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本世紀用年代激進化引人入勝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現了毛主義，一種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毛主義。‘本文探討的類型是法國的毛主義，即文中所稱的“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於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植根於法國的政治現象。雖然在美國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國的讀者卻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們都是從經驗中學習的，既學習自己的經驗，也學習他人的經驗。國家的獨特性不應該使人認為一種鬥爭的相關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種鬥爭的某些方面的確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沒有這種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這需要以知識作為前提條件。換言之，狹隘的地方觀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被壓迫力量的本質，就個人、文化、政治的錯綜復雜以及解放鬥爭的標準提出了基本的問題。你可以不接受這次政治運動的立場或行動，但你必須承認這些議題具有跨國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這種奇特的毛主義經歷也可以為60年代及那以後在法國湧現的一些傑出理論著作增加一點“生氣”。薩特（Sartre）、勒菲弗爾（Lefebvre）、阿爾圖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有某種關系。薩特是一個尤為重要的人物，因為他直接並持久地參與了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團體中最大和影響力最久的活動。
　　法國的左派力量雖然在歷史上一直很強大，但是它仍然擁有在西方世界裏也並不遜色的不平等經濟結構。階級分歧很深且隨處可見。不過，法國資本主義的犧牲品並不僅僅表現在國內；因為法國就像美國一樣，在軍事上表現得十分積極，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軌道裏。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法國曾經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終以1954年奠邊府的失敗而告終。1956年至1962年，法國再次卷入戰爭，想使阿爾及利亞成為它行政管轄區的一部分。法國將它的軍事實力從當初在西非擁有殖民地的時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過，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是不同的，不論在由誰來打仗還是在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的影響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有明確決定不允許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卻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並不構成真正的威脅；而阿爾及利亞戰爭卻導致了第四共和國的垮臺和戴高樂領導下更為專制的第五共和國的形成。它還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學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專制政權和學生之間的沖突在1962年戰爭結束之後仍然繼續。阿爾及利亞戰爭成了60年代更加廣泛的青年激進運動的主要刺激因素。這場戰爭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結構喪失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比如說教育體系，開始被看成是一個輸送年輕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輕人輸送到軍事官僚機構，去打那些帝國主義的戰爭，或是把他們輸送到公營或私營的資本主義官僚機構，在壓抑的壟斷體系中變成一個勉強維生、無足輕重的螺絲釘。這種對自己命運的無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過時對人的桎梏，在激進的青年中產生的感受遠不止是對整個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這種異化擴展到傳統的左派政黨，戴高樂主義者也未能例外。因為正是在一個社會主義者高·莫萊特的領導下，才真正開始了阿及利亞戰爭。為了控制蘇伊士運河，1956年首相莫萊特還與英國和以色列一起進行了幹預。於是，莫萊特的黨——社會主義法國國際組織（SFIO），今天社會黨的前身——就公開站出來鼓動青年不僅要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共處，還要加入這個國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義軍隊中去。即使傳統的反殖民主義的共產黨也有了汙點，因為它的議會代表團投票同意給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以緊急權力，還投票同意了戰爭期間的軍隊預算。此外，黨的領導人還放棄了激進的反戰運動，因為那被認為是冒險主義的策略。
　　激進的青年也因此與這兩個黨疏遠，被引向其他的組織，如反戰運動的主要力量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社會主義聯合黨——這是一個新黨，由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天主教馬克思主義民主黨和激進社會主義者創立；以及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UEC）。盡管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關系，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在1963年至1965年間實際上是由一幫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所控制：不斷滲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受意大利更有獨立思想的共產主義者影響“陶裏亞蒂主義者”，以及毛主義者。
　　首先是在對付反戰示威上，其次是在對付教育問題引發的示威上，戴高樂主義的政權使用了更明目張膽的鎮壓措施。大規模警察的武力不僅第一次被用來對付工人和窮人，而且被用於對付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的中上層和中產階級的子女。為了限制合法的反對派活動的範圍，戴高樂主義政權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組織的違法活動。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是這種違法活動的一種，他們拒絕了那些掌權的人對“合法性”的限定。
　　帝國主義戰爭，非合法化，壓迫和激進化，所有這一切表明，法國和美國驚人地相似。但是法國有一個廣泛的歷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義者這樣的一些運動既反抗資本主義，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經建立的左派政黨對工人階級控制。與美國不同的另一點是法國的工人階級中有著很廣泛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烏托邦主義的本上傳統。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對工廠的控制權的大罷工中有力地表現出來。
　　這一傳統以一種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義的一個方面，即提出這樣一種懷疑：不管一個組織為了大眾利益多麽有獻身精神，它總會有一種把組織利益與大眾利益混為一談的不良傾向。這與法國傳統的一個重要來源——盧梭的見解十分相似。他曾認為，如果需要，行政的結構應該從群眾中找到方向，應該向他們負責。在毛澤東的語言裏，這被稱為“群眾路線”。‘群眾應該向黨學習，‘這是列寧的模式；到了毛澤東那裏，這一模式就被改變為黨向群眾學習，對群眾負責。這裏的群眾指的是中國農民階級。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所代表的群眾意誌迫使行政人員、教授和官員回到農村和車間，以重新加強政府與群眾的聯系。‘這非常符合法國本地的激進的傳統，為反對特權的毛主義提供了靈感的源泉。美國既沒有一個反對等級制度的激進傳統，也沒有一個有很大的特權的左派黨。美國的毛主義不是以反對這種黨的背景出現的，而是在組織松散的、基本上是反傳統文化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基礎上出現的。由於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這些特點及反傳統文化的社會環境的反應是否定的，美國的毛主義團體在結構上是等級制的，而在道德上則是“無產階級的”而非“反傳統文化的”。與法國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最相像的美國團體是“地下氣象組織”，但其指導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國主義思想，而不是具體的毛主義的方向。記住這一點，我們現在就可以轉入討論法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發展過程的具體方面。

