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更大量的證據，懷爾和斯魯爾（Wyer and Srull，1989：p**81）堅持認為：

（人們）不可能在記憶裏，對他們積累的與特定的決策有關的所有知識，進行完全徹底的搜索。他們找回和利用的僅僅是這些知識的一小部分，並不假思索地假定這一小部分的知識就代表了他們已獲得的所有知識。

然而，與此同時，在政治科學（Kelley，1983）、政治心理學（Lodge，McGraw and Stroh，1989）和認知心理學（Anderson，1974）研究中的許多數據表明，個人在決策的時候，常常利用信息的許多不同的部分。例如，凱利（Kelley,1983)的研究表明，投票人在總統候選人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在總計對每個黨派和候選人“喜歡”和“不喜歡”的數目，然後選擇一個得分最高的。在心理學界已經得到廣泛承認的安德森的信息-平均模型（information averaging model），同樣表明個人在形成意見陳述的時候會利用多樣的相關認知。

我提出的模型試圖把兩者都包含進去--泰勒和菲斯克提出的“頭頂上”決策模型以及凱利和安德39森提出的對數量不等的各種信息進行平均的決策模型。它假設個人通過平均相關考慮事項的那些非隨機的但概率性的樣本來作出決定。這裏的考慮事項樣本的大小在1~+∞之間變動。樣本的大小和構成則依賴於不同的脈絡背景和個人的動機因素，比如問卷突出了哪些觀點和人們一般對被調查的事項投入多大的關註度。

小結

本研究聚焦於三大類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這三大類變量為：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在整體層次上的變異（包括關於新信息應該如何評估的精英線索）、個體層次上對這些話語的關注差異以及個體層次上政治價值觀的差異。

這些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進入人們頭腦中的“考慮事項”，如何相互交織在一起。當面對調查問題時，哪個考慮事項最凸顯，則決定了對問題的回答是什麽。關於建立在這些想法基礎上的模型，我們將在下一章裏講。

第12章 結語：公共輿論的精英主導問題

人民的聲音只不過是一個回音。

回音室輸出的聲音，一定和輸入的聲音有必定不變的關係。候選人和黨派競相叫嚷以引起注意和爭取支持的時候，人們的決定不過是對他們接觸到的選項和觀點的選擇性反應。（p**2）《盡責的選民》（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在20世紀30和40年代，很多觀察者擔心，現代大眾傳媒的興起，會帶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統治的新時代。大量發行的報紙、新發明的收音機和電影，似乎都是給大眾社會帶來恐懼的理想工具，而且，德國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取得的短暫但“巨大的成功”，似乎使人確認了每個人最壞的擔心。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名小說《一九八四》也許是這種大眾媒體的不祥之兆的最出名的表現。但是很多社會科學家和奧威爾有一樣的擔心。所以，測量大眾傳媒對公共輿論的影響，成為早期輿論研究的一個主題。

不過，早期研究結果卻是令人安心的。和許多人的擔心相比，調查發現大眾傳媒的影響相對要小（Klapper，1960）。大眾傳媒最通常的是強化和激發現存的輿論，而不是創造輿論；而且，在“兩步流動過程”（two step flow）中，大眾傳媒的影響受到社區領導者的調節 （Lazarsfeld，Berelson and Gaudet，1944；Berelson，Lazarsfeld and McPhee，1954）。

如果像幾乎所有的研究所表明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微不足道”，那麽政治精英利用大眾傳媒，操縱公共輿論的危險也一定是很小的；或者說，雖然左派學術（比如Miliband，1969）中有些勉強，但主流的傳播研究者都滿足於忽略精英通過公共傳媒控制公共輿論的可能性。

但是最近，“微不足道”的觀點受到了嚴重的攻擊。一些研究群體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們都發現了大眾傳媒有實質性影響的證據（Patterson and McClure，1974；Patterson，1980；Iyengar，Peters and Kinder，1982；Iyengar and Kinder，1987；Bartels，1988；Fan，1988；Brody，1991；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Page and Shapiro，in press）。

單個的新聞報道和廣播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幾個月或幾年內很多報道積累起來，影響就會很大（Iyengar，1991）。所以，雖然像“注射針”一樣的關於大眾傳媒的舊模型，所注射的思想還沒有激活政治機構，但是主流的傳播研究現在已經開始關注大眾傳媒以及利用它們的政治家所能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