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諾貝爾受獎演說:父親之手提箱

父親在去世的兩年前給了我一個小手提箱,裏面裝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筆記。他裝作以前那樣輕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後再看,這個“走”當然是說的是他死了以後。

他說:“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沒有對你有用的東西。或許在我走後你可以挑選一些發表。”

說這話時是在我的書房裏。在四面全是書的墻的包圍之中,父親想找個地方放下箱子。他左右徘徊,就仿佛一個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負擔趕緊卸下去的人。最後,他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那真是個有點尷尬卻又難忘的時刻。但隨後我們就恢復了常態。平常的輕松,俏皮和嘲諷性情立刻顯現出來。我們照例聊了些家長裏短,土耳其的政壇醜聞,還有父親一直沒有起色的商業投資,說這些時我們一點都不傷心。

(Feature Photo:Traveler by C_MC_FL,www.flickr.com/photos/coolmcflash/


父親走後,我圍著那個箱子轉了幾天,卻碰都沒有碰一下。這個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父親旅行的時候總是帶著它。有時上班也用它來裝文件。我還記得小時候父親出差一回來,我就會打開箱子,把裏面的東西都翻出來檢查一番,感受一下古龍水和異域的情調。這個箱子就像是一個老朋友,承載我的童年及過去的記憶。可現在我卻不能碰它一下,為什麽?當然是因為其中的沈重的內涵。

現在就來說說這沈重的內涵。這是一個人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面,坐在桌子面前,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自己的思想表達中——這正是文學的意義。

我摩挲著父親的箱子,還是不敢打開它,可我卻非常了解那些筆記本上記的是什麽。我曾經見過父親往它們上面寫東西。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到箱子裏的東西了。四十年代的時候,父親有一個很的圖書室。他也曾想當一名伊斯蘭詩人,還把瓦雷裏的詩譯成了土耳其語呢。但他不想過那種在一個窮地方寫幾首沒人看的詩的生活。父親的父親——我的祖父——是一個有錢的商人;父親小時和年輕時過得都是很富足,所以他也沒打算要為了文學,為了寫作忍受貧窮。他喜歡生活中精致的東西——對此我也深表理解。

當然,讓我無法打開父親箱子的第一條就是我害怕我會看到我不願意看到的東西。父親就是知道這一點才裝作不把它當回事的樣子。作為一個寫了25年書的人,這一情景實在讓我痛心。但我對於父親沒能認真投身文學事業不是生氣……我真正的擔心是發現父親是個優秀作家的可能。這正是我不敢開父親的箱子所擔心的。更糟的是我都不敢公開的承認這一點。因為如果從父親的箱子裏拿出來的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就必須面對父親身體裏面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人。這個可能性太可怕了。因為即便是一把年紀了,我也只希望我父親就是我父親而不是一個作家什麽的。

作家是一種能夠耐心地花費多年時間去發現一個內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當我談到寫作時,我腦子裏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是文學傳統,而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單獨面對自己的內心的人;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他用言語建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男人或是女人,可能用的是打字機,也有可能利用電腦的先進技術,或者只是拿筆在紙上寫。他寫作的時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煙,還時不時會站起來,望著窗外在大街上嬉戲的兒童,如果幸運的話,可能還能看到綠樹或是風景;也許他只能面對一堵灰墻。他可以像我一樣,寫詩,寫戲劇,寫小說。同樣都是坐在桌子後面,努力的思考,結果卻大不一樣。寫作就是將他內在的凝視集中到文字上、研究在他回歸自我的內心後,依然人來人往的外部世界。他這樣做時還得從容、執著、興趣盎然。我坐在桌前,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不斷用文字填滿空白的稿紙,我感覺自己是在創建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像是在自己內心加入了許多人的性情。同樣地,一個人也可以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建起一座大橋或是大廈,我們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我們把它們放在手中掂量著,揣摸著他們相互之間的銜接關系,有時需要後退到遠處瞧瞧,有時需要用手指和筆尖細細摩挲,衡量再三,東移西湊,在時光流逝中創造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訣不在於靈感——因為誰也不知道它來自哪裏——而是靠固執,耐心。有一句老話——就是用根針挖井——我覺得就說出了作家的概念。在那些老故事中,我最喜歡Ferhat的那份決心,他可以愚公移山似的追求愛情——我非常理解他。在我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當我寫到那個老波斯畫家以一種不變的熱情長年畫著一模一樣的馬,一筆一畫都能倒背如流,閉著眼睛也能畫出那些漂亮的駿馬。我知道我在談論寫作的職業化,和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講的是自己的故事——要慢慢的講,要當它是別人的故事來講——假如他感覺到這些故事在他心裏已經成熟,他就該坐下來,把自己完全交付這一藝術——它已經被賦予了期待。靈感天使(通常經常光顧一些人而對另一些人卻不大理睬)喜歡有期待,有信心的人。而正是在一個作者感到最孤獨,對自己的努力,夢想及作品的價值最困惑的時候——這時他會認為自己的故事僅僅是自己的故事——天使就是選擇在這個時刻給他以故事,圖像和夢來幫他描繪出他想象中的世界。回頭想想那些我為之奮鬥一生的書,我自己都對那些時刻感到驚訝。那些讓我如此癡迷沈醉的句子,仿佛根本不是來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冥冥之中的慷慨禮物。

