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揮手——懷念我的父親

趙麗宏(1951~),上海市崇明縣人,當代作家。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畫》等。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聲,仿佛是一支手杖點地,由遠而近……父親,是你來了麼?驟然醒來,萬簌俱寂,什麼聲音也聽不見。打開臺燈,父親在溫暖的燈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張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時我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邊上,花影和湖光襯托著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親,怎麼也看不出是一個八十多歲的人。沒有想到,這竟是我為他拍的最後一張照片!

一個月前,父親突然去世。那天母親來電話,說父親氣急,情況不好,讓我快去。這時,正有一個不速之客坐在我的書房裏,是從西安來約稿的一個編輯。我趕緊請他走,還是耽誤了五六分鐘。送走那不速之客後,我便拼命騎車去父親家,平時需要騎半個小時的路程,只用了十幾分鐘,也不知這十幾裏路是怎麼騎的,然而我還是晚到了一步。父親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鐘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氣管,他只是輕輕地說了兩聲:“我透不過氣來……”便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救護車在我之前趕到,醫生對垂危的父親進行了搶救,終於無功而返。我趕到父親身邊時,他平靜地躺著,沒有痛苦的表情,臉上似乎略帶微笑,就像睡著了一樣。他再也不會笑著向我伸出手來,再也不會向我傾訴他的病痛,再也不會關切地詢問我的生活和創作,再也不會拄著拐杖跑到書店和郵局,去買我的書和發表有我文章的報紙和刊物,再也不會在電話中笑聲朗朗地和孫子聊天……父親!

因為父親走得突然,子女們都沒有能送他。父親停止呼吸後,我是第一個趕回到他身邊的。我把父親的遺體抱回到他的床上,為他擦洗了身體,刮了胡子,換上了幹凈的衣褲。這樣的事情,父親生前我很少為他做,他生病時,都是母親一個人照顧他。小時候,父親常常帶我到浴室裏洗澡,他在熱氣蒸騰的浴池裏為我洗臉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記得,想不到,我有機會為父親做這些事情時,他已經去了另外一個世界。父親,你能感覺我的擁抱和撫摸麼?

父親是一個善良溫和的人,在我的記憶中,他的臉上總是含著寬厚的微笑。從小到大,他從來沒有罵過我一句,更沒有打過一下,對其他孩子也是這樣。也從來沒有見到他和什麼人吵過架。父親生於1912年,是清王朝覆滅的第二年。祖父為他取名鴻才,希望他能夠改變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過成功,更多的是失敗。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家鄉的傳奇人物:一個貧窮的佃戶的兒子,靠著自己的奮鬥,竟然開起了好幾家興旺的商店,買了幾十間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羨慕的成功者。家鄉的老人,至今說起父親依舊肅然起敬。年輕時他也曾冒過一點風險,抗日戰爭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槍口的封鎖下,他搖著小船從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貨物運回家鄉,既為父老鄉親做了好事,也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抗戰結束後,為了使他的店鋪裏的職員們能逃避國民黨軍隊“抓壯丁”,父親放棄了家鄉的店鋪,力不從心地到上海開了一家小小的紡織廠。他本想學那些叱咤風雲的民族資本家,也來個“實業救國”,想不到這就是他在事業上衰敗的開始。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親的小廠是微乎其微的小蝦米,再加上他沒有多少搞實業和管理工廠的經驗,這小蝦米順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魚和螃蟹們的美餐。他的工廠從一開始就虧損,到解放的時候,這工廠其實已經倒閉,但父親要面子,不願意承認失敗的現實,靠借債勉強維持著企業。到公私合營的時候,他那點資產正好夠得上當一個資本家。為了維持企業,他帶頭削減自己的工資,減到比一般的工人還低。他還把自己到上海後造的一幢樓房捐獻給了公私合營後的工廠,致使我們全家失去了存身之處,不得不借宿在親戚家裏,過了好久才租到幾間石庫門裏弄中的房間。於是,在以後的幾十年裏,他一直是一個名不符實的資本家,而這一頂帽子,也使我們全家消受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我的童年時代,家裏一直是過著清貧節儉的生活。記得我小時候身上穿的總是用哥哥姐姐穿過的衣服改做的舊衣服,上學後,每次開學前付學費時,都要申請分期付款。對於貧窮,父親淡然而又坦然,他說:“窮不要緊,要緊的是做一個正派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們從未因貧窮而感到恥辱和窘困,這和父親的態度有關。“文革”中,父親工廠裏的“造反隊”也到我們家裏來抄家,可廠裏的老工人知道我們的家底,除了看得見的家具擺設,家裏不可能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來抄家的人說:“有什麼金銀財寶,自己交出來就可以了。”記得父親和母親耳語了幾句,母親便打開五鬥櫥抽屜,從一個小盒子裏拿出一根失去光澤的細細的金項鏈,交到了“造反隊員”的手中。後來我才知道,這根項鏈,還是母親當年的嫁妝。這是我們家裏惟一的“金銀財寶”……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隊”闖到我們家帶走了父親。和我們告別時,父親非常平靜,毫無恐懼之色,他安慰我們說:“我沒有做過虧心事,他們不能把我怎麼樣。你們不要為我擔心。”當時,我感到父親很堅強,不是一個懦夫。在“文革”中,父親作為“黑七類”,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氣氛最緊張的日子裏,仍有廠裏的老工人偷偷地跑來看父親,還悄悄地塞錢接濟我們家。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我由此了解了父親的為人,也懂得了人與人之間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系。父親一直說:“我最驕傲的事業,就是我的子女,個個都是好樣的。”我想,我們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有一些作為,和父親的為人,和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有著很大關系。