　　一、法國1968年前的毛主義

　　1．法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喪失

　　法國毛主義有兩個不同的來源，反映了60年代代與代之間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產黨，60年代早期是這個黨的困難時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為首的領導層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者，特別是與陶裏亞蒂領導的不那麽教條的、更“現實的”意大利黨的立場比較起來，這就顯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為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法國黨看成是僵化的、沒有學習能力的黨提供了依據。
　　但教條主義並不是實用主義的反面。在國內，這個黨被認為是嚴重的實用主義，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雖然該黨一直堅持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但其議會代表團卻投票同意授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以特別權力，也同意了軍隊的預算。這個黨堅持戰爭應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嚴厲譴責了那些援助或上街遊行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左派組織。實際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負責的示威遊行。它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用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與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爾及利亞在法律上是法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在黨內得到了貫徹執行，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損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時，該黨並不希望出現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和中蘇的分裂。中蘇的分裂發生在1962年，正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的時候，青年反戰運動達到了高潮。中國把非斯大林化運動者作是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所采取的右傾修正主義立場。在他們眼裏，斯大林確實應該為暴政和樹立個人崇拜承擔罪責，但是斯大林實際政策的主要內容還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繼承者們對其修正主義立場進行自我標榜的一件外衣。
　　法國黨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它既忠誠於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諾走世界最大的共產黨蘇聯黨的路線，現在，在這二者之間，法國黨完全被套住了。
　　應該了解，在法國共產黨內，對斯大林的忠誠並不完全是從上而下強加於人的一種現象。對於很多普通成員，特別是二戰期間處於地下狀態的活躍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拋棄而後獨立對付希特勒的領導人，在那之後，他還是帶領蘇聯人民以高昂的代價抵抗納粹最後取得勝利的人。在很多所謂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都加入了維希政府之後，法國共產黨的抵抗和蘇聯在東方的抵抗有著相似的特點。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們尊敬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一樣。這種支持斯大林的基礎經常被忽視。60年代的年輕一代也很難明白這一點。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過二戰戰火，沒有以同樣絕望的心情期待過蘇聯在東方前線的勝利的美國人，更難以理解這點。
　　最後，法國黨的領導要求克裏姆林宮作出更多的解釋，和其他大多數黨比起來，法國黨用了更多的時間來修改政策，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並在蘇聯和中國黨發生了思想和理論方面的沖突時，為蘇聯進行辯護。

　　2．獨立自主的毛主義運動開始

　　在中蘇決裂前，很多法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有著特別的興趣，有的還是法中友好協會會員。當然，在中蘇兩黨關系仍然親密的時候，這些都不會有任何問題。接受非斯大林化和與蘇聯黨站在一起反對中國黨，都使親中國黨的法國黨人土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開始建立了“馬克思一列寧主義陣營”，這一陣營是親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國的立場的一種手段。在他們看來，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國是嚴重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
　　到了1964年，這些人已經可以在黨內堅持他們的立場了。經過了從1964年到1967年間兩次不太集中的籌備階段之後，他們於第二年建立了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DCMLF）。這個黨馬上得到了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承認。
　　比起法國共產黨內的毛主義分子來，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UEC）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能夠繼續留在聯合會中的時間要長一些，比起聯合會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陶裏亞蒂主義者，他們就更久一些。對他們來說，斯大林主義不是感情的問題，對上一輩的人才是。雖然他們受到黨員阿爾圖塞對黨領導批評的影響，雖然他們強烈反對黨支持密特朗參加1965年的總統競選，但他們並未發出批評聲音。與仍然留在黨內的阿爾圖塞一樣，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顯然仍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聲音，以避免黨無可挽回地背離馬列主義“科學”。’
　　1965年後期，對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毛主義分子的清洗運動開始了。1966年2月，一個叫做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的組織由這些被清洗或將被冶洗助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毛主義分子建立起來。開始它很謹慎，並沒有在黨的領導面前揮舞小紅書或毛澤東像。但是在阿爾圖塞立場正式被黨的中央委員會否決之後召開的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四月代表大會上，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散發了全面抨擊中央委員會立場的小冊子，黨也借機立即完成了對毛主義分子的整肅。
　　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成員都比較年長，主要是工人，他們認為，青年和幾乎全是青年學生的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需要與黨保持一種從屬關系，但年輕的學生們拒絕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識分子不足以擔當組織群眾鬥爭的任務，針對這一點，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回應說，他們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經驗，可以通過走到群眾中去向他們學習來獲得。這是一個被毛主義分子稱為“調查研究”的技術問題。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結構被認為太封閉，不能夠保持這種投入群眾中去的開放作風。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於是糾纏不清，互相指責對方是精英主義。
　　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沒有在原則上否定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別鬥爭階段的適用性。中國正在經歷一個他們自己的革命階段，這有助於法國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反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提議；這就是開始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把年輕的紅衛兵擡高為革命的捍衛者，反對黨內的中年幹部，反對官僚隊伍中、軍隊中，以及大學中那些被指責褻瀆了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的人。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觀念的拒絕和對調查研究的強調，最終依賴於與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眾路線”理論相同的合法的原則。
　　但是沒過多久，這兩個組織內部都因黨的問題而出現分裂。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內的一些知識分子認為毛主義分子的松散的“大聯盟”應配以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中有些人則開始擔心正在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因而相信通過保持距離他們自己才真正體現著小資產階級的精英主義。因此在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內部，一次“清算主義”的潮流逐步展開，而正是在這種自我懷疑自我批評的過程中，爆發了1968年的學生反抗運動。
　　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進分子走上街頭，不是去設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夠領導一場真正的革命，沒有他們，對抗就是沒有意義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更支持學生，有些同情者還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舉行罷工、占領工廠，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便試圖加入到運動中去，通過組織“長征”深入到工廠支持工人以擴大運動。但是，這並沒有挽救他們的組織。清等主義分子認為，1968年起義之所以沒有推翻政權，是因為缺乏一個有紀律的黨願意和能夠在起義失控的時候指明方向，於是他們獲得了廣泛支持。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裏曾在工廠裏工作過的人被趕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現實世界的鬥爭，轉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尋求指導，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還有另外一些人另辟蹊徑，其中的一條道路就是“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二、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法國人使用不同的詞語來指代一個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如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我們考察的一些反對等級制度的團體。前者被稱為馬列主義者（不用說共產黨不會接受這種稱呼作為精確的稱呼），而後者被稱為毛主義分子或更簡單地稱為毛分子。這不只是一種用以分別事物的語言手段，而是一種劃分等級的方法。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者設法把毛的名字從反等級制度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後來的反等級制度組織中偷走，在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1968年暴動之後被宣布非法）努力轉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時候，他們通過大膽而引人註目的舉動這樣做了。
　　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其特征是組織形式靈活，拒絕任何文本正統觀念的約束，采取非常對立的姿態。在這些組織中有兩個尤其重要，其中一個比另一個存在的時間短得多，但在短暫的時期內卻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革命萬歲”（Vive la Revolution或VLR）
　　“革命萬歲”是一個不過幾百人的小組織，在1971年7月前就消失了。‘與大多數毛主義組織一樣，“革命萬歲”派成員到工廠裏組織工人，雖然“革命萬歲”的激進分子在巴黎地區近二十個工廠進行發動工作，但它的特別目標是巴黎第十五區的雪鐵龍汽車制造廠。這是一個大膽的選擇，因為雪鐵龍汽車廠素以公司的團結和很嚴格的紀律著稱。
　　“革命萬歲”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以哲學家勒菲弗爾提出的“日常生活”概念展開。’這一概念被“革命萬歲”在其報紙《宇宙》中予以精心闡述。其重點的重點在於生活的性欲望方面（雷希［WilheimRetch］重點闡述過的）。《宇宙》已出16期，是第一份廣泛發行的法國左派分析性問題、婦女解放、同性戀問題的出版物。這些內容後來證明是導致“革命萬歲”組織垮臺的原因。第12期是特別粗俗很褻的一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革命萬歲”深入工廠開展活動的人抗議編輯部出版了對他們執行任務完全沒有幫助的東西。白求恩、毛主義書店都拒絕賣這種書，政府也予以禁止。政府也以有傷風化控告同意擔任該刊物名譽編輯的薩特。
　　後來的四期集中分析了法國極端左派的清教態度，認為它不願意或不能夠看出任何真正的革命解放都必須同性壓迫、經濟壓迫和政治壓迫作鬥爭。應該重新呼籲在法國至今沒有可以等同於美國“反傳統文化”現象的東西。法國左派主要是在社會和文化上都很傳統的人。雖然“革命萬歲”因采取這一立場使自己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但實際上它是在幫助確定反傳統文化現象出現的階段，到70年代中期，法國的確出現了這種現象。根據香米·海絲的觀點，法國婦女解放運動（UFL）和同性戀（FHAR）運動都源於“革命萬歲”的經驗，而且最初是由前“革命萬歲”激進人士領導。