我害怕打開父親的箱子,看到他的筆記本還因為我知道他忍受不了我在創作過程中經歷的艱辛。他不喜歡孤獨,而喜歡朋友、人群、沙龍、玩笑和夥伴。可後來我的想法又改變了。這些想法,這些所謂放棄和忍耐才能實現寫作夢想的說法,其實是我在自己的寫作生活和經歷中養成的偏見。不是也有無數才華橫溢的作家是在人群中,在家庭生活裏,在朋友的陪伴和愉快的閑聊中創作的嗎?還有,父親還在我小時候也曾厭倦了家庭生活的單調,離開我們去了巴黎。在那兒——和許多有名的作家一樣——他一個人呆在旅館的房間裏,看自己的筆記。我也知道,那就是現在躺在箱子裏的這些筆記。因為在把箱子給我之前的幾年間,他陸續地告訴我他那一段時期的生活。他甚至還告訴我我孩提時的種種往事,但卻絕口不提他的致命弱點,他的作家夢,還有他在旅館時的身份等煩人問題。他只是大談他在在大街上碰過幾次薩特,看過些什麽書和電影,說起來眉飛色舞,一臉虔誠,就像宣布什麽重大新聞似的。我成了作家之後,我一直認為這要部分歸功於我有一個大侃世界知名作家遠勝於政壇高官和宗教領袖的父親。所以我必須在這種背景下來讀父親的筆記,同時牢記對他的圖書室對我的巨大裨益。我要記著父親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和我一樣就喜歡一個人看書,思考——而並未過多地註意自己的寫作水平。

可當我如此熱切地註視著這個父親留給我的箱子時,我還是感覺到我做不到。父親有時會從一摞書前面的長沙發裏站起來,放下手上的書或雜誌,恍然若夢,長時間的沈靜在自己的思緒中。每當我看到他臉上一幅與我們開玩笑,找樂子和耍貧嘴大不一樣的神情時——也就是他開始內省的跡象——我(尤其是在小時候)就會不安地猜想他又不滿意了。如今,許多年過去了,我體會到這種不滿其實是成為一個作家的特性。要當一個作家,光有耐心和辛勞是不夠的。首先要從人群、同伴、家常瑣事,日常生活中逃離出來,然後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我們乞求耐心和希望,以在筆下創造一個深刻的世界。但這種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的沖動正是推動我們作為的動力。蒙田——一個為內心愉悅而讀書,一個只聆聽自己的心聲而抗拒他人的嘈雜的人,一個和自己的書的對話發展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世界的人——當仁不讓地可作為早期現代文學獨立作家的先驅。蒙田是父親經常反復咀嚼的一個作家,也是他一直向我推薦的作家。我喜歡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作家傳統中的一位成員,不管他們是誰,來自世界的那個角落,他們都一無例外的與世隔絕,把自己關起來只跟書呆在一起。真正的文學始於一個把自己和書關起來的人。

