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海國觀想 (18)

那條藍色的哈達(代後記)

我不願意說,這是一次“衣錦還鄉”之旅。盡管2007年我帶的這支耶魯學生中文辯論隊,已經打敗了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諸名校出線,但這一回是代表美國大學赴京,打這場中央電視台主辦的、號稱“漢語奧林匹克”的全球中文擂台賽的。臨行前,校長接見,東亞中心送行,新華社采訪,確乎是簇擁著“鮮花與掌聲”,踏進的故土家門。

我也不願意說,這是一次“與時俱進”之旅。雖然,近年的“中國崛起”話題帶動全球“中文熱”升溫,耶魯莘莘學子的中文造詣,曾在CCTV攝制組造訪北美諸名校時技驚四座、享譽一時。帶耶魯學生進中文母語的大本營——北京央視的大舞台獻藝,似乎恰逢其盛也,恰正其時也。

我的感覺,卻覆雜得多,也“暖昧”得多。

“我本飄零江海客,一啖鄉果淚潸潸。”這是剛剛過去的夏天,我重踏40年前下鄉的海南島時寫下的詩句。多少年前的赴美,我選擇站到了耶魯的講台上,獲得了一張能以自己的中文母語安身立命的“平靜的書桌”。“感恩”這個詞,如今成為坊間俗語了。用卡萊爾那句有名的話說:“未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如果不是在失土失根的焦慮中面對過蒼茫無助的荒蕪——是的,如果不是在晦暗幽長似乎無垠無盡的人生隧道裏,驀地遇見滿天星光、滿襟霞彩,我就很難表述出,自己這麽一種獨特的,對於母語、對於命運的感恩之情。忽地從托馬斯?曼的“祖國文化就在我身上”一語中頓悟,從而獲取自我拯救的力量的。“背負著黃土地漂流。”“故鄉和故鄉文化也在我的潺潺流動的血脈裏,它也和我一起浪跡天涯。……到處都有漂泊的母親,到處都有靈魂的家園。”命運待我何其寬厚——母語,正是母語,成為我海國漂流中的舟楫,承載我的故土鄉愁、家國之思的一片堅實的黃土地。作為一位自孩提時代起就開始做文字夢的中文從業者,還有什麽,比能在西方院校裏以中文母語為志業——向這些“紅須綠眼”的洋孩子們講授“風花雪月”與“青梅竹馬”、“大美無言”與“相濡以沫”、孔孟與老莊、陶淵明與蘇東坡……更能體證“語言即存在”、“母語即家園”這一命題的切膚之感、悅心之快的呢?

不,不僅僅為“稻粱謀”。我不敢以“文化托命人”自詡,但曾在文字中言及:把恒久的價值堅持,轉化為一種全新的個體生存方式,繼續前行。我曾在一文中如此言述:“那是為一脈青山留住一片雲彩,為一條河流留住一葉扁舟的詩性堅持。”但價值的堅持,是要以載體呈現的。如今我明白,母語的授業與耕耘,就成了我的生命理想的全新載體,也成為自己一種獨特的個體存在方式。站在耶魯講台上,我內心確是存有這樣一種自覺的:一種民族精神的存亡繼絕,文化、思想和語言的深度耕耘,實乃千秋萬世的事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比生意場上的益損、政治博弈中的得失所講究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要遠為曠達的戰場,遠為高遠的視界,同時,也要付出更多沈潛淵厚的努力。我慶幸自己終於覓得了耶魯這張“平靜的書桌”。在這張“平靜書桌”之上,可以育人,可以弘道,可以澄思,可以築夢,更可以修為。借用畫家友人為我寫的行草條幅——南朝大畫家宗炳的“澄懷觀道”的意蘊,我把自己在耶魯校園的辦公室命名為“澄齋”,就是言說的這樣一種澄然舒坦的心境。