　　三、無產階級左派運動的本質

　　1968年9月，一股稱作毛主義自發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義分子建立了一個叫“無產階級左派”的組織，同時，一份名為《人民事業》（CDP）的報紙開始出版。“無產階級左派”成為最有攻擊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行動隊，而《人民事業》報便成為它的大眾的信息隊。
　　前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左派”，在開始時並沒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數量和力量上壯大的機會，1969年2月和3月間，南泰爾“3·22運動”的一些激進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3·22運動”在1968年巴黎大學南泰爾校區的起義中起了一種催化作用。雖然它實際上是一個包括傾向毛主義和法蘭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們的聯盟，但其主要聲音和公眾形象主要是由丹尼爾·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紅色丹尼”）和他的無政府主義同誌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騎墻派，他們在清算主義和自發的毛主義的爭論中，決定加入無產階級左派。
　　60年代的最後一年半的時間裏，無產階級左派和《人民事業》引起了法國權力機構的極大不滿，於是被宣布為非法，報紙編輯被起訴並被投入了監獄。這一次，他們被指控的罪名與有傷風化並無關系，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兩年裏，無產階級左派試圖調和“反權力主義的青年暴動”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分歧。它派其成員深入到費林斯的雷諾汽車制造廠，因為這個廠在1968年曾發生革命。政府和這個國有工廠的管理層以及法國總工會設在當地的機構都對這個工廠的政治工作很敏感。沖突轉化為暴力鬥爭，這個在1968年起義中被警方鎮壓過的工廠又一次出現警察的行動。
　　中學的組織和發展也被放在優先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地下氣象”組織的方式一樣。無產階級左派采取了一種不定型的二戰形象，鼓勵高中學生加入無產階級左派非武裝的暴力鬥爭中去。”不僅到貧林斯和其他工廠，也深入到移民區和工人階級的郊區。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生活在最初兩年裏代表了運動組織結構的頂點。這一階段，在國家、地區，以及局部層面上都沒有一個委員會的機構。委員會召集和協調階段性的“工人大會”以做出各項決議。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們相信，他們正在致力於消除群眾與領導人之間在決議制定方面的差別，工人大會被認為達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雖然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目標，但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比別人更有影響的人物，這些“領導人”的性別比例很不協調，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無產階級左派中的人並沒有與“革命萬歲”中的人顯示出同樣的敏感性。
　　政府越來越厭煩毛主義分子在工廠裏制造出來的麻煩。但是解雇和逮捕激進工人並不管用，因為總是還有激進工人取而代之。即使運動早期組織得比後來更嚴密一些，但仍然有些過於雜亂，政府要直接攻擊並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決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組織的最顯眼也最夠得上手的機構——報紙。《人民事業》的兩名編輯勒布裏（Le Bris）和勒當泰科（Le Dantec）被逮捕並被告上法庭。警方還開始控制這份報紙，攻擊和逮捕賣這家報紙的報販。單只是賣報就會被判一年監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權。
　　在勒布裏和勒當泰科被逮捕後，一位名叫阿蘭·吉斯瑪的前大學教師——教授聯合會的領導人，也是1968年起義中三個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兩個是科恩·本迪特和學生會領袖雅克·桑法日）——成為《人民事業》報的編輯。由於參加1968年的起義活動被從教學崗位上解雇了，他先靠攏到“3·22”組織的周圍，後於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無產階級左派”。
　　但是，1968年起義爆發後，戴高樂主義者通過了“反破壞分子法”（Lot Ant一Gasseur），按照這一法律，吉斯瑪遭到逮捕。根據這一法律的條款，任何參加示威遊行的人，任何參與組織示威遊行的人，都要對其行為負責。那是在審訊勒當泰科的前兩天，一些團體組織集會。吉斯瑪發表了演說。審判那天肯定也會有一次示威活動。警察禁止了這次示威活動——這是他們的慣用伎倆。但不管怎樣，示威活動還是舉行了；警察強行驅散了群眾；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瑪以煽動罪被指控，雖然他當時並不在場。在這次事件中，沒有人被殺或被指控謀殺，政府逮捕吉斯瑪的過程與芝加哥過去抓捕和懲罰無政府主義者的手法是相同的，當時，那些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在秣市大屠殺（the Haymarket Massacre）現場。
　　不過，與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瑪並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顯示了它較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並執行18個月的監禁，其中有5個月要單獨關押。勒布裏已經被判了8個月監禁，勒當泰科被判了一年。這兩個人被判服刑僅僅因為他們編輯《人民事業人除了對《人民事業》的編輯處以監禁外，政府還在吉斯瑪的審判期間通過行政命令禁止了無產階級左派。
　　但是，無產階級左派並沒有消失，它改名為“前無產階級左派”。《人民事業》報也沒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瑪被捕後，薩特再次擔當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譽指導，這一次是《人民事業人出版人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頭加入到賣報的行列。這是公開地向政府挑戰，逮捕和審訊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顯然不能用逮捕和審訊不怎麽知名的年輕激進分子的辦法。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無證營業的輕罪勒令停止；至於薩特，政府就根本沒有對他采取任何行動。
　　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相信，有一種內在辯證正在發生作用，因而運動在某些時刻“自然地”到達了某些階段，而這是一種他們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辯證邏輯。所以，雖然堅信高度自願主義的“行動政治”觀念，運動仍然有一種強大的非自願主義的成分。例如：政府對無產階級左派的禁令會使下一個“自然的”地下階段到來。即使政府沒有禁止無產階級左派，在環境和運動內在的不可避免的動力中，還會有其他因素促使這一階段的到來。
　　1970－1971年的主題變成了“擴大抵制”，重點放在地方、邊遠組織的行動上。這些組織有的已經存在；有些就必須從零開始。工廠的基層委員會還是原來的範疇。但1971年春天，新激進分子的罷工力量正在工廠裏建立起來，以便切實可行地對付壓制基層委員會工作的企圖，懲罰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員。委員會還在中學裏組織起來。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組織也建立起來，最後，一個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廣泛的組織網絡建立了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紅色救援者”（SecourRouge），由馬斯佩洛領導，參與和積極的支持著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薩特。還有“人民事業之友”，這一組織的人賣報以擴大《人民事業》的支持者隊伍。“真理與公平委員會”有一些不同。它並不像前二者那樣從事非法的行動。他們調查、確定並公有資產階級法律不公平的實例，它們如何被扭曲使用來損害被剝削者、維護富人和有權階級的利益。他們用來評價統治政權的方法是統治階級不會也不可能用來評判自己的方法。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現在遵從肯尼思·肯尼斯頓（Kenneth Keniston）對“運動”的界定，而不是遵從一種形式組織。“根據內在的轉變及其針對外在環境的行動，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者都是法國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們。他們的行動幾乎總是戲劇性的。他們有時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義或同傳毛主義的導演們手裏，例如讓一百克·戈達爾，他執導的《中國人》並與他的合作者讓一皮埃爾·格林合導的更廣為人知的《一切都好》。“此外，由於薩特、馬斯佩洛和其他文藝界名人的支持，由於，吉斯瑪的號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圍，人們便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戲劇及其勉力。現在讓我們從四個不同方面更近距離地審視被禁前後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的具體活動。