一旦把自己關起來,我們很快就發現這其實不是想象中的那麽孤獨。我們有前人的話語為伴。它們在別人的故事裏,在別人的書中,我們把它們稱作傳統。我認為文學是人類在認識自我的追尋中最有價值的寶藏。各種各樣的社會,部落,人群變得越來越智慧,豐富,先進,就是因為他們重視自己作家們的話,而且,我們都知道焚書坑儒就意味著黑暗無知的到來。但文學從來都不僅是一個民族的事,那個把自己關起來的作者首先是進入自己意誌的旅程,積年之後,就會發現文學的永恒規則;這時他就需要把自己的故事當作他人的故事來講和把他人的故事說成自己的故事的藝術才能,因為文學就是這樣的。但前提是我們通攬別人的故事和書籍。

父親有一個很好的圖書室——總共有1500冊藏書——對一個作家來說也足夠了。22歲時,我雖然還沒讀完這些書,可我卻對他們卻了如指掌——我知道哪本很重要,我知道哪本不重要卻容易讀,哪本是經典名著,哪本是任何教育都缺少不了的,哪本看完就忘卻不乏一些當地歷史有趣掌故,以及父親對哪個法國作家評價甚高。有時,我會遠遠地註視著這個圖書室,想象有一天,在另一個房子裏,我能建起自己的圖書室,一個更好的圖書室——給自己建一個世界。從遠處看父親的圖書室,在我看來就是一個真實世界的一個小縮影。是一個從伊斯坦布爾我們自己的角落看過去的世界。這個圖書室在這方面尤其明顯。父親的圖書主要來自一次又一次到巴黎和美國的旅行,也有從專賣四五十年代外版書的商店和伊斯坦布爾大大小小的書商裏淘來的,那些書商我也認識。而我的世界是國內的——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物。七十年代時,我也曾雄心萬丈地要打造一個自己的圖書室。那時我還沒決心成為一個作家——正如我在《伊斯坦布爾》提到過的,那時我意識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個畫家,但我也不知道我該走哪條路。在我的內心有一股強烈的好奇心,一種有著強烈希望的欲望促使我去閱讀和學習。同是我也覺得生活中好像缺了點什麽,好像我沒法過的跟別人一樣的生活。這種感覺部分跟我看著父親的圖書室是的感覺有聯系——生活得距離事務中心很遙遠,因為那時我們住在伊斯坦布爾的人都覺得有一種住在鄉下的感覺。我的焦慮和些許的失落感還有另一個原因,因為十分清楚自己生活在一個對藝術家絲毫不感興趣的國家——不論是畫家還是作家——這就令他們絕望了。七十年代時,我拿著父親給我的錢在從伊斯坦布爾的舊書商那裏貪婪地購買那些褪色的,灰頭土臉的卷角舊書。那些舊書店的可憐情形就像那些書一樣深深的打動了我——窮困潦倒的書商們的毫無生氣,淩亂不堪。他們在路邊,在清真寺的院子裏,在歙簌掉土的墻腳下隨便攤開自己的家什。

至於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學上一樣,我的基本感覺就是“遠離中心”。在這個世界的中心,有一種比我們自己的生活要更豐富,更激動人心的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在土耳其,到處都有,可我不在其中。今天,我想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會和我有同感。同樣的,世界文學,也有它的中心,離我也很遙遠。其實我腦子裏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學,我們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親的圖書室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在圖書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爾的書——我們的文學,我們本地的世界,有著無數親切的細節——而在另一端,是個外來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學,一個截然不同的,讓我們又痛又愛的世界。閱讀、寫作,就像是離開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驚異的世界中去找尋安慰。我感覺父親就是靠讀這些小說來逃往西方世界——就像後來我做的一樣。或者,在我看來,那時的書就是我們撿起來逃避我們自己的文化的工具,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感到如此的失落。為了充實自己的筆記,父親趕到巴黎,把自己關起來,然後又帶著手稿回土耳其。我看著父親的箱子,這就是讓我坐立不安的源頭。在一個房間裏寫作25年之後,我成了土耳其的作家,當看到父親把自己的想法緊緊地鎖在了箱子裏,就像寫作是一項秘密工作,要遠離社會、國家,和人們的視線。這讓我羞愧。這可能是我對父親不能像我一樣認真對待文學而倍感氣憤的原因吧。

事實上我就是因為父親沒選擇和我一樣的生活生氣。可他從未和自己的生活過不去,他一輩子都快樂地和朋友親人在一起。但我自己又有點知道我與其說是“生氣”不如說是“妒忌”,後者要準確得多了,而這一點又讓我尤其不安。每逢想到這點,我就會輕蔑,惱怒地大聲問自己:“幸福是什麽?”幸福是孤獨的關在暗無天日的房間裏嗎?或者是與蕓蕓眾生一起,過著或裝出過著舒適生活的樣子?還是不管幸福與否,都和周圍的人事和諧一致,享受生活的同時悄悄地寫下來?這些問題實在是太讓人煩惱了。誰說幸福是衡量生活的唯一標準的?大眾,報紙,每個人都把幸福當作評判生活的重要尺度。這事本身是不是說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尋一番?畢竟,父親也曾多次從家裏逃跑——我又能說我對他有多少了解,我對他的焦慮又有多少理解呢?

