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本書，我最高的希望是能夠跟大家去分享一些非主流的思想資源，非主流的文化資源，非主流的世界景觀，我的最低希望是希望當今的中國人，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精彩的人生，我們的英雄不該只有比爾·蓋茨，不該只有用金錢來衡量的成功者，還可能有另外一種人生。

最後再扯兩個閑天，我們再來談馬科斯。這兩個閑天就是使我翻譯這本書的另外一個動機，我說我自己有一個反省，就是“911”事件的發生，對於我來說，是第一次坐在電視機前和全世界一起目擊這個悲劇的時刻，我記得我當時的那種震驚和傷痛，我努力不哭出來，因為我們大家都看到在雙塔座倒塌之前，那些人絕望地砸碎玻璃幕墻，揮舞著手帕，希望得到拯救，可是接著，雙塔座在我們的面前坍塌下來。我們已經看過太多的好萊塢電影裏有這樣的鏡頭，可是這一次是血肉之軀，真實的生命。我毫不懷疑，我想和我一起看過這個場景的人是跟我一樣，我們用我們的身體認同了雙塔座裏人們的身體，我們感受著他們經歷的恐懼、絕望，感受著他們那種求生的本能。

但是接下來，我開始想到了一個問題，我曾經在新聞當中看到了另外一個場景，就是科索沃戰爭的時候，新聞報道告訴我們說，在美軍的空襲之下，塞爾維亞，前南斯拉夫一座一座的大橋，一個一個重要的公共設施被炸毀，最後只剩下了一座大橋是保護貝爾格萊德市的生命線，於是我在報道當中看到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師生手挽著手作為人盾上了那座橋，要保住那座橋。三天以後，我看到了一則文字報道說橋炸了，沒有一個字說那些貝爾格萊德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們是撤離了，還是被炸死了。

接下來我問我自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身體去認同於雙塔座當中的那些美國的遇害者，為什麽我不能用我的身體去認同在貝爾格萊德大橋上的那些人盾？接下來我給了自己一個答案，不是為了原諒自己，但是我真的以為這是答案之一，這個答案就是我在美國著名學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朱蒂斯巴特的一個分析海灣戰爭的文章當中讀到，說美國報道海灣戰爭的時候，它采用了一個最新的技術，而此後大多數的美國戰爭都以這個技術來報道，這個技術就是把攝像頭放在導彈上，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關於海灣戰爭的新聞圖像，是通過導彈的視角來看的。我想大家可能會馬上明白，如果我們是用導彈的眼睛去觀看這場戰爭，我們就不可能用在導彈下面粉身碎骨的人的眼睛去觀看這場戰爭。

如果大家說這是美國傳媒的一個特例，你在這裏說有什麽用？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應該都看過《英雄》，張藝謀的新片，請大家回憶一幕場景，就是秦軍攻打趙國的時候，大家都會記得張藝謀設計的張藝謀式的箭陣，箭像風沙一樣鋪天蓋地的射向趙國，但是接著我不知道大家註意到沒有，攝影機采取了箭的視點。在那個場景當中，好像張藝謀要彰顯趙國人臨危不亂，視死如歸的精神，但是我們確實是通過箭的視點去看血肉之軀的趙國人。

為什麽對我來說這是答案之一？我覺得這個例子讓我們知道，我們經常以為我們直接目擊的事件，以為我們是自由地選擇了我們的視野，卻經常忘記了我們的視野先在的被一種更強的力量所選擇，這個更強的力量所選擇的觀看方式，先在的決定了我們的觀看方式。所以我覺得“後冷戰”時代到來，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重新到來，我們覺得人類充滿了希望，我們終於不在兩個大國的對峙之中，不在原子彈的威脅之中，我們有權利向往一個更美好，更多元，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似乎這樣的一個世界，這樣一個時代也正在向我們走來。但是接下來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情形出現了，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年代，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一個多元的、平等的、和平的、自主選擇的時代，相反全球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趨同的、極度趨同的這種狀態之中。任何的差異和另類的選擇都變得更加艱難，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同時另一個奇怪的事情，我在另外一組統計數字當中看到，是說當我們說到“全球化”，其實我們經常描述的是這種大都市場景，吃麥當勞，喝可口可樂，穿T恤衫，牛仔褲，我們美國化了，我們一說全球化，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圖景。但是我看到一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的材料，它表明說，這個全球化圖景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被卷入？十億，只有十億人被卷入了這樣一種全球化的圖景，意思是什麽？意思是有50億人在這個全球化之外。

