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頒獎‧《下南洋》贏大獎

2013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頒獎典禮週三晚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11項大獎13個“金紅棉獎”得主現場揭曉,其中合共10集的《下南洋》贏得最佳紀錄片系列節目獎。

加拿大影片《舞動精靈的雨林》從眾多報名作品中脫穎而出,斬獲最具分量的評審團大獎。中國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獲得最佳紀錄長片獎,俄羅斯拍攝的《因為交換》獲最佳紀錄短片獎,影片《台灣醫療奇蹟》獲最受觀眾喜愛紀錄片獎,而《下南洋》則贏得最佳紀錄片系列節目獎。

耗資兩千多萬元(人民幣,約1千多令吉)的《下南洋》是今年中國紀錄片界最大的項目之一,由周兵、祝捷任聯合導演,歷時近3年拍攝而成。兩人之外,指導過《大國崛起》的學者麥天樞出任《下南洋》創作總監,攝影師王昱擔任攝影指導,法國紀錄片《海洋》的攝影師加盟參與拍攝。

周兵:南洋是我們一面鏡

年輕的祝捷闡述《下南洋》的思想動機說:“看南洋,為了反觀我們自己,因為當我們想要尋根,卻發現在這邊被忽視的南洋之地竟保存了更完整的中華文明的基因。”

周兵也說,“南洋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從南洋的今天和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當下和未來。”

這部反映南洋華人發展歷程的大型紀錄片,主要投資方是馬來西亞常青集團、中央新影集團、北京新 影世紀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馬來西亞常青集團創始人,也是世華媒體集團主席的丹斯里張曉卿爵士說:“《下南洋》雖然充滿了血淚,卻也孕育了獨特、多 元、丰富、包容的東西方文明兼收並全的文化生態和社會面貌。”

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去年首次推出“金紅棉獎”,致力打造權威性、標誌性的紀錄片獎項。今年組委會共收到72個國家和地區的報名作品2071部,經過初評和複評,63部作品進入“金紅棉獎”的終評環節。

其他獲獎的影片包括,最佳紀錄片導演獎《造雲的山》(中國),最佳紀錄片攝影獎《北京凹頭蟻》 (中國),最佳紀錄片剪輯獎《TOLO TV的故事》(阿富汗),最佳紀錄片音效獎《馬津的聲音》(荷蘭),最佳中國製作人獎《王品蘭移民記》、《熊貓——野性回歸》、《吾守爾大爺的冰》,由中 國、英國、德國、澳洲、加拿大、挪威等國聯合攝製的《海嘯劫波下的孩子》獲取最佳中外聯合製作紀錄片獎,《台灣醫療奇蹟》獲得最受觀眾喜愛紀錄片獎。(收藏自13.12.2013 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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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iki kia kiak on April 19, 2014 at 12:04am

《下南洋》·南洋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12月,十集紀錄片《下南洋》將在央視紀錄片頻道首播,2013廣州紀錄片節上也會提前放映部分內容。曆時近三年,周兵、祝捷的這部作品即將與公眾見面。

耗資兩千多萬元的《下南洋》是今年國內紀錄片界最大的項目之一,周兵、祝捷任聯合導演。在中國的紀錄片導演里,周兵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名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故宮》、《台北故宮》、《惇煌》、《外灘》莫不如此。祝捷雖年輕,但也與周兵一起工作了五六年之久,并參與了上面大部分片子的創作。兩人之外,指導過《大國崛起》的學者麥天樞出任《下南洋》創作總監,攝影師王昱擔任攝影指導,法國紀錄片《海洋》的攝影師加盟參與拍攝。

“看南洋,為了反觀我們自己,”祝捷這樣闡述片子的思想動機,“因為當我們想要尋根,卻發現在這邊被忽視的南洋之地竟保存了更完整的中華文明的基因。”周兵也說,“南洋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從南洋的今天和曆史,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當下和未來。”

忙完這樣一個大制作,“我覺得我比實際年齡大了五歲”。他想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還是要點“少年意氣”,“我要把他們看的東西讓二三十歲的人看下去,他們代表着中國未來”,祝捷說。

“我們真正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國際化的聯合制作”,周兵說,“這樣的聯合制作管理主導是我們團隊來主導,我們相對成熟地掌握了一套怎么組合國際化團隊來制作中國紀錄片,以期望達到國際化的技朮和藝朮水准。”

