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芳草天涯 (12)

LP狂熱:UCLA的“三劍客”、“四大天王”與“五大金剛”

前面的煩惱故事裏,還來不及述說當時“愛樂發燒”的最大煩惱:在20世紀80年代初年,盡管擁有自己的組合音響已經實屬“舉世罕見”,但最稀罕難得的,卻是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而不是限時刻、限條件輾轉借來的LP-33轉立體聲密紋膠木唱片。那時候,要麽是有錢沒地方買,要麽是有地方買卻沒錢。當時各個外文書店非常有限的進口西方古典音樂唱片,完全是天價——記得買一張要100多塊人民幣,普通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我是連一張都買不起,僅有的十幾張原版的“心血珍藏”,都是厚著臉皮千懇萬求,先後托香港親友偷偷“走私”夾帶進來的(唱片那時屬文化宣傳品,根本不許帶過海關)。所以可以想見,任何在唱片上留下的劃痕,都一如劃在我心上的刀痕,創痛滴血,恒久不止。

於是,就可以想象,當我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放洋留學的自費生,在1982年春天“77級”甫一畢業就踏出國門,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名研究生的時候,驟然面對眼前鋪展開來的廣闊無邊的愛樂世界的那種狂喜——大學音樂廳裏那一場場原汁原味的免費或低收費的現場音樂會,西林區(Westwood)那幾家不時拋出各種“出血減價”的唱片店,曲目版本浩如煙海,是怎樣一下子讓我這個癡迷古典音樂的窮學生著魔、瘋狂、迷醉沈溺、寢食不安。“君子固窮”,但用打工、當“住家男傭”和吃隔夜“便當”(台灣話——飯盒)千辛萬苦省下來的錢,每月要泡幾次西林區的“塔兒”(Tower)唱片店淘LP,還是“消費”得起的。除了盯準了特別的大減價日子,我一般是選擇每個周五下午,把一周所有的上課、打工全部打發了以後,優哉遊哉,自己一個人陷身到西林區那三家唱片店裏淘金。反正“東方不亮西方亮”,同一個公司版本的唱片,只要貨比三家,總能找出一家最低的“出血”價位來。那時候,一般每張LP的新貨價是$9.99,也就是10美元,那是我打死也沒花過的價錢——除了一兩張死不降價的音樂劇唱片以外(如“Cats”——貓);中位正常價是$6.99或$7.99,那就是我們窮學生的“奢侈價”了;我們的基本“目標價”呢,是$4.99;“狂歡價”則是$3.99。除了二手片子或者雜牌貨,$2.99以下的價錢從來沒出現過。雜牌貨我們當時是從來不買的(其實那是聽“版本”的耳朵段數還不夠的原因),於是專錄西洋古典唱片的那幾家大公司的招牌——DG呀,RCA呀,EMI呀,TELARC呀,DECCA呀,等等,我們都盯得死緊,它們的錄音個性、大師和樂團組合甚至價格策略,我們都耳熟能詳。我們愛樂發燒的“版本學”耳朵,其實最早就是從認唱片公司的牌子開始的。

我已經聽見讀者諸君發笑了:怎麽說了半天“愛樂發燒”,沒見你談音樂卻專談價錢和公司招牌呀?其實,這才是“發燒”的本意所在哩!對於愛樂者(還不僅僅是窮學生),所謂淘唱片之樂,永遠是——首先是:“淘價錢”之樂。能以最低的價位,得到最心儀的版本,那才是最可以“牛逼”的賞心樂事。手頭相對寬綽如大教授李歐梵者,那一年聽我說,普林斯頓有一家“全美第二大”的舊唱片店,可以花$0.99就買到一張二手的LP或CD,樂得手舞足蹈的,兩人結伴逃會去狂淘一氣的樣子,至今想來仍覺莞爾。須知,古典音樂世界,基本上已經是固態的:大師就那些大師,曲目就那些曲目,指揮家、演奏家和樂團的類型素質,也大體是眉目清朗的。對於我們這些音樂消費者,區別的只是公司的牌子和價錢。至於“淘版本”之樂——不同版本的演釋之間的微妙差別及趣味異同,除了特殊需要以外,那常常是真正的“發燒”階段過去了以後的事情。從我自己的經驗歷程看,“發燒”階段,是古典音樂的入門初戀,驚喜辨識的階段。到了“淘版本”階段,已經是進入彼此會心欣賞、可以談婚論嫁、洞房花燭夜的蜜月階段了。而現在呢,坐擁曲目甚至版本的金山銀山,音樂反而聽得無欲無求、無章無法,有一搭沒一搭的,則就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老伴老伴,老來做伴的階段了。