我第一次打開父親的箱子時就是受這種情緒影響的。父親生活中是不是有什麽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只能默默忍受,傾瀉在紙上?一打開箱子,旅行的氣息就撲面而來。我認出了其中的幾本筆記,父親多年前曾給我看過,但我卻從沒仔細讀過。我現在拿在手裏大多數筆記是我們還年輕時父親到巴黎去做的。我就想讀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記一樣急切地想要了解父親在我那個年級的時候都想了些什麽,寫了些什麽。不久我就意識到不是那麽回事。最讓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筆記中時不時能讀到作家的腔調。我知道那不是父親的聲音。一點都不真實,至少不屬於我認識的我的父親的聲音。在對父親寫作時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擔心之下,還有更深的擔憂:害怕內心深處的自己也不真實,害怕在父親的作品裏找不到什麽好東西。這又增加了我對父親受太多作家的影響的憂慮。我年青的時候也為此深受折磨,幾乎陷入絕境,差點就放棄我的本性,我的寫作欲望,我對生活拷問的習慣。在我當作家的前十年裏,我對此倍感焦慮,盡管後來有所擺脫,我還是會擔心某天我還得承認自己的失敗——就像我在繪畫上的努力一樣——最終屈服於這種煩躁,放棄小說的創作。

我曾經提到過我關上父親的箱子時產生的兩種情緒:在外省的被放逐感覺和我自己缺乏真實性的感覺。這當然不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多年來他們就一直在我的閱讀、寫作當中存在著,我也就一直在研究,發現甚至深化這些各式各樣的、出人意料的,既讓人精神崩潰也讓人情緒高漲的情感和色彩。我的靈魂是早已被混亂,敏感和來自生活中和書本裏的稍縱即逝的痛苦所困擾,這些大多來自年輕時的體會。只有當我寫書的時候才對真實性的問題(比如《我的名字是紅》和《黑書》)和邊緣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爾》)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對我來說,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傷疤,他們是如此的隱秘,有時甚至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還要不辭辛苦地去研究、了解、揭示它們,真正的去擁有這些傷和痛,把他們變成我們的精神和作品中的看得見的部分。

作家談論的是大家都知道但卻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他要去探討它們,關註他們的成長,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讀者們看到的是一個既熟悉而又不可思議的世界。當一個作家經年累月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磨練自己的技藝的時候——他是在創造一個世界——如果他是從揭開自己的秘密傷口開始的話,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了,他都是對人性賦予了最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就來自一個信念即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他們也有著和我一樣的傷痛的——因而他們會理解我。真正的文學都來自於那份充滿童真和希望的信心,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相像的。但一個作家閉門數十載,就是在用這種姿態宣示一個基本的人性,揭示一個沒有中心的世界。

但是從我父親的箱子和伊斯坦布爾人蒼白的生活可以看出,這個世界的確有一個中心,而且離我們很遙遠。在我的書中,我曾詳細描述這個事實是如何激起過契訶夫式的邊緣感受,以及他是怎麽從另外一方面引起了我自己的真實性的懷疑。根據經驗我知道這個星球上的大部分人都有這種情緒,相對於我,有些人可能還遭受著更為深刻的物質匱乏,沒有安全感和墮落感折磨。人類面臨的重大難題還是土地缺乏,無家可歸和饑餓……但今天的電視和報紙可以比文學更為迅速簡潔的報道這些基本問題。而文學最迫切的任務是要講述並研究人類的基本恐懼:被遺棄在外的恐懼,碌碌無為的恐懼,以及由這些恐懼而衍生的人生毫無價值的恐懼;集體性的恥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還有民族主義者的煽動和對即將到來的通貨膨脹的擔心……不論何時我面對這些傷感,煩惱,通常以誇張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黑暗。我們曾看過西方社會以外的民族,社會,和國家——我很容易認同他們——常常因為被恐懼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錯誤,僅僅是因為害怕受到羞辱和敏感。我也知道西方——我也同樣容易認同的一個世界——一些國家和民族對自己的財富,對他們把我們帶進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現代主義有著不一般的自豪,但他們時不時的也由於自我滿足幹出一些同樣愚蠢的事來。

