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第10章 校園思見 (7 下)

不同語境中的“經典異變”

再把話題回到《河城》。

如同我總是用“李明”、“王剛”、“趙勇”一類中國名字稱呼我的美國學生一樣,彼得赫斯勒在他的《河城》中,也是以“約翰”、“大衛”、“麥克”一類英文姓名,來呼喚他的來自四川城鄉的學生們。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彼得赫斯勒描述他身在四川,觀看自己的學生用英語排練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的特殊感受。“Tobe,Ornottobe?”同樣的英語經典台詞,可是坐在遙遠的四川江城邊上的小舞台下,聽著這位中文綽號叫“老大”而英文名字叫“索弟”(Soddy)的中國學生鏗鏘道出,它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忽然發現我看見了另一個哈姆雷特,也讀出了另一篇全新的《哈姆雷特》!”彼得?赫斯勒這樣寫道。甚至,這位擔任主角的來自川北農村的土裏土氣的大個子學生“老大”,平日在課堂上常常因為古怪的英文發音引起哄堂大笑。他一直不理解:為什麽同學們對“老大”常常帶著一種特別的尊重,更不理解為什麽大家要推舉他來表演這麽吃重的“哈姆雷特”的角色?但通過整個排練、演出的過程,在漢語、英語——舞台、現實中自由進出的角色轉換之中,彼得忽然理解了這個學生全新的一面,同時理解了這個學生的故事背後的那些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從而,也對《哈姆雷特》這一西方經典,增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認識。

我則有一個不同版本的經典閱讀故事。

我曾在短文《濕眼讀杜詩》中提及:我獨立指導過的一位英文名字叫“戴爾”(Dale)而中文名字叫“韋德強”的博士後學生。這位東亞音樂史的博士跟我讀了一個學期的杜甫,每每在他沈浸其間,並屢屢因讀杜詩讀出盈眶淚水的時候,會讓我忽然一震:我從戴爾的誦讀中,讀出了一個全新的杜甫來!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那天,聽完我對這首千古名律的起句的解釋,我讓他體味著意境和音韻,高聲背誦全詩。他忽然激動地對我說:“這是貝多芬的起句方式!你看,這個‘花近高樓……萬方多難’的起句,完全就像《命運交響曲》的開頭樂章一樣!”我們真的為此重聽了一遍貝多芬的《命運》首節樂章,找到東方“詩聖”和這位西方“樂聖”之間,一種全新的精神聯系。

下一周回來,他用兩種漢語(普通話和粵語)為我背誦這首《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日,日暮聊為《梁甫吟》……”戴爾的聲調變得憂傷起來。他告訴我:杜甫詩歌裏對國家和社會的憂慮,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國大選之年的心情——他覺得國家現在整個走錯了方向,伊拉克戰爭打得讓全國絕望,他最近一有空就去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助選做義工,選舉的結果,卻讓他感到一種杜甫式的報國無門的失落與悲哀——那是2004年的美國故事。耶魯博士後戴爾的情感,卻與712-770年的東方唐代川蜀劍南節度府工部員外郎杜子美的“家國情懷”一脈相通——杜詩中的“後主還祠日”以至“《梁甫吟》”,都忽然生出全新的意義了!

下一回,放響著中國古曲,我和戴爾一起誦讀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覆何夕,共此燈燭光……”讀到結篇的“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我們——一個中國老師和一個美國學生,忽然濕眼相對了!我曾在上述短文中如此寫過:“隔著千山千水千年千歲,杜甫在鞭打我們……”感於衷而慟於外,杜詩中這種“鞭打”的力度,就是我以往讀《杜子美集》時,從未如此深刻地體味過的。

在雙語和跨語境狀態下,人性面貌、文化理解、觀照視角造成的歧異經驗,使得東、西方經典,都出現各種新讀、新解的異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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