不是“新馬泰”風光,不是《舌尖上的中國》

三年前,當祝捷提出拍攝“南洋”這個題材時,周兵并不是很感興趣。周兵一直想拍的是“中醫”,“一直想做一個兩千多萬關于中醫的項目,是我的心願”,他希望以創作總監的身份參與《下南洋》,但投資方無疑覺得周兵和祝捷聯合導演更放心一些。“畢竟祝捷之前沒有獨立完成過這樣的項目,但是過程中他們也逐漸對祝捷很欣賞了。”周兵說。

祝捷最初對“南洋”的理解,和大多數國人差不多,几乎就是旅游名詞“新馬泰”的代稱。最初的“下南洋”完全不是現在的樣子,它可能是“南洋風情畫”加“南洋華人口述史”。

國內關于南洋的材料并不多,比較權威的學者也就那么几位,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廈門大學莊國土教授等。“南洋不是顯學,而是屬于我們長期忽視的地方”,祝捷說。

香港電台曾在多年前制作過一部五集紀錄片《華人移民史——下南洋》,從清朝末年開始“華工輸出”講起,之后從“華商崛起”、“革命與抗日”、“排華與融合”等五個角度進行梳理。祝捷看過這套片子,但年代久遠,“制作有些粗糙”,因而也沒有太多的借鑒。

經過一年多的徘徊,招商團隊終于募集到馬來西亞常青集團創始人張曉卿的投資。常青集團是起家于馬來西亞的一家大型跨國公司,集團旗下還擁有數十種報刊,包括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光明日報》、香港《亞洲周刊》、《明報周刊》等。上世紀90年代創辦的“冰心文學獎”即由張曉卿出資創辦。“這次《下南洋》完全是張曉卿個人的投資”,周兵說,“他完全是因為對南洋曆史負責任,有情懷。”也是因此,制作團隊不必考慮商業成本與回收的問題。

張曉卿是一位頗具文化氣質的企業家,“《下南洋》雖然充滿了血淚,卻也孕育了獨特、多元、丰富、包容的東西方文明兼收并全的文化生態和社會面貌,”張曉卿希望“中華民族血淚、苦難不再,強盛、振興可期”。

在這樣的願景下,他也并非完全放手給創作團隊。他通過《亞洲周刊》副總編輯江迅,找到了指導過《大國崛起》等紀錄片的學者麥天樞出任創意總監,搆思和設計整部紀錄片的框架。麥天樞現在每天基本都在書房里,做自己研究性的工作,為紀錄片做指導是他的副業。后來,麥天樞提出“看南洋,反觀自身”的思想脈絡。

“我們會講故事,但是要形成一個大的系統的看法,是沒有的”,祝捷說,“《下南洋》跟之前我做的所有片子都不一樣,這十集之間都有很強的內在聯系。”到現在,《華南之洋》、《南下之帆》、《異鄉家園》、《血淚南洋》、《百年蘭芳》、《千年家族》、《母國春秋》、《北望之心》、《開放之門》、《南洋祝福》等十集合力而成一部《下南洋》,可以說這樣的框架是靠麥天樞的功力搭建而成。

南洋是一面讓國人憂思的鏡子

2006年在央視播出的12集大型紀錄片《大國崛起》中,麥天樞任總策划。這部片子意圖解讀15世紀以來,9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曆史,探究興盛背后的原因;而《漢字五千年》這套8集紀錄片,通過展示漢字產生、發展、演變,意在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

“這三部片子都是宏大的曆史題材,”麥天樞說,“《大國崛起》是剛性的,講國家怎么走向現代化,這中間有哪些制度性的建設。但《下南洋》是柔性的,從感情進入理性”。比較起來,《下南洋》在創作過程中,“全社會的學朮知識准備不足”,“一方面是因為基本資料都在西方,而作為曾經的殖民者,他們不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另外一方面,中國人對南洋的研究也沒有達到有學朮品質的位置,基本都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一部分,沒有成熟的曆史敘述。”