這就意味著我父親不是唯一把一個有中心的世界看得太重的人。而那促使我們閉門數十年寫作的是一個相反的信念;那信念是相信有一天我們的文字會被讀到而且被理解,因為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似的。可從我父親及我自己的作品來看,似乎是有點過於樂觀了,因為裏面充滿了對被擠在邊緣,排斥在世界外圍的怒氣留下的傷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對西方愛恨交織——現在我也許多方面體會到了。但如果說我認識到了一個基本的真理的話,如果我要為這一樂觀主義辯解的話,就是因為我和這位偉大的作家一起經歷了對西方的愛恨情仇,一起關註了他在另一方向上建立的另一個世界。

所有獻身這一任務的作家都明白這樣一個現實:不論遠來的目的是什麽,我們歷經數十載滿環希望創建的一個世界最終將轉移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他將把我們帶到一個遠離那張我們帶著傷感和怒氣工作的桌子,到傷感和怒氣的另一面,另一個世界。我父親可能還沒到那裏嗎?就像一塊正在形成的大陸,慢慢的從五彩繽紛的薄霧中升起,就像經過長途的海上旅程,終於見到了小島,這個新世界一直在迷惑著我們。我們就像當年西方的旅行者飄洋過海尋找伊斯坦布爾一樣,被霧靄魅惑了。在這個以希望和好奇開始的旅程結束時,一座滿是清真寺和尖塔,密密匝匝布滿屋舍,街道,山巒,橋梁,斜坡的完整的城市展現在你的面前了。看到它,我們都希望走進去,藏身其中,就像我們讀一本書那樣。因為感到土氣,被排斥,氣憤,或是極端孤獨,我們坐下來看書,卻發現了一個超越這些傷感情緒的全新世界。

我現在的感受和我孩童和青年時期正好相反:對我來說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爾。這不僅是因為我一輩子都生活在此,而且因為過去33年裏,我一直在講述它的街道,橋梁,居民,購,房舍,清真寺,噴泉,傳奇英雄,商店,名人,汙點,它的日日夜夜,我把它變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完全接納了它。當我親手建成這個世界時,目標就達到了。這個世界存在我的腦海中,它比那個我所生活的世界還要真實。這是因為,在我的世界中,所有的人和物還有建築都開始相互交流,以一種我不曾預料的方式互動起來,就像是它們不適依賴於我的想象和書,而是獨立存在一樣。

看著那箱子,我覺得父親在他寫作的那些年裏可能也發現了這些樂趣:我不應該對他預先判斷。我很感激他。不管怎麽說,他從來不是一個呼來喝去,懲罰不分的平庸父親,而是一個讓我自由選擇,對我表示最大限度的尊敬的父親。我常想,要是我當初偶爾能對父親談談我的想象該多好啊,不管是放肆的還是幼稚的。因為跟我其他朋友的童年不一樣,我從來沒怕過我的父親,我有時還認為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名作家就是因為我父親當初就想當作家。我必須要一顆容忍心來閱讀它——看看他在旅館房間裏究竟寫了些什麽。

正是帶著這種希望,我又走到了那個箱子跟前。它還靜靜地立在父親放置的地方。我全神貫註地通讀了幾本手稿和筆記。我父親寫了些什麽呢?我記得有一些是巴黎旅館窗外的景致,幾首詩,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分析等等……我寫作的時候就像一個出了車禍的人拼命要回憶起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卻又害怕會記起太多的可怕場景。在孩提的時,我父母一到吵架的邊緣——就是他們相互不說話的時候——爸爸就會打開收音機來調節一下情緒,而音樂就會幫助我們很快地忘掉不愉快。

現在讓我來說幾句像音樂一樣能調節情緒的好話吧。你知道,我們作家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最喜歡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寫作?我寫作是因為內心的沖動,也因為我不能像別人一樣做好其他的工作,還因為我想讀到像自己一樣的人寫的書。