　　四、行動中的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

　　1．雷諾被襲

　　運動中最大膽最危險的是工廠工作。無產階級左派和後來的前無產階級左派在全法國許多工廠裏開展活動，包括裏昂的布朗特和貝利耶廠、南特的巴蒂諾廠、鄧科克的造船廠，以及北部的煤礦。不過，位於巴黎附近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制造廠是一個特殊的目標。
　　首先，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想恢復和擴大破壞活動，這種活動在工廠內已經進行，而且是用當時工人激進運動全面發展的一個部分。其次，他們想從秘密破壞活動轉向更加公開的反對“政府恐怖主義”的運動。“這使毛主義分子陷入了與法國總工會公開的直接的沖突。法國總工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包和黃油問題上。
　　在各種工廠鼓動組織了接近十二個鬥爭委員會（基本上采取1968行動委員會的模式）之後，毛主義分子進行了他們第一次大的戰役，引發了法國總工會的怒火。為了回應地鐵票價的上漲，毛主義分子把工人組織成大的集團。他們跳過拐角柵欄，拒絕付乘車費，八個地鐵警方官員試圖幹預，被他們粗暴毆打、追趕，最後都跑掉了。法國總工會抨擊毛主義分子毆打公共事務工作人員。毛主義分子拒絕承認警察擁有無產階級一般雇員的任何特點，警察只被視為已有秩序法律標準的維護者。為了回應毛主義分子的行動，大批正規警察被部署到工廠附近的地鐵站，警察以暴力進行了報復。
　　毛主義分子在一次反對工廠食堂肉價上漲的運動中也觸犯了法國總工會，這次肉價上漲有法國總工會直接參與，因為它控制著食堂的管理委員會。毛主義分子散發小冊子反對漲價，呼籲采取行動。有些工人打了飯不付錢，這和地鐵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種策略。毛主義分子與法國總工會激進分子在食堂裏爆發了戰鬥，毛主義分子宣稱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國總工會吸收了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人幫助自己同毛主義分子開戰。雖然毛主義分子在地鐵和食堂問題上都沒有取得勝利，但他們感到已經揭開了法國總工會不關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機構的真面目。
　　在這些最初的運動之後，毛主義分子把他們的註意力放在工作過程本身。他們采用一種任務輪流的策略，對按照勞動等級分工的工資區分提出挑戰。每一特定單位中的工人要教會下一個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務。當每一個工人都能夠從事任何工種的時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們最高的薪水，因為他們具有同等的資格。
　　他們也鼓勵與監督人員直接對抗。工人們開始自己計時，而不接受監督人員的命令。抱怨工作質量的監督人員被迫在那個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動手勞動。任何被認為是對工人或示威者非常專橫的行為或對移民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行為都會受到反警察工人組織的懲罰。有些監督人員被毆打，至少油漆車間的一個工頭被人當頭澆了一桶油漆。
　　對管理人員的暴力抵制增加了，與法國總工會的沖突也不斷升級。但是一個對法國總工會毫無好感的反等級的毛主義組織甚至攻擊無產階級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紅皂白，以至有兩次在工廠裏看到任何穿著白罩衣的低級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也進行攻擊。
　　越來越多的工廠警察被增調到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工廠加快了對政治活動人士的解雇，不管參加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動。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給駐守在工廠門口的正規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剛剛被解在和開除的工人則進行反饑餓罷工。提供道義方面支持的兩個重要人物是薩特和女演員西蒙·西格諾雷（Simone Signoret）。前者被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設法輸送進工廠進行檢查，但很快被警察驅逐上去；後者去看望反饑餓罷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諾雷支持無產階級左派這次具體行動的時候，她的丈夫獲坦（YvesMontand）正與簡·方達（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戲劇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沖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間達到了高潮。23歲的前雷諾汽車廠工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被埃爾·奧維尼（P．Overney）和他的許多政治上活躍的同誌一起被開除，他於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廠門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進出工廠的時候向他們散發小冊子。他與工廠安全部門的一個頭頭特拉莫尼先生發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離奧維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槍，打死了他。
　　次日，雷諾廠的工人發現工廠被準軍事警察完全包圍了。他們檢查每一個工人手裏的報紙。知道星期五槍殺事件並參加過示威遊行反對槍殺事件的五個工人被開除。星期二，成群結隊的警方再次包圍了工廠，又有四個工人被開除。星期四，在槍殺事件前後被開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設法回到了工廠，公開呼籲工人起來抵抗。他們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員的攻擊，並被交給了警方。五個人被控觸犯了反破壞分子法。
　　但是，對於自己的人被槍殺，對於激進分子及其支持者被開除，毛主義分子並不滿足於只是抗議。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突擊隊——新人民抵抗運動奧維尼團體——把比朗古爾最重要的人事官員諾各熱特（RobertNogrette）抓住並扣押在秘密的處所。毛主義分子以前曾把工廠老板關押起來，直到他們同意妥協為止。在雷諾汽車廠的一個附屬廠裏，他們把老板踢出了工廠，讓他在廠外呆了幾天。但是對諾各熱特的行動被認為是一種更嚴重的事態，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總統的註意和譴責。