馬科斯做了一個很好玩的比喻，他說今天世界的圖景就像大屏幕，大家都知道，有多塊屏幕組成的，可以是一幅圖畫，可以是很多很多幅圖畫，這個大屏幕五彩繽紛，非常多元，似乎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原則，但是這個大屏幕同時又像一面墻，它擋住了更大的一個視野，這個視野就是全球化過程不曾卷入的。所以問題不在於現代化進程好不好，全球化進程好不好，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能把多數人帶入。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的標準，但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就是，是不是多數人都進入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今天的現代化進程，不能稱之為成功，因為確實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這一部分得到了改善的、獲益的、享受著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時代的這種自由、平等和豐裕的物質、精神生活的人群，在中國巨大的人口比例之上，絕對人數極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小撮。

所以說這樣的一些原因，這樣一些思考，使得近年來我自己開始做了一個選擇。比如說一年我有七個機會，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出席學術活動，文化活動，我更多的選擇不毛之地，窮鄉僻壤，去第三世界，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樣的世界，不一樣的人們，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選擇。在這樣一個去亞洲、非洲和拉美的經驗當中，最吸引我、最振動我的是拉丁美洲，一方面那裏真的是一方熱土，在拉美你碰到的人們的那種生存狀態，那種熱情，那種在貧窮當中、在我們所認為的絕望當中充滿了生命活力的狀態……我記得第一次從拉丁美洲回來以後，我在講課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說中國有一些批判學者說中國拒絕拉美化，我說純屬奢談，中國很多地方不如拉美，至少在底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上，中國差遠了。

另外一個讓我非常震驚的東西，是拉丁美洲有一種偉大的失敗者的邏輯，不是勝利者的邏輯，不是成功者的邏輯，而是失敗者的邏輯。但是這個失敗者就是拒絕承認失敗，就是且敗且戰。

同樣讓我記憶特別深刻，感覺特別強烈的是這個民族經歷了這麽多的苦難，但他們不遺忘，同時不絕望。我有一個拉丁美洲的朋友，一個70多歲的老建築師，他陪我們去參加墨西哥城的一個著名的廣場，那個廣場他們叫“三文明廣場”，因為那個廣場曾經是“阿普太克”王朝的首府，阿普太克的王宮所在，也是西班牙侵略者和阿普太克軍隊大決戰的地方，最後新石器文明的阿普太克王朝當然敗於現代文明的西班牙統治者，他們的國王被絞死。西班牙人毀了他們的王宮，用王宮的建材建起了基督教的教堂，所以它是阿普太克文明，也是是基督教文明。第三個文明是圍著那個廣場的一片我們很熟悉的現代公寓群，那是1950年代墨西哥政府的“脫貧計劃”，就是蓋了一些我們所謂的經濟實用房。1985年墨西哥城發生歷史上罕見的大地震，那一片經濟實用房幾乎全部倒塌了，死了數萬人。這位老建築師給我講這些歷史，他說1985年我就在這裏，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們在做一件事，什麽事？就是從廢墟裏拖屍體，往外搬屍體。我非常驚訝的是，這個老人講1985年的故事就潸然淚下。我就說他們是這樣的一種會不斷的記憶苦難，不是把苦難忘掉的民族。

我說一句不太準確的、也許會大家會罵我的一句話，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情而健忘的民族，我們尤其善於遺忘苦難，如果我們想到苦難，苦難就會成為犬儒主義的一種依據，又怎麽樣？反正都是苦惱。而我在拉美最強的感覺就是他們不遺忘苦難，但是絕不犬儒，絕不說我們又能做什麽呢？相反又能以極熱情的態度去行動。

我在這個書的前言當中寫，那一次我們在拉丁美洲，驅車幾千公里，幾乎走了墨西哥所有重要的地方，當時這個老建築師就是我們的嚮導，我們當時的感覺是，他簡直想把墨西哥托在手心上，展現給我們看。他對這塊土地的熱愛，對這個土地上的所有苦難的記憶，那種頑強的要變革不合理的現實，要改變這些苦難的鬥志……到現在為止，這個老建築師一方面是建築律師事務所的服務人，另外一個方面，他是一個一分錢都沒有、自己不斷掏錢的NGO組織的負責人，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去幫助弱勢群體，去改變社會、去抗爭社會不合理的結構。我最近接到他的Email說，他們還在街上抗議選舉的不公正，所以我覺得這是拉丁美洲對於我的特別的意義。（22.9.2009 中國《網易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