記憶中,父親的一雙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揮動……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遠足,都是父親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遠遠地向我揮動著手,佇立在路邊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見……

第一次送別是我小學畢業,我考上了一所郊區的住宿中學,那是六十年代初。那天去學校報到時,送我去的是父親。那時父親還年輕,鼓鼓囊囊的鋪蓋卷提在他的手中並不顯得沈重。中學很遠,坐了兩路電車,又換上了到郊區的公共汽車。從窗外掠過很多陌生的風景,可我根本沒有心思欣賞。我才十四歲,從來沒有離開過家,沒有離開過父母,想到即將一個人在學校裏過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緊張。一路上,父親很少說話,只是面帶微笑默默地看著我。當公共汽車在郊區的公路上疾馳時,父親望著窗外綠色的田野,表情變得很開朗。我感覺到離家越來越遠,便忐忑不安地問:“我們是不是快要到了?”父親沒有直接回答我,指著窗外翠綠的稻田和在風中飄動的林蔭,答非所問地說:“你看,這裏的綠顏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發現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肩胛,又說:“你聞聞這風中的味道,和城市裏的味道不一樣,鄉下有草和樹葉的氣味,城裏沒有。這味道會使人健康的。我小時候,就是在鄉下長大的。離開父母去學生意的時候,只有十二歲,比你還小兩歲。”父親說話時,撫摸著我的肩胛的手始終沒有移開,“離開家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季節,比現在晚一些,樹上開始落黃葉了。那年冬天來得特別早,我離家才沒有幾天,突然就發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裏的莊稼全凍死了。我沒有棉襖,只有兩件單衣褲,冷得瑟瑟發抖,差點沒凍死。”父親用很輕松的語氣,談著他少年時代的往事,所有的艱辛和嚴峻,都融化在他溫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親並不是一個深沈的人,但談起遙遠往事的時候,盡管他微笑著,我卻感到了他的深沈。那天到學校後,父親陪我報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寢室,幫我鋪好了床鋪。接下來,就是我送父親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門口。在校門口,父親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頭,然後笑著說:“以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開始不習慣,不要緊,慢慢就會習慣的。”說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門。我站在校門裏,目送著父親的背影。校門外是一條大路,父親慢慢地向前走著,並不回頭。我想,父親一定會回過頭來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幾米遠時,父親回過頭來,見我還站著不動,父親就轉過身,使勁向我揮手,叫我回去。我只覺得自己的視線模糊起來……在我少年的心中,我還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對父親是如此依戀。

父親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那次,是出遠門,我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當時,父親是“有問題”的人,不能隨便走動,他只能送我到離家不遠的車站。那天,是我自己提著行李,父親默默地走在我身邊。快分手時,他才吶吶地說:“你自己當心了。有空常寫信回家。”我上了車,父親站在車站上看著我。他的臉上沒有露出別離的傷感,而是帶著他常有的那種溫和的微笑,只是有一點勉強。我知道,父親心裏並不好受,他是怕我難過,所以盡量不流露出傷感的情緒。車開動了,父親一邊隨著車的方向往前走,一邊向我揮著手。這時我看見,他的眼睛裏閃爍著晶瑩的淚光……

父親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學去報到那一天。這已經是1978年春天。父親早已退休,快七十歲了。那天,父親執意要送我去學校,我堅決不要他送。父親拗不過我,便讓步說:“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這次父親送我的路程比前兩次短得多,但還沒有走出弄堂,我發現他的腳步慢下來。回頭一看,我有些吃驚,幫我提著一個小包的父親竟已是淚流滿面。以前送我,他都沒有這樣動感情,和前幾次相比,這次離家我的前景應該是最光明的一次,父親為什麼這樣傷感?我有些奇怪,便連忙問:“我是去上大學,是好事情啊,你幹嘛這樣難過呢?”父親一邊擦眼淚,一邊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為什麼總是我送你離開家呢?我想我還能送你幾次呢?”說著,淚水又從他的眼眶裏湧了出來。這時,我突然發現,父親花白的頭發比前幾年稀疏得多,他的額頭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過的皺紋。父親是有點老了。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兒女的長大,總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為代價的,這過程,總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悄悄地進行,沒有人能夠阻擋這樣的過程。