　　作為釋放諾各熱持的交換條件，突擊隊組織要求撤銷對交給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奧維尼死後被開除的工人恢復原來的位置。他們從來沒有威脅要殺死諾各熱特。盡管實際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會妥協，但大約48小時後他還是毫無損傷地被釋放了。毛主義分子希望工會譴責這一行動，工會這樣做了。但是不清楚他們是否想到另一方面來的壓力，即在奧維尼死後舉行的大規模街頭遊行和示威中曾宣布與前無產階級左派團結起來的大部分其他極左派團體的否定反應。“甚至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最富對抗性，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關系很好的一個組織——大多數極左派組織一起公開批評這一箭動。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當時是拉丁美洲遊擊戰術的重要支持者，它認為這一行動在法國的政治背景下毫無意義，特別是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毛主義分子還不想把諾各熱特殺死。實際上，那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謝各熱特被毫無損傷地釋放了，因此這次事件以後，在雷諾汽車廠幾乎沒有可能再展開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開展工作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第二個重點是針對大量的移民工人進行工作。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於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資待遇也最低——有時與他們的實際技能或實際從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們也最難以承受消費的增加，如地鐵票價、食品價格和房租。毛主義分子希望通過抗議價格上漲，推行崗位輪換的方法，從肉體上懲罰那些對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監管人員，他們將贏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發更大規模的激進行動。
　　另一個旨在吸引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廠裏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員會。開始，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對印度支那的戰爭給予了高度的註意。他們自己的“越南根據地委員會”對南越的臨時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達了毫無批評的支持。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把他們引入一系列的與警方的暴力沖突之中，他們曾一度占領了越南駐巴黎大使館，並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但是，在前無產階級左派階段，他們的任務重點從越南問題轉移到巴勒斯坦問題，以更能吸引他們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實際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歸家園幾乎是惟一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給予了充分重視的非法國人的問題。
　　然而，毛主義分子並不限制他們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廠內把他們發動起來的努力。從1968年成立時起，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就開始註意移民工人的困境，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國的貧民窟（bidonivilles）裏，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區。bidon一詞意謂桶（如油桶），貧民窟的小屋就是用這種材料做的，它們被粘在一起構成屋頂和墻壁。暖氣、衛生間或自來水在這種臨時湊合的結構裏是見不到的奢侈品。這些無疑帶來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發病率，尤其是肺結核。
　　毛主義分子在貧民窟的幾個方面都很活躍。在譴責這種貧民窟存在的同時，他們堅持在摧毀貧民窟之前，應該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轉房給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們還試圖避免美國的模式——更新城區。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阿讓德的鬥爭尤其竭盡全力。阿讓德是巴黎的一個郊區，共產黨控制著這裏的市政府。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團體“紅色救援者”試圖提供一些服務設施，因為公共部門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沒有提供。在一個毛主義分子突擊隊組織的一次更公開化的行動當中，最時興的食物店遭到襲擊，美味食品被分發給貧民窟的人。雖然創立於1970年的一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也開始在貧民區開展工作，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第一個到達那兒的組織。這些團體一起呼籲國內外註意這些惡劣條件的存在，而這種活動無疑對法國政府決定在極短時間內拆除它們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幾乎所有的貧民窟都消失了。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區展開工作，也在專門為移民建造的居住區展開工作。在前一種居住區裏，他們圍繞著警察騷擾、白人種族主義暴力，以及房東們不負責任等問題組織活動。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強占空閑的房屋。1975年，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幫助郊區的法國工人階級家庭用的就是這種辦法。在為單身移民工人或離開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個月單身住在法國的移民工人專門建設的住宅區裏，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鼓勵和支持移民與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從殖民地退役的前軍事人員）的種族歧視展開鬥爭，爭取對房屋的控制權，堅持要求適當的維修，抵制房租上漲（管理者強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漲的房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員和反制度的毛主義法國共產主義（馬列）聯盟的成員的繼續工作，在引起全國居民房租大罷工的鬥爭中，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因素。經營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連續四年無法收齊房租。

