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秋天來得比往年都早,秋雨綿綿,枯葉雕零,上索省河畔籠罩著蒙蒙輕霧。我仍住在富尼埃爾山腳下的父母家裏。我得找份工作幹幹。一月,克魯瓦·帕凱廣場附近的一家絲織品公司雇用我當了六個月的打字員。工資微薄,但我省吃儉用,假期我去了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諾斯度假。那年,我十八歲,生平第一次離開法國。

在托雷莫利諾斯的海灘上,我結識了一個名叫米爾·馬克西莫夫的法國女人,棕發女郎,非常漂亮。她和丈夫在許多年前就定居在那兒了。我在他們經營的一家小旅店裏租了一個房間。她告訴我明年秋天她將去巴黎的朋友家裏呆很長的一段時間,還把她朋友的地址給了我。我也答應她,如果有機會就去巴黎看她。

回來之後,我仿佛覺得裏昂顯得更加陰沈。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在聖巴德勒米路上坡的右邊,有一所天主教遣使會的寄宿學校。山坡上建了幾幢房子, 它們外表淒涼,俯視著下面的大街。學校的大門嵌在一堵大墻之中,在我看來,那年九月的裏昂仿佛是寄宿學校的那堵大墻。郁黑的圍墻上,偶爾停落幾縷秋日的陽光。那時,寄宿學校似乎是被人們遺棄了一般,雨中的圍墻就像監獄的高墻一樣,我隱約感到,它成了通往我未來道路的一道屏障。

從父母商店的一位顧客那裏,我得知有一家女式服裝店正在招模特兒。據她說,每月的酬勞有八百法郎,比在絲織品公司多兩百法郎。她給了我服裝店的地址,我決定去試一試。在電話中,一個威嚴的女聲讓我在下星期的一個傍晚去格羅雷大街四號面試。

接下來的幾天裏,我一直在說服自己,必須得到這份模特的工作,而在這之前我從未往這方面想過。也許這樣一來,我就能為自己尋找到一個離開裏昂前往巴黎的好理由了。隨著面試的日子逐漸逼近,我心裏變得越發不安。我的生活也可能就此賭一把。我告訴自己,如果我不被錄用,就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我能否擁有這一線希望呢?該穿什麽樣的衣服才能通過面試呢?其實我沒有太多的選擇,我惟一像樣一點的衣服就是那條灰色的半截裙和那件白色的長袖襯衫。我又買了一雙海藍色的低跟鞋。

面試前的那天晚上,我呆在自己的房間裏,穿上了那件白色的襯衫,灰色的短裙和海藍色的鞋子。我就在那兒,一動不動地站在衣櫥的鏡子前,心裏嘀咕著:這個女孩真的是我麽?我不禁笑了,可一想到明天的面試將決定我的命運,笑容頓時消失了。

我怕面試遲到,於是提前一個小時從家裏出門。走到貝勒庫爾廣場時,天開始下起雨來,我跑到皇家飯店的大堂裏躲雨。我可不希望到服裝店裏的時候,頭發是濕淋淋的。我對飯店的門衛謊稱自己是飯店的顧客,向他借了一把雨傘。到了格羅雷大街四號,他們讓我在一間寬敞的房間裏等著。房間裏裝飾著灰色的細木護壁板,門窗都用同樣顏色的絲綢窗簾遮掩著。一排被鍍成金色的木椅擺放在墻邊,座椅的軟墊包裹著紅色的天鵝絨。半個鐘頭過去了,我猜想自己已經被他們遺忘了。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聽著窗外淅淅的雨聲。屋頂的吊燈射下一束白色的亮光,我懷疑自己是否坐對了位置。

一個男人走了進來,他五十來歲,蓄著小胡子,棕色的頭發梳向後腦勺,一雙眼睛如鷹眼一般銳利。他身上穿著一套海藍色的西服,深色的鹿皮皮鞋。後來有幾次,我曾夢見他推門走進來,頭發依舊像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那樣烏黑。

他示意我不用站起來,並坐到了我的身邊。他詢問了我的年齡,是否當過模特兒?沒有。他讓我脫掉鞋子,從座位一直走到窗戶旁邊,再走回來。我按他的話向前走,心裏卻十分尷尬。他斜靠在椅背上,手掌托著下巴,神情十分嚴肅。走完一個來回後,我又重新站到他的面前,然而他一句話也沒說。為了掩飾我的窘態,我的眼睛一直沒從放在那張空椅下的鞋子上移開。

“坐吧,”他對我說。

我回到原先的位置,坐回到他身邊的空椅上。我拿不準是不是能把鞋穿上。

他指著我的頭發問道:“您的頭發原來就是這種顏色嗎?”

我回答說,“是的。”

“我想看一下您的側面,”

我將頭轉向了窗戶。

“您的側面還可以……”

他說這句話的口吻,仿佛是要向我宣布一個壞消息。

“這樣漂亮的側面實在太少見了。”

一想起這世上很難找到這樣精致的倩影,他似乎感到憤怒,鷹一般銳利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

“如果是拍照的話,這樣棒極了,但您仍不符合皮埃爾先生的要求。”

聽了這話,我的身體變得僵硬。我還有一丁點兒的希望麽?也許他會去問一下皮埃爾先生的意思,可能這位皮埃爾先生就是老板。他到底要找一個什麽樣的模特兒呢?我決定要做到皮埃爾先生所要求的那樣。

“我很抱歉……我們不能錄取您。”

定論已下,我再也沒有力量去為自己說些什麽了。這個男人冷漠而又不失禮節的口吻,讓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表現已經糟糕得甚至不值得讓他去征求一下皮埃爾先生的意見。

我穿上鞋子,站起身來。他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領著我一直走到大門口,並親自打開門送我出去。走到馬路上我才發現把雨傘落在那兒了,然而這已經不重要了。我穿過橋,沿著索恩河往回走。我又來到了離我家不遠的聖巴德勒米坡路上,站在遣使會學校的圍墻前。在那以後的幾年裏,這個情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夢中。已經無法將我和那堵圍墻分辨清楚,它的陰影把我團團籠罩,將我也染上了與它相同的顏色。而且,永遠都不會有人將我從這個陰影裏拖出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格羅雷大街上的那個客廳,我曾在那兒等待,它沈浸在屋頂吊燈散射下的光芒之中,光線很強烈。那個穿著藍色西裝、鹿皮皮鞋的家夥似乎一直在往後倒退,但沒有離開房間。所有的一切仿佛是一部正在倒放的老電影。

總是做著相同的夢。幾年以後,遣使會的圍墻不像從前那樣灰暗了,有幾個傍晚,夕陽的余暉灑落在上面。在格羅雷大街的客廳裏,吊燈灑下柔和的光線。那個擁有鷹一般眼睛的男人,他身上的藍色西服變得暗淡,顏色已經褪去了許多。他的面孔也變得蒼白,皮膚幾乎成了半透明的。惟有頭發還保持著黑色。他的聲音嘶啞:“您原來的顏色……把您的側面轉過來……您不符合皮埃爾先生的要求……”這似乎並不是他在說話,而是一張正在轉動的唱片。同樣的話語無休止地重覆著,卻早已失去了意義。每次從夢中醒來,我都很驚奇地發現,盡管這段插曲曾帶給我如此大的失望,使我覺得自己如此不幸,但它已經離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那晚我從橋上走過的時候,我甚至想到過跳進索恩河,僅僅是為了這樣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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