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智力商數的下降，使得群體只能接受簡單而極端的東西，即使在感情方面也不例外。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找出示例，遍布伊比利亞半島的宗教裁判法庭正是這樣的東西，一場關於宗教教義的爭論，最終被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所遏止。

當持有不同見解的教徒被付諸火刑時，群體的一大極端表現就已經被揭示出來：

只要群體出現，那它就必然是偏執的。

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對於別人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群體絕不允許旁人對他們的真理有所質疑，也絕不允許旁人持有他們所認為的謬論。這種偏執的情緒根深蒂固，除非用另外一種極端的感情來取代，否則根本難以動搖。

當群體意識到自己的強大時，它的偏執就發生了變化。

當群體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與破壞性後，並把這種力量與偏執結合起來時，群體就擁有了專橫的性質。

理性的個人可以接受不同意見，可以接受矛盾，進行平和的討論，但是群體絕不會允許此類現象發生。

根據我們已知的事實，公眾集會上，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如果現場的局面失控，又沒有一位所謂的英雄人物或當權者來進行約束的話，反駁者甚至會被當場打死。

遍布歐洲大地，時間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獵巫風潮足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不僅數以萬計的人成為了獵巫隊伍的犧牲品，甚至於那些敢於站出來替人辯白的無辜者，也要慘遭不虞。

在1704年的蘇格蘭地區，一個患有癲癇病的流浪漢指控兩名婦女對他實施巫術，其中一個在被抓進監獄後逃了出來，但是第二天就被抓到。在押回監獄的途中，對巫師切齒痛恨的人們知道了這件事，就想要親手淹死她。他們把她帶到海邊，在她身上捆上繩子，將繩子的另一端拴在附近一艘漁船的桅桿上。然後把她投進水中再拉上來，然後再投下去。

當這名婦女被折磨地半死不活的時候，人們又把她拖上海灘。一個暴徒專門回家把門板卸下來，壓在這個可憐女人的身上，然後再在上面堆上大石，把人活活壓死。

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個地方官出來幹涉，那些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職守，對此幸災樂禍，出來阻止這類行為的人無一不遭到恫嚇和毆打。

盡管專橫和偏執是一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還是有所不同的。在這個方面，種族因素會再次起到作用。

我們常說，一個民族會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卻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義，它其實是指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

一個富於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夠保持較強的個人獨立意識，他們知道趨利避害，懂得一切人類的是非觀念，善惡標準，既冷靜而沈穩，較難受到鼓動而變得狂熱。

在這方面，以英倫三島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最為典型。

一個富於感性的民族，其性格具有易於沖動、易變和急燥的特征，而這也就決定了這樣的民族，勢必容易陷入極端的情感而不能自拔。

在這方面，以具有拉丁血統的民族最為典型。

事實上，在拉丁民族的群體中，專橫和偏執能夠發展到無以覆加的地步。即使是愚昧的蠢行，他們也會義無反顧地堅持到底。

在法國18世紀初期的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經紀人的聚散地，本來這條大街兩邊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裏弗赫，但在風潮的推動之下，已經上漲到了一萬有余。有一個在街邊擺攤的鞋匠把自己的攤位租了出去，每天的收入翻了一百倍。更離奇的是，有個駝背站在街頭，把自己的後背租給奔忙的投機商當書桌，竟然也能賺到一大筆錢。
當交易地點搬遷之後，新交易所的花園裏馬上支起了五六百個小帳篷和攤位，四處布滿了色彩鮮亮的彩帶和旗幟。繁忙的人們進進出出，發出無休止的叫嚷聲和噪音，甚至還夾雜著音樂。人們的表情隨著股票的跌漲而瞬息萬變，現場氣氛狂熱。

對於這種群眾性的癲狂行為，正直的陸軍元帥維拉爾感到苦惱，他無法容忍同胞們沈浸於這種蠢行之中無法自拔。於是他走上街頭向人群大聲呼喊了半個鐘頭，要求停止這種荒唐的行為，但是卻沒有人願意聽從理性的勸告。回答元帥的是噓聲與嘲弄，甚至有人向他的頭上扔雞蛋和西紅柿，使他不得不倉皇離去。

像這樣的偏執與專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破壞了盎格魯?薩克遜人所具有的那種強烈的個人獨立感情，拉丁民族群體所俱備的特性，讓他們變得不容反對，一旦有人對他們的信念和感情表示異議，便會遭受到最猛烈的攻擊。

一個民族固然可以擁有感性氣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生藝術與文學的發展。但是這種情緒化的民族性格卻萬萬不能過於嚴重嚴重。否則一切善惡標準、事非觀念都將會被輕易地抹殺。

假如一個民族過分地嚴謹而理性，最嚴重的後果無非是精神領域的空虛；但如果一個民族只按照情緒的指命來行事，那麽簡直無異於災難性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