　　3．走出城市開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這一切行動都發生在城市。但是，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會環境，找到了一個比以前的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更為廣闊的天地。他們通過三種方法來發動城區以外的群眾。首先，創建後的第一年，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組織郊區和小城鎮的商人設置路障，以抗議他們認為不利於他們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薩特批評毛主義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商人一起同警察進行的鬥爭。無產階級左派被指責支持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行動，而是右翼布熱德主義的再現。
　　其次，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法國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和南部的奧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義運動。70年代後期，科西嘉的民族主義達到了非常強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人民最強烈地表達了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獨立的願望。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這些反對現狀的鬥爭，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比美國的毛主義分子所面臨的種族分離主義的問題更容易解決。一方面，他們知道民族主義運動常常是相當反動的，他們不想讓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運動朝著那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不願把任何具體的結構強加於他們。他們選擇把他們視為非殖民化的鬥爭，認為這樣他們可以在鬥爭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組織。實際上，這正是毛對中國之外的國家的革命運動所采用的那種靈活的態度——也就是說，每個國家走自己的道路。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環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躍的嘗試，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東南部的盧瓦爾一阿特蘭蒂克所發起的兩次夏季運動。這個地區的激進農民曾把他們的糧食運進城市，傾倒在大街上，在馬路上設置障礙，占領加工廠，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訪問的農業部長拘押起來，後經警方解救才被釋放。上面這些運動很多都需與警察展開肉搏。
　　在此之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曾千方百計與郊區的人口建立接觸，1970年和1971年，他們組織了一個實際計劃，招募學生和其他年輕人走出城市，到農民家裏生活。這樣做有兩個具體的政治動機。一是反擊政府1968年以來針對極左派而進行的宣傳活動。青年革命者要讓農民看到，盡管在政府控制的電視上，他們看到也聽到過有關1968年起義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反恐怖分子法”，但他們決不是想使法國陷入混亂的人。這是一次公關的任務。
　　另一方面，這些年輕人絕大多數是城裏人，就像農民不大了解他們一樣，他們也不大知道郊區生活和郊區的人。他們要通過與農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從第一手資料入手了解農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計劃的制定也是為了“調查研究”。根據這種實際經驗他們得出結論：小的農場主和佃農受到通貨膨脹和歐洲共同市場的巨大壓力。科技效率的確證和國際歐洲資本主義市場所施加的壓力，只能看成是力圖讓小的農場主離開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夠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歐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被譴責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毫不關心，而毛主義分子則努力展示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的尊重：
　　在最窮的農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們賴以可憐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們與土地緊緊連在一起。對他們說“財產是偷來的”，從他們手中把土地搶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在中國，據說為了證明土地集體化的優越性，那些想單幹的人也可以單幹，直到他們自己看到自己錯了為止。這是惟一說服他們的方法。
　　後來，吸引農民親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錢，而是土地代表的東西，靈魂的投資。在城裏，在工廠，工作是毫無人性的。一個人為別人、為老板工作，在悶熱中跟著流水線的速度運轉。他們制造汽車或機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後的結果。誰都不會對工作有一種控制感。農民對土地的熱愛也是對勞動的熱愛，通過勞動他能創造出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活生生的東西。
　　今天小農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並不像“小資產階級自私的要求”那樣，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提供的高價和議會代表席位來解決。他們正在通過越來越多的新型的鬥爭，走向一個進步的未來，與人性的發展相一致。由於小農的敵人與人民大眾的敵人越來越趨一致，所以他們發現在這個工人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自己並不孤單。
　　盧梭和蒲魯東的作品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體現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以及對農業生活的高度評價。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沒有區分用益權和所有權的不同。範魯東采用了盧梭對二者之間的區別，希望能夠允許這種與土地的特殊關系在更平等的條件下得以保留。與蒲魯東試圖通過為小範圍的農民提供國家信貸以保留鄉村個人主義的努力相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把中國農民公社的集體化模式視為一個樂觀的答案。但是，他們感到只有沒有土地的小農自己加入集體化，這一方案才是切實可行的。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一樣都厭惡在集體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強制行為，否認托洛茨基在農民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悲觀主義。

　　4．犯人的權利

　　在上面提到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行動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動。因此，毫不奇怪，從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間共有1035名極端左派分子被內務部長馬瑟林到人監獄，此外還有些被審前拘押但沒有宣判，而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還超過了定額。但即使在監獄裏，這些毛主義分子也找到了另一個發動鬥爭的舞臺。
　　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這一地位使毛主義分子能得到法國法律規定的某些權利。一旦他們的要求獲得承認，毛主義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應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應是否認在法國有政治犯，認為這一要求是嘩眾取寵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墻外的支持，“紅色救援者”和被關押的激進分子的家庭組織了聲援示威遊行。在某些情形下，這些示威行動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關押。審訊被利用作為論壇，現在拘押在獄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談論監獄的條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主義分子犯人開始絕食行動，要求承認他們政治犯的身份，結束毛主義分子一入獄就被獄方單獨關押的慣例，還要求有一個所有政治犯可以聚會的公共場所，一個更自由的探監制度，全面改善拘押條件，包括結束獄警對犯人的騷擾。
　　在絕食和聲援的示威遊行繼續進行的時候，政府在某些有關前拘押的問題上作了讓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審判拘押問題進行絕食的人（吉斯瑪除外）都被轉入監獄醫院。9月28日，法庭給予一個因在墻上寫口號已被單獨關押三個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變似乎僅限於審前被拘押者，因為吉斯瑪本人在十月判決後又被單獨關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條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過兩個重要的途徑傳達給公眾，即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人民事業》報。馬斯佩絡出版了題為《政治犯說的話》的小冊子，向公眾宣傳了絕食活動的情況。馬斯佩洛在第二個月刊登了吉斯瑪在法庭上的證詞的摘錄。這些材料的發行面極為廣泛，如果毛主義分子通過他們的小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來宣傳，就不會有這種效果。公眾獲知獄中毛主義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消息的另一個途徑是9月24日巴黎體育館滾石樂隊的音樂會。在大群的聽眾面前，燈光暗了下來，一個毛主義激進分子拿過麥克風，解釋為什麽毛主義分子進了監獄，他們在那兒正做些什麽。接著滾石樂隊唱起了“街頭再上”。差不多在絕食活動發生一年後，1971—1972年的冬天，法國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監獄暴動。很難說那些暴動與毛主義分子的煽動有一種密切的因果關系。事實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仍然在監獄中宣傳，其組織和報紙都支持反對法國監獄基本條件的暴動，這已變成眾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那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從未宣布“發起”過什麽事情。他們只是宣稱方法和誠心誠意的支持。他們為已經由大眾開始的鬥爭提供了力量。