那天,當我的三位耶魯洋弟子——邵逸青(AdamScharfman)、溫侯廷(AustinWoerner)、蘇克思(NicholasSedlet)過五關、斬六將,先後打敗了英國牛津大學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在來自五大洲的央視國際大學生辯論賽中獨占鰲頭、贏取總冠軍的時候,我的心情其實是平靜的。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學生——他們不同凡響的中文優勢,是顯而易見的。當邵逸青站在央視一號演播廳的舞台上——就是那個蜚聲遐邇的“春晚”大舞台,以字正腔圓、聲情並茂的京腔將蘇東坡的《前赤壁賦》全文背誦下來的時候,“四分十六秒!四分十六秒!”央視的紅牌主持人激動得大喊,“哪位在座的華夏子弟,願意接受這四分十六秒的挑戰?!”在舉席騷然之時,我的心情,依然是平靜的。我知道,背誦乃古來華夏弟子的“童子功”,我的秉性聰睿的耶魯學生所掌握的,還只是中國文化的皮毛而已。翌日的才藝表演,當溫侯廷彈著古琴、吟唱李白的《秋風辭》,然後再以古琴即興伴奏,為蘇克思朗誦《紅樓夢》的《葬花吟》添韻增色時,央視演播大廳又一次騷動了起來。我卻借個由頭,悄悄涮到門外去了。“耶魯蘇老師在哪裏?”我聽見導播在搖桿攝像機後面壓低嗓門叫喊,“要補一個蘇老師的鏡頭!”可我想避開那個鏡頭。這些天來,我一直不想上鏡,在避開各種鏡頭和聚光燈,而把我的四位學生(還有一位是候補隊員甘簡亭——J.T.Kennedy)推到各路媒體前面。

耶魯隊獲得總冠軍的當晚,為準備辯論賽折騰了大半年時光的四個洋小夥子,樂得在我的客房裏撕紙打滾——他們把幾輪賽事的“備戰提綱”撕個粉碎,然後躺在碎紙上撒歡;不過癮,又脫得只剩下一條褲衩,在旅館樓道裏“裸奔”;還不解恨,在狼吞虎咽了一頓餃子後,終於被頻頻響起的手機鈴聲催促著,和來自各國的學生們會聚到酒吧去了。我知道,除了提前離去的甘簡亭,三位大男孩都超過了美國允許喝酒的法律年齡——21歲。我這個老師只是擔心:看他們被眾多黃眉“粉絲”簇擁著,怕他們喝得忘形,鬥酒生事。沒有想到,學生們——不僅僅只是耶魯學生,還有座中新識的眾人們——卻把“鬥酒“的目標,轉向了我。

樂聲震耳,煙氣迷蒙。我和遠從山東趕過來看我的姐姐、妹妹低頭閑聊著。座中眾人忽然一個個舉著酒杯,走到廂座前,輪番敬酒,在我耳邊吟吟說著令我動容的話語,“蘇老師,我特意要敬你一杯!”“蘇老師,我也要特意……”我不善酒,他們卻不勉強我“幹杯”,卻“特意”地把一杯杯酒喝了個底朝天。這時候,一陣悠揚的樂聲響起來了,一位剛才勸酒的中年漢子跳到了台上,對著麥克風高聲說:“我今晚,要唱一首特別的歌,特意要獻給蘇老師”——又是這個“特別”和“特意”!他唱起了一首草原上的古歌,遼遠而哀傷,唱得動情、投入。歌罷,他從友人手中接過一條藍色的哈達,幾步跨到台下,忽然一個深鞠躬,雙手捧送,獻到我的面前。

我在慌措中接過這條藍色的哈達,哽噎著說不上話來。我知道,所有無言的感懷、祈願、祝福,都凝聚在這藍光熠熠的絲絹裏。我披上哈達,向著暗影中那些瑩瑩的目光,深鞠一躬,舉起了酒杯……

派翠克離家單飛了幾天以後,曾經回來看望過我們兩回。姥姥說,一次他飛回到後院的秋千架上,唧唧啾啾地唱著;一次飛回到涼棚前的晾衣繩上,跟姥姥打過招呼,大概見我和端端不在,就飛走了。那幾天,我們正在北部佛蒙特州的大山裏。

等我們回到家裏,常常早晚在後院草地上等待和呼喚派翠克,但青青草地之上,卻只剩下那片水藍水藍的天空了。一家老嫩確乎天天都在想他,惦掛他。這幾天山上的葉子紅了,端端對我說:派翠克一定是飛往南邊找他的媽媽和朋友去了。“建”告訴過她的,知更烏一到秋天就往南飛。明年春天他會再回來看望我們的,並且很可能就把他的家,安在我們後院周圍的樹林裏。“——可能的,可能。”她這麽認真地咬著中文字說。

就在提筆完稿的昨天,發生了一件小事:妻子下班回家,發現一只小鳥飛進了涼棚,趕緊把門掩上了。她對派翠克沒有印象,便往我辦公室的電話裏留了個錄音:快回家來,可能是派翠克回來看你了!端端放學回家,聽媽媽一說,歡天喜地跑到涼棚,發現飛進來的只是一只小灰鳥,不是派翠克,便要把小鳥放走。媽媽說,不等爸爸回來看看麽?她說:爸爸說,小鳥就該讓它飛走的。它著急,就讓它早點飛走吧!

她戴上我幹花園活用的黑手套——怕小鳥啄她,把受驚的小鳥捧在手裏,在那片送走派翠克的草地上,把它放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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