曆史文學題材的紀錄片,專家學者的釆訪必不可少,王賡武這樣的史學權威自然繞不過去,而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麥克法蘭也參與了進來,則讓觀眾感到驚喜。麥克法蘭和周兵是十多年的朋友,今年9月份他曾造訪清華國學院。按理說,南洋的題目不應該釆訪他,“但是我知道他的視野是非常廣闊的,釆訪我沒去,但是看剪輯的時候嚇了一跳,他說得太好,我慶幸我的判斷”,周兵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麥天樞提出的框架需要周兵、祝捷的事實材料來論證,“片子的力量在于背后的邏輯支撐”。而在做《大國崛起》、《漢字五千年》的過程中,制作團隊淹沒在汪洋大海的學朮材料中,麥天樞需要做的,是幫助電視人從材料中挑出骨架來,“而這次,一方面要提煉,另外還要追求原始材料本身。難度也就非常大。”

2011年春天,麥天樞與劇組第二次見面時,拿出了大致了十集的框架。這個以曆史背景為依據的主體框架,在后期制作中不斷增添內容,但框架基本沒有變化。“先把南洋和東南亞做了一個區分,南洋是中國從來沒有直接和間接統治過的地方,中國人去到那里的原因是想要自由生存競爭;第二步是在多種族和文化自由競爭的土地上,中國人去那里后經曆了什么?成敗原因是什么?第三步提出,南洋是中華文化的南洋,像一面鏡子,應該照耀出中國大地上文化后代的內心,這就是我對它的基本描述”,麥天樞說。

從一開始,麥天樞跟投資方溝通,這部片子不是面對海外華人的,雖然投資方有這強烈的感情傾向,“我們是要借着海外華人,讓中國人反省自身”。具體來說,“中國社會要建立自己的理性,根本一點就是怎么平實和中肯地回觀文化自身,簡單的民族自豪和自卑都不足夠理性“,此外,”片子的力量在于背后的邏輯支撐,編織事實鏈條,而不是從感性出發。“

在全片第八集的創作闡述中,麥天樞的理念得到了細致的注解。祝捷這樣寫道:“這個國家近百年來的動亂與曲折,南洋華人是最切身的旁觀者和親曆者,他們由早年悲劇的主體變成了想要改變國家整體悲劇的人。隨着國民觀念的建立,他們曾以怎樣的熱忱和決絕參與國家的變革,但他們北望母國的赤子之心總要面臨冰或火的考驗。”

快速有效地“打入”當地

2011年下半年,劇組開始初期調研,南洋廣袤,制片人周瀾帶着劇組分集導演張效、丁英峰等人先去新加坡,再到馬來西亞、印尼、最后到菲律賓,細致進行田野考察。張效和丁英峰分別是第三、四集和第五六集的導演,“根據分集的內容划分調研的重點”,周瀾說。

投資方張曉卿的輻射力,讓攝制組的調研考察每到一個地方,都能先找到常青集團下屬的《星洲日報》編輯進行座談,“《星洲日報》總部在馬來西亞,在印尼也開了分社,他們也和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有很多來往”,靠着報社之間互通的關系,劇組迅速“打入”了當地。

媒體之外,當地的華人會社也為紀錄片的拍攝提供了很大的便利。2011年,北京中國華僑博物館奠基時,周瀾認識了70多歲的陳來華。陳來華曾在新加坡自費建過一個“石叻坡民俗文化館”,收集早期華僑在新加坡創業時期的文物。“后來主要因為經濟原因停辦了”,他就把個人收藏的文物捐給了國內。當周瀾和劇組去新加坡調研時,陳來華幫忙聯絡。他不會用電腦,只能坐公交去朋友家收發傳真。“跟着劇組跑了几天,我們發現他有點跛,這才知道他走路太多,腳都被鞋子磨破了,我們很感動,他說沒關系,買點藥就好了。”

周兵主要去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雅加達。張曉卿強烈建議周兵去位于以你和馬來西亞邊境上的加里曼丹島(也譯為婆羅洲),“那里面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態,跟云貴的少數民族很像”,周兵說,他們坐直升飛機進去,晚上點着篝火聊天,在河里捕魚,“看到這種非常原始的形態,更加深了我對這個地方的認識,最后把它用在了多元文化的曆史呈現上,很有意思”。

也有些細節來自意外。在新加坡的一家餐廳里,周兵突然發現廚師很有意思,“他是潮汕人,在香港學的廚藝,后來去了巴黎,而他現在是新加坡人”,周兵發現他做的菜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特點,“這實際是一種文化多元碰撞后的混搭,所以我用這個故事來表示南洋是這樣多元文化的一種呈現”。但是這個想法并沒有得到分集導演的認可,“我后來還是很強勢地說,一定要拍。最后拍了剪輯完了發現還是挺成功的。”