　　五、理論還是實踐。

　　對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列主義者來說，無產階級毛主義似乎明顯地反對理論。其運動從計劃實施方面來看毫無具體性可言（如：它與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計劃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過渡計劃是無可比之處）；它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神聖的；而且，它相信在群眾支持的實際行動中比在任何理論文本中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除了實踐高於文本理論——這也是毛本人在《實踐論》一文中提出的——還有三種信念構成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的軸心。

　　l. 反對等級制度

　　對於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來說，反對等級制度有雙重內容。從革命運動本身的角度出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確信列寧提倡的黨的民主集中制等級形式是精英主義者的形式，會從結構上把自我指定的先鋒隊從群眾中割裂出來。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一個黨註定以一種高度指導的方式接近群眾，它會帶著先進的理論武器來，以用來建立一個指導者的資格。雖然毛試圖把民主集中制的黨與他的群眾路線結合起來，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感到必須作出一個選擇。至少，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在實踐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對等級制度的黨的拒絕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任務是聯系在一起的，他們要在很有限的時間範圍內開展他們的運動。等級制度意味著長期不變，至少是想永遠保持。這是擺在社會主義“階段”理論面前的根本困難，因為這種理論假定受控制的、有時間限制的等級結構會繼續下去。“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運動被認為是對群眾的一種暫時的幫助。這些毛主義分子認同盧梭的觀點：等級制度造成固定化，固定化的結構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他們自己的集團意誌與廣大群眾的普遍意誌之間的矛盾。
　　等級制度也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維持對人民群眾控制的方式。在產業工廠內，等級制度是加於工人的一種紀律形式。職業的等級分類制度旨在讓一些工人相信，他們比別人能幹，比別人聰明，報以應該高一些，地位也應該高一些。它不僅被用來分化法國本地的工人階級，也被用來推行種族主義。阿拉伯和非洲黑人移民工人被認為天生低下，只能聚集在劃分階梯的底部。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觀點：人類異化的根源在於勞動的分工。但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也有一個盲點，這就是關於勞動的性別分工問題。恩格斯對這一問題尤其敏感。其次，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分析接近於推翻等級、勞動分工和科技等概念。例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費利浦·奧利維埃寫道：“在車間與‘權威’鬥爭就是與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作鬥爭，尤其是與其詭計之一的‘科技’作鬥爭”。馬克思把科學技術視為一種從勞動分工的危害中使人性獲得解放成為可能的一種現象，而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至少含蓄地認為科學技術、勞動分工和等級制度是必然聯系著的事物——如果不從同一的角度來看不是同一事物的話——它們是不平等和異化的基礎。這一分析與某些早期烏托邦作家如傅立葉或當代反科技的作家如雅克·伊魯爾（Jacques Ellul）和西奧多·羅紮克的分析更為接近，其接近程度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分析。

　　2．鬥爭的構成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毫無顧忌地拒絕了一種清楚的階級分析。當他們談論群眾的時候，他們說的是全體受資本主義剝削的人。當他們付諸行動的時候，他們與任何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人都站在一起。
　　與階級對階級、一分為二的分析最早的分裂，產生於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對1968年反對設置路障的立場所作的自我批評。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立場是，在工人投入鬥爭之前，一切都毫無意義。從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創造人，不得不修正他們的做法，即放棄自解放運動以來最激烈的巴黎街戰，實際上，1968年工人是由學生和青年人帶動起來的。
　　這裏的教訓是，任何站起來反抗的人都必須得到支持。他們完全忘掉了馬克思對流氓無產者的不信任，特別在移民和現有體制下似乎沒有什麽前途的反叛青年中招募人員進行組織活動。後者的活動範圍是街道而不是工廠。但革命活動不能局限於任何一個單一的領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農民設置路障，把農產品傾倒在城市街道上，以抗議資本主義共同市場政策對他們的壓榨。商店店主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盡管他們的支持者薩特批評說這次鬥爭的內容不是進步的。他們支持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分裂主義者的民族主義的鬥爭。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而言，問題不是一個人所屬的階級和所從事的職業，問題是：“這個團體投入戰鬥了嗎？”他們相信戰鬥是意識得以體現的地方。一個團體或一類人在鬥爭面前不是“進步的”這一事實，對他們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通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學到更多的東西。
　　相反，如果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制度，那麽即使那些人是靠工薪生活，薪水微薄，也只能是敵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完全不同意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的批評：在毆打工廠安全人員、地鐵警察或正規警察的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是在打擊工人。一個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指責他們不加分別甚至攻擊下級監工，對此他們同樣無動於衷。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來講，任何身穿象征監工身份的白色罩衣的人，都是等級控制體系的同謀，都應該是合法的鬥爭對象。誰都不應該成為警察或老板。以生產過程中人們所起的作用為基礎的階級對階級的分析，因而讓位於一種圍繞著是統治制度的同謀還是反對統治制度的分析。

　　3．鬥爭的性質特征

　　雖然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實際上支持一切在統治制度下感到受剝削的人的鬥爭，並不管他們的實際階級地位如何，但仍有兩個定性的標準用以判斷某些鬥爭何以比另一些先進。
　　標準之一是非法性。尊重法律的約束代表著向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投降，而不用消耗國家的任何費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以及勞工聯盟的荒路被認為是使統治制度的合法化。他們接受並遵守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統治，他們同謀的身份為他們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跳出這一餡餅的推一道路就是拒絕按照現有規則來進行遊戲，不斷地超越法律的範圍。非法的行動打破了圍繞既有標準進行競爭的偽裝，公開迫使政府展現它的壓迫性。因而以非法活動為中心的對抗，對那些確實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壓迫本質的人是一種教訓；不能讓資本主義進行統治而不受到任何挑戰。
　　標準之二是創造性。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回顧了大學裏的某些職業，特別是巴黎美術學校，它們被作為解放和創造性工作的範例。被動的職業被認為於革命思想的擴展沒有幫助而被拒之門外。在這種情形下——這在1968年削減工廠職業當中得到說明——時間對政府有利，也有利於被看作反革命力量的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但是像美術學校裏那樣主動的創造性的職業（在美術學校曾創立了獨立自治委員會，生產出革命的藝術作品），被視為是工廠和其他工作場所裏的職業原型，這些職業場所裏的生產關系必須加以改變。這裏人們會想到，“真理與公平委員會”是一個由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建立的組織，但它並未超越資產階級合法性的界限。毋寧說，這些委員會的作用是揭露資產階級法律制度本身的虛偽和自相矛盾。有趣的是這一點是福柯指出的，他的批評根據是，委員會的形式（法官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毫無創造性，完全是資產階級法庭的翻版。另外很有趣的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用很傳統的列寧主義的話——在社會主義鬥爭中，資產階級國家的某些形式不得不被用來反對它——為這一形式進行辯護。雖然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列寧主義者的激發，但它並＊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在受到明顯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挑戰時，它仍然會運用更列寧主義的邏輯為自己辯護。