言歸正傳,我就是在每個周五下午課後淘唱片的“獨樂樂”時光,發現自己“吾道不孤”的——原來跟我一樣發燒的“老中”大有人在!中國大陸人的異鄉見同鄉,一般是兩部曲:先是彼此戒備、保持距離,冷瞄一眼,便矜持十分地仰臉側走;一旦看對了眼呢,放下身段點頭打個招呼,馬上就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儼如前世故人,交情急速升溫,恨不得馬上摟肩搭背、掏心掏肺得肝膽相照。這中間可以完全沒有過渡。第一步如果破不了冰,則就永遠形同陌路。一旦化凍,則立見紅霞滿臉,萬紫千紅。我們UCLA“老中”圈子裏幾位在唱片店相遇相交的愛樂發燒友,就是這樣成為深交至今的終生好友;並且,很快就從“哥倆好”變成“三劍客”,又從“四大天王”變成“五大金剛”的。這樣一來,每次周五的淘唱片之旅,就變得浩浩蕩蕩招搖過市,既有團隊觀念還同時滲進了競爭意識,不但要比試發燒的手眼膽識,更要比試耳朵段數,最後則要比試腰包實力了。我們這一夥住廉價學生宿舍的“老中”,那時候都沒有條件在音響器材上玩發燒。真正燒著的,其實是耳朵——在廉價的音響組合上練出來的對樂音質地的耳朵辨識功夫。那時候,同一個曲日版本,只要放上個五分、八分鐘,我們就能很輕易地就聽出究竟是卡拉揚、卡爾?伯姆、尤金?奧曼迪、伯恩斯坦或者小澤征爾指揮的,並且哪怕從來沒有聽過的版本,也大體能從樂隊風格、曲式處理、節奏與力度、弦樂部、管樂部和打擊樂的細微組織變化等方面,大體猜出個譜兒來。我們曾為此作過互相的測試,竟然幾乎是“一說一個準兒”,連我們自己都嘖嘖驚奇。當然,我也發現,這種“聽力段數”的發燒需要有一個“感應場”。一旦燒退了,這種能力就會急驟退化。若幹年後我和其中一兩位發燒“天王”相遇,我們曾重新玩這種“版本辨識”遊戲,發覺時過境遷,大家都已經武功盡廢,功力不再了。這讓我想起,在海南島當知青的年頭,練就的一身只要擡頭看天色,辨落日流霞,馬上就可以準確預測一、兩天內以至一周內氣象天候的本領,其準無比。這些年在水泥森林裏呼吸人工廢氣,離了氣象預報就不知明天該穿什麽衣服,這種“看天吃飯”的本領,早就不知退化到哪裏去了。


我想,從聽音樂的具體感受看,恐怕那是一般愛樂者“發燒”的幾個基本台階——從柴科夫斯基開始進入,然後是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再是整個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從肖邦、李斯特、舒曼到柏遼茲、德沃夏克、拉赫曼尼諾夫,等等;聽進去了瓦格納以後,才可能進入馬勒;能夠欣賞《春之祭>和《火鳥》,就可以試試進入勳伯格、格什溫了;先聽器樂曲,進而人聲、合唱、藝術歌曲,再到彌撒曲、清唱劇、歌劇;器樂曲則先從交響樂、協奏曲再最後落到室內樂、獨奏音樂。對樂器音色的偏好呢,則從小提琴開始,繼而鋼琴、再到大提琴、木管、銅管,等等。總之,上面所言,大致是跟我同輩的愛樂者共通的“發燒台階”。我們UCLA的愛樂“五大金剛”,就這樣互相攀比互相激勵並互相提攜著,在LP狂熱中,跨過了這幾個台階的。

最早的激光唱片CD盤在美國商店露面,大概是1983、1984年。那時每張至少$15.99的天價,我們窮學生根本不敢問津,同時也對那種似乎毫無雜音卻異常冰冷的聲音,生出一種本能的排拒。所以,我們當時的心思一仍聚焦在LP的發燒上。以LP庫存量計,我這位起初的發燒“老大”很快就退了位,譚琳、薛志雄、陳羽、王光宇四位,要麽早爬了頭,要麽和我不相伯仲。幾年下來,每個人都至少積攢了有兩三千張LP的儲存量。為“王”者如譚琳,無論LP或CD,今天則都有過萬的儲量了。發燒後期的一段時間,用什麽方式編寫我們各自的唱片目錄(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就成了我們UCLA的愛樂發燒“五大金剛”(也叫“五虎將”)們最新研習的功課。

順及,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即意味著“便利化”。雖然我至今堅持認為,平均而論,LP(密紋膠木唱片)的音色,比CD(激光唱片)要來得溫暖、飽滿、層次豐富,所以家中存有的兩三千張LP我至今不願放棄,不時還搗騰出幾張來過過幹癮。但是,CD唱盤的便利,一旦上盤開機就可以“頤養天年”,還是最終嘲笑了我的偏執守舊的耳朵,把我“手工操作”的、仿佛一如日本茶道似的儀式化的LP聽碟習慣,徹底打破了——此乃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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