在團隊中,第五、六集的導演丁英峰等都算是紀錄片界的新人。一開始,祝捷把他們拉進來,周兵并不同意,“后來我還是尊重他的意思,畢竟是他第一次做大項目,而有些創作理念我還是會堅持自己”,周兵說。尤其是第一集和最后一集,而中間几集,則主要是祝捷負責。“我跟祝捷合作比較默契的是,我從大曆史的角度,曆史的深度和廣度去考慮,而他更多的是曆史的細節。”

對于為何沒有用更多的成熟導演,祝捷給南都記者解釋是,因為那些成熟導演太忙了。

屠華事件背后,華人的明天在哪兒?

第三、四集的導演張效是祝捷在電影學院的朋友,后來去了中央戲劇學院讀研究生。祝捷看重他的功底,就把故事性最強的三、四集交給了張效。

第四集《血淚南洋》講從殖民時代開始,西方殖民者與當地華人間產生的沖突以及屠殺事件。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殺馬尼拉華人,1740年巴達維亞(今稱雅加達)荷蘭殖民者屠殺華人,這兩起事件均發生在中秋節。

劇組深入九個國家進行了大量實地拍攝,但屠殺這樣的曆史場景只能用特殊方法“再現”,“第一場屠殺,我們用了動畫的手法,第二場我們就不想重復”,張效發現了印尼作家黃東平的一部話劇《紅溪》,反映的正是這一曆史故事。

鏡頭里出現了戲劇的片段,張效的同學擔任主演,群眾演員則是祝捷在師范大學戲劇社的朋友。演員們身着黑衣,復演屠殺前的場景。而后屠殺開始,鏡頭一陣晃動,演員們躺在舞台上,雪花飄落在他們的臉上。“有人質疑,南洋怎么下雪?其實這雪不是現實的雪,是意念之雪。”祝捷說。

曆史在講述中被深化。隨着鏡頭里的時間慢慢流動,對屠華事件已不止于重現,而開始反思,“1603年馬尼拉屠殺之后僅一年,華人又建起新的巴連。巴達維亞屠殺后不到三年,華人再次充斥城市。來自祖輩、父輩甚至同輩兄弟的死亡,為何能如此迅速地被遺忘?”但旁白的回答顯得有些空泛,“這個帝國太大了。每個事件如同水面上的漣漪,哪怕在漣漪中央引起蕩漾,但傳得遠了,也就化了。當中華還沒到形成群體記憶的時候,華人在無法跨越的曆史進程中還要等待更久。”

“大眾傳播的產品,越是含蓄,可能表達得越多”,麥天樞說。第四集結尾處,先是几位老華人的眾生相,他們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不能說華語、不能看華文報紙,在各自的生命里隱忍着生活。而后,鏡頭在陰暗的荒冢中游走,推向路盡頭的時候,忽然戲劇性走出一匹白馬,畫外音說,“過去400年,在南洋的每一個華人城市,都有連綿的義冢。那些死后無處安身的同胞,那些靈魂無法瞑目的伙伴,就這樣零落地聚在一起取暖。南洋的土地,覆蓋着他們生的希望和死的迷惘。在離開家鄉的那一刻,他們也許從未想過,自己將永無歸日。但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也許更想知道,他們的后代,將面對怎樣一個明天?”

社團、家族,華人社會繞不過的坎

第五、六集《百年蘭芳》、《千年家族》的導演丁英峰是祝捷大學時期的朋友,他是一個非常愛看書的人。“當我在看各種小說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看克爾凱郭爾了”。祝捷說,他清楚丁英峰長于理論,“在我們整個片子里面,五六兩集是思想核心,一個是講體制,一個講家族。”

在南洋的曆史上,曾出現過一個叫做“蘭芳”的政治團體,很多學者把它稱之為“蘭芳共和國”或是“蘭芳公司”。最初的蘭芳草創于羅芳伯時代,1772年,當年34歲的羅芳伯從廣東梅州到加里曼丹登陸,并很快成為農業組織“蘭芳會”的首領。這樣的會社不止一處,他們以忠義為名,通過結拜、明誓的方式,把社會關系變成准血緣關系。