　　六、無產階級左派的結束

　　1968年創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的那些人和1969年從“3·22”組織中退出加入到該組織的那些人，從未想像組織會永遠存在。它只是一種促進和激勵，只要群眾自己走上了創造性的非法鬥爭道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組織就沒有理由繼續存在。
　　1973年黎浦罷工中，貝尚松手表廠的工人占領了工廠，奪取了領導權和生產管理權，這使大部分老一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相信，產業背景下的鬥爭已經不需要他們了。另一方面，那一年的智利政變也使他們相信，除＊中產階級的重要部分——不只是遊民無產者、農民和小城鎮商店店主——被納入社會變革的工作之中，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可能被他們摧毀。1973年黎浦和智利的綜合影響，使前無產階級左派和《人民事業》的老激進分子放棄了組織上的最後假象，停止出版這份報紙。他們倡議把工作重心轉到“文化工作”上，再推而廣之，深入到社會問題和社會環境方面。一些較年輕的激進分子沒有看到黎浦、智利和清教主義運動之間的邏輯關系。他們把老一代清教主義分子視為被激烈的鬥爭活動和壓迫沖昏了頭。他們極力保持足夠的連貫性，在創辦人離開了報紙之後的四年時間裏，繼續不定期地出版和發行《人民事業》。但1973年以後，試圖把無產階級左派繼續維持下去的人們手中，該報再也沒有出現早年的活力。

　　七、什麽保留了下來？在記憶中這次運動是什麽樣子？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60年代的產物。它以一種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於1968年自發性的起義。其復雜理論的完成是在“3·22組織”中曾堅守街壘的活動分子與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毛主義分子走到一起的時候。後者曾因自己沒有出現在街壘上，進行過自我批評，實際上他們曾堅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壘路障。
　　從1969年到1973年，這些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前成員已經遠遠彌補了他們在路障之夜的消極表現。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連德政府的倒臺一類事件之間的相關性，不管是否接受結構道德的觀念作為唯一反對取代主義的可靠保證，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觀點認為過火行為和壓迫使老一代領導人耗盡了熱情——老一代領導人傾向於把自己等同於組織，不能夠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讓別人來領導運動——不論人們如何解釋這種境況，事實是老一代激進分子的影響現在已遍及許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個人的語境。
　　吉斯瑪與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發起了一個公社。他們認真考慮了原“革命萬歲”的信息，開始實驗改變家庭結構、生活和工作安排。這一實驗涉及到按照烏托邦社會主義尤其是傅立葉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方向修正馬克思。
　　另外，左派反傳統文化的《解放》日報社接近一半的職工是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組成的，《解放》日報創辦於1972年底，薩特是其無處不在的形式上的編輯（在高壓階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業》的編輯）。這裏，正如雷米·赫絲（RemiHess）所指出的，這些人的努力也與“革命萬歲”在其報紙《大家》上的努力驚人地相似。“通過一種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這些人現在成為更大的反傳統文化群體中的一員。“革命萬歲”從1969年到1971年就嘗試把反傳統文化運動引進法國，但在引進的過程中毀掉了這個組織。
　　還有其他以前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幹這一行，從事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環境運動，或更民族化或種族化的具體運動。一些前阿拉伯成員已經轉入純粹的阿拉伯團體，如“阿拉伯移民工人運動”，他們幾乎完全在移民環境中開展工作。前《人民事業》報的編輯勒當泰科正努力從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歷史思想和民間文化中尋找一個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適當地融合了對集體的關懷和對個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屬於一個叫做“新哲學家”的團體。作為無產階級左派活動分子，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爾·勒布裏（Michel Le Bris，和勒當泰科、吉斯瑪同是前《人民事業》報的編輯）等人，已經不再修正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了，而是作為知識分子從過去的實踐中脫離出來，對其進行回顧，轉入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更為系統的批評。”很多左派人士認為這種放棄是極左運動一直屬於小資產階級運動的最終證據。這當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以及法國共產黨都會同意的少數幾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整個現象人們會怎樣評價，它的鮮明的法國特點無疑令人感到震驚。它拒絕在工廠內部以一種等級的政治制度和對行動及明顯分裂的強調來束縛工人，這使它與工團主義理論家索列爾（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評價農村生活和土地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方面，它與盧梭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有著共同的看法。它還與蒲魯東一樣，既不喜歡等級的權力主義，也對烏托邦思想家傅立葉的勞動分子持否定態度。
　　因此，無產階級左派運動代表著早期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與法國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法國的實踐和在一起的一個大雜燴。對其發生、發展和結束產生過影響的當代西方理論家中老一輩的人（阿爾圖塞、薩特和福柯），都是法國人。除了智利政變之外，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所有作為理論參照的事件都是法國的。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作為一種模式可能對“自治論者”（autonomist）、“自動還原論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遊擊隊產生過啟發作用，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本身卻幾乎與外部世界沒有什麽聯系，‘’即使是登在《人民事業》刊頭的表示與外界有著象征性聯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時間也被撤了下來，因為他太外國化。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是極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國人運動。也許這就是為什麽它能吸引並不確切地知道它是什麽的法國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國激進傳統的綜合，但這一綜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現出來的，而這代人竟是從第三世界的一個理論家和實踐者那裏汲取了靈感。

　　　　　　　　　　　　　　　　　　　　　 （張振成　譯　王生根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