計過，在1898年至1911年間，“成冊的小說”“至少在一千種上”，而且他分析晚清小說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有三個原因，其中第一是機械印刷媒介的發達，即“印刷事業的發達”造成“刻書”的方便和“新聞事業的發達”導致“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生產”。而電視時代，文學的生產就受到電視文化的影響，尤其是電視文化培養著大眾文化的趣味，培養著特定的消費文化的讀者，因此文學的生產必然考慮大眾化讀者的休閑娛樂的趣味。而且電視時代文學的傳播也會借助於電視而獲得更大的影響，文學生產也會趨同電視文化的類型化。在網絡來臨之際，文學的創作、發表與傳播都緊密結合於網絡。網絡既是創作的平台，也是閱讀的平台，更是銷售的平台。

2. —種新的媒介環境導向一種新的文學形態。在印刷媒介時代，文學主要樣式是詩歌、小說、散文，還有戲劇。但自從有了廣播以後，就有了廣播劇；有了電影以後，就有了電影文學；有了電視以後，就有了電視文學；有了網絡以後，就有了網絡文學。麥克盧漢在論述報紙時候，就註意到了報紙與撰稿人文風的變化。他認為，最早的文風變化發生在18世紀初，艾迪生（英國著名散文家）和斯蒂爾（與艾迪生齊名的英國散文家）在合辦《閑話報》和《旁觀者》時發現了一種新的散文手法，以適應印刷詞語的形態。這是一種語氣平和的手法，通篇文章都保持一種調子和態度對讀者說話。艾迪生和斯蒂爾所促進的這一散文新文風，其實就是“隨筆”，這就說明了報紙對隨筆體文學的創造。在論述印刷物的時候，麥克盧漢認為：“印刷物更為引人註目的影響，是造成詩與歌、散文與講演術、大眾言語和有教養的言語的分離，以詩為例，這種分離產生如下的結果：與歌曲分離之後，詩可以吟哦而不必讓人聽見。同樣，樂器可用來彈奏而不必伴以詩歌。”麥克盧漢在論述廣播電台的時候，就認為電台給報紙、廣告、戲劇和詩歌帶來巨大的變化，廣播也給惡作劇的笑話大師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同時，他還認為廣播產生廣播節目主持人，並且使滑稽故事作家升格為一種重要的國民角色。電影文學是為拍攝電影創作的文學腳本。電影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並沒有事先寫好劇本，正如《新文學大系、戲劇導言》中所言：“那時的電影界也和文明戲一樣，只用幕表而不用詳細的腳本的。”它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萌芽的。現代傳播之電影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從這裏可窺一斑。據有人統計：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僅由上述現代文學作家編寫的腳本拍攝成片的電影就有兩百多部（還不包括他們為數不少的沒有拍成電影的劇本，以及發表在報刊文學雜志上的作品）”。可見電影對現代電影文學的催生之力。新的媒介文化的出現，創造了新的文學形態，有了新的文學形式的追求。

3. 不同的媒介都參與到了文學經典的構造之中。在報刊時代，報刊對文學經典的指認是不可忽視的。五四現代作家魯迅、老舍等人就是從《小說月報》成名的。老舍的最早四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和《小坡的生日》全是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小說月報》是當時最重要的大型文學期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鄭振鐸主編。《老張的哲學》連載於《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時間是1926年，這是老舍先生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他當時正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另外，五四時期每一個現代文學社團都是依賴一個文學報刊的。如文學研究會就是以《小說月報》為代用會刊的，該社團還陸續編印了《文學旬刊》及《詩》《戲劇》等月刊。創造社先後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刊》《創作月刊>〉和《洪水》等十余種刊物。新月社則是以《晨報》副刊上開設的《詩鐫》作為他們的當代性刊物的。這些文學社團的成員在各自的報刊上發表自己的作品，而且這些刊物也逐漸地把他們推到讀者之中，推到五四新文學的潮流之中，於是，他們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新月社等就成了五四新文學的代表性社團，而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王統照、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和聞一多等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當代文學作家王蒙、劉心武、盧新華等的成名成家都與《人民文學》《文匯報》和《文藝報》等報刊分不開，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因為《明報》的連載在香港變得家喻戶曉。

電影對中國當代影視文化語境的形成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的改編也極大地影響著新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文學改編為電影，就有了更多的受眾，也改變了經典的構造方式。從現代到當代，很多作家作品之所以成為人所共知的“經典”，就是因為它們經過了電影的改編和傳播。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最多與電影聯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數“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了，“鴛鴦蝴蝶派”在現代文學史上曾經名躁一時、影響極大、且形成一個“流派”，就與電影有密切關系，而其中又要數張恨水的作品改編並拍成電影的最多，影響也最大、最廣。當代文學裏，李心田的小說《閃閃的紅星》、徐光耀的小說《小兵張嘎》和莫言的小說《紅高粱》、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劉恒的《伏曦伏曦》和余華小說《活著》等，都是因為被改編成電影，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經典，可以說電影對當代文學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錢鐘書上個世紀40年代的舊作《圍城》，1990年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後，一時小說“洛陽紙貴”，正版銷售逾百萬，還有大量盜版在民間流傳。在網絡時代，“80後”作家韓寒、郭敬明、安妮寶貝、張悅然等不是通過傳統的文學期刊，而且是通過網絡走進大眾、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書寫者的視野的，安妮寶貝、張悅然他們都是先在網絡上有了人氣之後，其作品才被出版社印成書並成為暢銷讀物的。

5.新的媒介環境也將改變文學文本的概念。不同的媒介會塑造不同的文學樣式，而且也會使文學文本的概念都發生變化。後現代批評家指出，在媒體不斷變化的時代，文本本身的地位也可能改變。以傳統的文學方法將文本看做是個別的、已完成的、具有某種既定意義的作品，這種看法已經不再切合實際了。在電子媒介時代，科技與經濟匯流的更進一步結果是，文本自身之間以及媒體之間的界線被嚴重地模糊了。錄像帶、計算機遊戲、電影、電視節目、廣告和印刷文本之間的區別，越來越變得無關緊要；而媒體則變得與各種商品的促銷廣告緊緊纏繞在一起了。越來越多的媒體文本在某種程度上是其他文本或商品的“副產品”或廣告。結果，互文性已經變成當代媒體最顯著的特征。電影、電視和電子網絡媒介出現後，文學文本的互文性也日益顯示出來。王一川在論述近年的文學時，曾以“拼貼式”來形容當前的文學。所謂拼貼，就是因為這些文本裏的“互文性”增強和多種文體的雜糅。

總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動因是多方面的，而媒介環境的變遷對於新文學的發展不可忽視。從媒介視角，運用媒介哲學或傳播學來考察文學外在與內在的發展與變化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課題。特別是在今天的文化全球化時代，考察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就是看傳播媒介究竟在文學發展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而且這個視角對於新文學史的寫作也可能提供一種新的敘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