通過“蘭芳”,導演試圖探討中國人的“現代國家”之夢。片子從梁啟超的學生、客家學創始人羅香林的論文入手,他將蘭芳與美國相提并論,甚至認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共和國來自南洋的華人先民。

當十集紀錄片在新加坡剪輯完成之后,祝捷跟新加坡的剪輯師不約而同地談到印象最深的一個段落。這個段落就是第五集中的洪門會。這一段片子中,一個名為“陳先生”的“洪門會研究者”用手勢展示洪門會交流中的規則。他是洪門成員,但洪門在馬來西亞是非法的,所以為了保密,釆用了隱蔽拍攝的方法,用暗影遮住了陳先生的面部。

“以前沒人見過洪門會,雖然他講的是洪門會最淺顯的規則,”這樣隱蔽拍攝的手法也增加了神秘感,“舊中國的秘密社會又可以重新讓人產生興趣了,”這一集的導演丁英峰說。

沿襲着洪門規矩的“蘭芳”從農業合作組織,發展成為大型的會社,成為“蘭芳公司”。同時代最強勢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現存的新加坡“潮州人的義安公司”在片子中作為對比出現。

從傳統到現代,公司制度在華人傳統中的位置是特殊的。“蘭芳涉及的信息很多,它不是紀錄片本身能達到的東西,如果有興趣的話,搜搜相關的書去看也挺好,如果一個片子能達到這個目的當然是最好的,”丁英峰說。

華人的社會搆成,繞不開家族研究。第六集叫《千年家族》,“血親,這既是中國人最大的宗教,也是中國走向現代社會而不得不面對的最根本問題。”這一集一共由五個獨立的家族故事組成,意在論述,華人家族發展與宗教信仰、熱血犧牲、文化認同等方面的關系。“這几個家族的類型為了說明,中國人為了家族一切因素都可以放棄,家族傳承的原則是第一原則,進而影響今天中國法治,中國人沒有公共意識,家族的利益高于任何外在的公共利益,”麥天樞說,遺憾的是,曆史中一些重要的家族煙消云散了,尋找起來并不容易,而存續下來的家族,很多也不願意作為一個解剖對象,“涉及到道德問題,所以很多地方含蓄了又含蓄。”

“按理說,中國的學朮應該追究出當年屠殺華人的曆史原因,但支持這個的事實都在西方,而因為華人給殖民者造成的不安全感,也只能提到這,沒有任何的證據,”麥天樞說。另一個層面,他想把問題文化化而不要政治化。比較起來,“第八集《北望之心》講華人參與母國變革,為什么好看?就是因為材料比較多,事實達到了,力量就達到了。”

尾 聲

現在,祝捷在忙着給《下南洋》制作片尾主題曲。在整個《下南洋》的拍攝過程中,他沒有對制片人提出要頂級的攝影機,但要求配置“斯坦尼康”(一種輕便的電影攝影機機座,可以手提)。他的目的是借此完成“長鏡頭美學”。

今年5月,祝捷在微博里發了兩張圖,這是首次中國紀錄片里使用動態捕捉技朮(MotionCap-ture),這項知名的技朮廣為人知的一次應用是在《指環王》中“咕嚕姆”上。這樣的技朮是靠着新加坡的團隊完成的,也是周兵的“意圖”之一——中國紀錄片系統化職業化的搆建。

在拍攝之初,周兵叫來了法國紀錄片《海洋》、《遷徙的鳥》的攝影師LucDrion,此外片中的一些航拍,周兵找來了德國、比利時、香港的人員聯合創作,組成了“多國部隊”。周兵說,他并不是要給行業帶來什么改變,只是紀錄片需要國際化。

周兵覺得遺憾的是,《下南洋》里好多故事沒有講出來,他想接着做一個《南洋故事》,“把我們沒有表現出來或是已經拍了的進行重新剪輯,變成5分鐘左右,10分鐘以內的片子在互聯網的紀錄片再重新播放,是我現在的創意。”

關于南洋的故事,會有更多講述的方式。收藏自南都網)

Comment by iki kia kiak on April 18, 2014 at 9:49pm

鄭丁賢·下南洋,尋找自己

看了《下南洋》,我才發現,我對“自己”,瞭解的並不多。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何處去?