我寫作是因為生所有的人的氣,每一個人。我寫作是因為我喜歡整天地坐在桌子前面子寫東西。我寫作是因為只有改變真實的生活來分享經驗。我寫作是因為我想讓其他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我們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過的是一種什麽樣的生活,我們還將繼續生活下去。我寫作是因為我喜歡紙張、鋼筆和墨水的芬芳。我寫作是因為相對其他東西,我更信仰文學,信仰小說藝術。我寫作是因為是一種習慣和熱情。我寫作是因為我害怕被遺忘。我寫作是因為我喜歡寫作帶來的榮耀和樂趣。我寫作是因為我享受孤獨。也可能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為什麽對你們這麽的憤怒,對每一個人都這麽的憤怒。我寫作是因為我喜歡別人讀我的故事。我寫作是因為我曾經寫過一部小說,一篇文章,某一頁的開頭,我想把它寫完。我寫作是因為每個人都希望我寫下去。我寫作是因為我有一個孩子般的執著:要有一個不朽的圖書室,書架上還要有自己的書。我寫作是因為把生活中的美和豐富轉變成文字是一項激動人心的工作。我寫作不僅僅是要講述一個故事,而是要創造一個故事。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能逃脫那不祥的預兆,就像在夢裏一樣我有個地方要去卻總也到不了。我寫作是因為我從來沒讓自己快樂過,寫作能讓我快樂。

在把箱子留在我辦公室後一個星期,父親又來看過我一次;一如既往,他給我買了巧克力(他忘了我都48歲了)。也一如既往,我們聊了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瑣事。後來他終於看到他放的箱子被我移動過了。我們就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尷尬的沈默。我沒說我打開了箱子,看了裏面的內容,相反,我只是把視線移開了。他立刻明白了。就像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樣。就像他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樣。但所有的明白就在幾秒鐘之內明白了。因為父親是一個快樂,懶散但卻對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只是照例沖我笑了笑。當他離開時,沒忘記把他作為父親該說的贊揚鼓勵之詞又重復了一遍。

我也同往日一樣,註視著他離開,無比羨慕他的快樂,無憂無慮和處世不驚的脾氣。我也記得那天我心裏有一小會兒的竊喜讓我感到羞恥。那是由我感覺到我可能生活上可能過得不如他舒適的念頭引起的。可能我不如他過得快樂,自由自在,但我獻身於寫作了——你明白……我為自己對父親有這樣的想法感到羞愧。在所有的人中,父親從來沒讓我痛苦過——他完全讓我自由發展。這些都讓我們想到寫作和文學是和生活中中心的缺失,和我們的幸福與負疚相聯系的。

我的故事同時也相應地提醒我那天還有一件事讓我更加內疚。在父親把箱交給我的二十三年前,在我決心放棄一切把自己關起來去當一名小說家四年之後,就是我22歲時,我完成了第一步小說《傑夫德貝伊與其子》。我用顫抖的手將打印稿拿給父親看,想聽一點他的意見。這並不僅是因為我相信以他的品位和智慧,或是他的意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還因為他不像母親那樣,反對我成為一個作家。在這點上,父親遠比我們有遠見多了。我迫不及待的等著他的消息。兩個星期之後他來了,我跑過去把門打開。父親沒有說任何話,只是張開手臂給了我一個擁抱,用這種方式告訴我他非常非常喜歡這部作品。有一會兒,我倆陷入了那種由於異常激動帶來的無言沈默。後來,等我們平靜下來開始說話,他用了一種誇張的語言對我和我的處女作表達了他的強烈信心:他告訴我說總有一天我會贏得像站在這裏接受這個獎項這樣的無限快樂。

他說這話不是因為想用好聽的來安慰我,或是把這個獎項作為目標來刺激我;他像所有的土耳其父親那樣給自己的兒子以支持,並鼓勵我說:“總有一天,你會獲得榮譽並成為帕夏!”許多年來,無論何時,他看到我都以同樣的話語鼓勵我。

我父親在2002年12月去世了。

今天,我站在這裏,站在給予我這無尚光榮的獎項的瑞典文學院的同事們和尊敬的來賓們面前,我深切地希望此刻他就在我們中間。(根據瑞典文學院官方網站英文稿譯出 翻譯: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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