父親中年時代身體很不好,嚴重的肺結核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為他算命,說他五十七是“騎馬過竹橋”,兇多吉少,如果能過這一關,就能長壽。五十七歲時,父親果真大病一場,但他總算搖搖晃晃地走過了命運的竹橋。過六十歲後,父親的身體便越來越好,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要年輕十幾二十歲,曾經有人誤認為我們父子是兄弟。八十歲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歲的人,說話,走路,都沒有老態。幾年前,父親常常一個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來,只要樓梯上響起他緩慢而沈穩的腳步聲,我就知道是他來了,門還沒開,門外就已經漾起他含笑的喊聲……四年前,父親摔斷了脛股骨,在醫院動了手術,換了一個金屬的人工關節。此後,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著,一下子老了許多,再也沒有恢復以前那種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門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時候,他還會柱著拐杖來我家。

在我的所有讀者中,對我的文章和書最在乎的人,是父親。從很多年前我剛發表作品開始,只要知道哪家報紙雜誌刊登有我的文字,他總是不嫌其煩地跑到書店或者郵局裏去尋找,這一家店裏沒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買到為止。為做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慚愧,覺得我的那些文字無論如何不值得父親去走這麼多路。然而再和他說也沒用。他總是用欣賞的目光讀我的文字,盡管不當我的面稱贊,也很少提意見,但從他閱讀時的表情,我知道他很為自己的兒子驕傲。對我的成就,他總是比我自己還興奮。這種興奮,有時我覺得過分,就笑著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的兒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駁我,只是開心地一笑,像個頑皮的孩子。在他晚年體弱時,這種興奮竟然一如十數年前。前幾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書,準備在南京路的新華書店為讀者簽名。父親知道了,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去看看,因為這家大書店離我的老家不遠。我再三關照他,書店裏人多,很擠,千萬不要湊這個熱鬧。那天早晨,書店裏果然人山人海,賣書的櫃臺幾乎被熱情的讀者擠塌。我欣慰地想,好在父親沒有來,要不,他撐著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煩了。於是我心無旁鶩,很專註地埋頭為讀者簽名。大概一個多小時後,我無意中擡頭時,突然發現了父親,他拄著拐杖,站在遠離人群的地方,一個人默默地在遠處註視著我。唉,父親,他還是來了,他已經在一邊站了很久。我無法想像他是怎樣拄著拐杖穿過擁擠的人群上樓來的。見我擡頭,他沖我微微一笑,然後向我揮了揮手。我心裏一熱,筆下的字也寫錯了……

去年春天,我們全家陪著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邊上住了幾天。每天傍晚,我們一起湖畔散步,父親的拐杖在白堤和蘇堤上留下了輕輕的回聲。走得累了,我們便在湖畔的長椅上休息,父親看著孫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邊蹦跳,微笑著自言自語:“唉,年輕一點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歸宿,雨果說它是“最偉大的平等,最偉大的自由”,這是對死者而言,對失去了親人的生者們來說,這永遠是難以接受的事實。父親逝世前的兩個月,病魔一直折磨著他,但這並不是什麼不治之癥,只是一種叫“帶狀皰疹”的奇怪的病,父親天天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寢食不安。因為看父親走著去醫院檢查身體實在太累,我為父親送去一輛輪椅,那晚在他身邊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紅腫,說話很吃力,很少開口,只是微笑著聽我們說話。臨走時,父親用一種幽遠悵惘的目光看著我,幾乎是乞求似的對我說:“你要走?再坐一會兒吧。”離開他時,我心裏很難過,我想以後一定要多來看望父親,多和他說說話。我決沒有想到再也不會有什麼“以後”了,這天晚上竟是我們父子間的永別。兩天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親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過電話,在電話裏,我說明天去看他,他說:“你忙,不必來。”其實,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邊,和他說話,這是我知道的,但我卻沒有在他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陪著他!記得他在電話裏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自己多保重。”父親,你自己病痛在身,卻還想著要我保重。你最後對我說的話,將無窮無盡回響在我的耳邊,回響在我的心裏,使我的生命永遠沈浸在你的慈愛和關懷之中。父親!

現在,每當我一人靜下心來,面前總會出現父親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樣,對著我微笑。他就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向我揮手,就像許多年前他送我時,在路上回過頭來向我揮手一樣,就像前幾年在書店裏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揮手一樣……有時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實就像匆忙的揮手一樣,揮手之間,一切都已經過去,已經成為過眼煙雲。然而父親對我揮手的形象,我卻無法忘記。我覺得這是一種父愛的象征,父親將他的愛,將他的期望,還有他的遺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這輕輕一揮手之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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