這是哲學的3大問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最瞭解自己;但是,問一問這3道問題,絕大部份人可能啞口無言,找不到讓自己信服的答案。

如果你以為從識字那一天起,每天都寫日記,或是寫面子書,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記錄下來,那就能夠瞭解自己,sorry,那只是一本賬簿,或是一頁又一頁的紀念冊。

真正的“自己”,是你和家人、家族、族群、社會、國家,連接起來的關係;把這種關係黏合在一起的,是親情、血緣、文化、宗教、歷史。

沒有這兩個部份,你只是一個軀體,怎麼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往何處去?

x x x

自己的身份,沒得選擇。

百年前,你我的祖父、祖母,或更早的曾祖父母,搭上了南來的船隻,越過了南中國海,就已經註定我們是南洋華人中的馬來西亞華人。

這就是下南洋。

不管你願不願意,這一個群體,來到這片土地,DNA會隨著環境而改變,包括文化、氣質,甚至長相。

我們不再是中國人,但是,也不會成為馬來人;我們也不是一半中國人,一半馬來人,而是“華人”。中國人不太理解這個概念,稱我們為“馬來”;馬來人也有些模糊,他們口中的orang Cina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是華人。

華人本身就瞭解自己嗎?問一問受英文教育的,和中文教育的,老一輩的,新生代的,答案就有差別。

李光耀說:“只有知道自己的根源,只有瞭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進退依據。我們華人和泰國人、菲律賓人或斯里蘭卡人有甚麼不同?差別在於我們如何來到此地,以及發展的方式,這需要有歷史感。”

當然,老李是新加坡華人,不能套用於大馬華人,但是,他說出了道理。只有知道自己的過去,瞭解祖先的遭遇,才知道甚麼時候要進,甚麼時候要退,怎麼走下去。

x x x

看了《下南洋》,我想到我的祖父母。

甚麼因素促使他們下南洋?

大部份人都有一個簡單的答案:經濟和戰亂。為了逃避饑荒和戰爭,才會下南洋。

這個答案太過簡化。如果只是如此,為甚麼只有這些人南來?為甚麼更多人,幾億的中國人,寧可留在鄉土,不願意出來?

我想,我的祖父母,以及你的祖父母,應該擁有更多的勇氣,對人生有更大的希望,對未來有更高的追求。

否則,他們會和其他中國人一樣,眼睜睜的看著大清帝國灰飛煙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廝殺、日軍的侵略、共產中國的成立,以及後來無止境的政治鬥爭。

在這個過程,他們只能接受命運,包括餓死或成為戰爭的炮灰。

但是,下南洋的這批人,他們不願意妥協,不願意被餓死,也不願意成為戰爭炮灰。他們冒險上船,這些船隻被稱為“海上的地獄”,傳染病和沉沒,威脅著他們;新土地的叢林、老虎,等候著他們。

因為勇氣和希望,他們選擇了和別人不同的道路。

這一條道路更困難,也更危險,甚至沒有保障;然而,因為希望,他們做了這個勇敢的決定。

x x x

知道從哪裡來,才知道應該往哪裡去。

我們的根是北方的大陸,然而,我們帶了種子南來,種在赤道馬來西亞的土地,長出了新的根,發了芽,結了果子。

經過了百年衝擊,我們有本身的面貌和特徵,願不願意,滿不滿意,這就是我們,下南洋的後代。

《下南洋》是一套近10個小時的紀錄片,用3年時間拍攝。從中國、東南亞到歐洲,走過上百個城市,發掘眾多的史料,記錄了南洋華人的足跡;這或是南洋華人歷史最完整的記錄。

然而,它不只是一套紀錄片,它其實述說我們的故事,探討我們的未來,也幫助我們找到自己。

丹斯里張曉卿爵士的情懷和睿智,深知大馬華人必須要有歷史感,才會珍惜本身的文化,建構族群的特質。沉甸厚重的使命感,讓他集合專業和傑出的團隊,投資催生了這部史詩般的作品,從而成為所有華人的共同資產,流傳下去。

《下南洋》會讓你感動,也會讓你重新自我肯定,錯過的話,將是華人集體記憶的一段空白。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大家出席在吉隆坡、新山和詩巫的3場《下南洋》導演和學者的對話會。(13.4.2014 星洲日報《星期天拿鐵》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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