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電子媒介類型及電視文化 (9)

§§§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自1898年至今,新文學的發展已歷110年。在這百余年的歷程中,新文學隨著時代的變革和社會的轉型發生了多次美學的位移和藝術轉型。新文學發生發展是多種合力的作用,有新文學本身的自足性力量,同時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因素對其推動、影響或制約外,媒介也是影響新文學發展軌跡和藝術形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在不同的媒介環境下,新文學都呈現出不同的文體形態和審美內涵,因此媒介也可以成為新文學研究的一個有效視角。

在論述媒介環境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影響之前,先來大致回顧以下文學研究界對新文學發展軌跡的考察的主要視角和方法。其實,翻開各種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史,不難發現,文學史的書寫者的基本路徑是兩種:


1.從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規範和影響來考察文學。這一點,只要考察新文學史的寫作,尤其是目前國內高校中文院系普遍采用的幾種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就不難發現,無論是現代文學史,還是當代文學史,書寫者基本上都是以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為分期的主要依據,比如說新文學之開端一般定於1898年,這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之時。現代文學的開端定為1919年,這正是五四運動發生之時,而1949年則定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也是因為這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年。至於,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90年代文學”等分期,也是以具有廣泛影響的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之時為時間分界點。如王瑤所著《中國新文學史稿》將新文學的發展劃分為4個時期,全書也因此分為4編:第一編“偉大的開始及發展”,包括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7年革命陣容分化這一時期為新文學的發端與初步發展;第二編“左聯十年”,包括1928年土地革命開始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以左翼文學為主流的整個新文學的發展;第三編“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包括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到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第四編“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包括從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到1949年全國首次文代會召開這一時期人民文藝的發展。這種分期就直接與政治史的分期對應。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也大體沿用了王瑤對現代文學的分期,他們把現代文學分為三個“十年”來敘述:第一個十年(1917-1927),第二個十年(1928-1937.6),第三個十年(1937.7-1949.9)。這也是以政治事件和政治環境對文學的影響來劃分文學階段的。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三人都是王瑤的弟子,看來他們的文學史書寫的基本思維與其老師還是非常一致的。洪子誠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也是以政治事件為分界線來敘述文學史的,王光明評價其“通過對‘一體化’文學形成過程的出色研究,梳理了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當代文學規範與現代文學傳統錯綜覆雜的糾纏,從而深入揭示了政治權利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的運作狀態,以及人工‘構造’的文學必然要被人工改變的命運”。王光明的這一評價恰好也證明了洪子誠所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受制於政治與文學的關系,是以政治思潮的變革來梳理文學的變革。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雖然著者認為其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一元化的整合視角(政治一體化),以共時性的文學創作為軸心,構築新的文學創作整體觀。而且著者也試圖從顯形的國家意識形態背後,挖掘隱形的知識分子傳統和民間文化形態。但事實上,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也沒有脫離以政治事件分期的基本敘述模式,而且他所彰顯和看重的“潛在寫作”和“民間立場”反而強化了敘述者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過度敏感,因此’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同樣沒有擺脫政治書寫窠臼。李歐梵在《現代性的追求》一書的序言裏說對大陸上的現代文學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調,譬如不讚成把文學史腰斬為近代、現代、當代三個時期。而多年來我就一直在‘超越’在大陸學術界掛帥的現實主義和革命主潮。但李歐梵在該書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之路”一輯中,依然沒有擺脫以政治事件分期的思維,他的《追求現代性(1895—1927)》和《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這兩篇文章還是沒有偏離政治視角,和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相比也沒有顯示什麽新的方法論和文化立場,不過是有意地站在中共意識形態話語的對立面罷了。這種以重大政治事件來劃分文學發生的時段,並以政治與文學聯系作為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當然有其合理性。因為在新文學發生與發展的道路上,政治是一股最大的外部力量,文學不可能躲避政治的推動與影響而完全獨立地生存與發展。但僅僅從這單一的文學發展動因出發來書寫文學史,畢竟有些局限和不足。

從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來考察新文學的軌跡,還有一個基本的證據是,無論是現代文學思潮研究,還是當代文學思潮研究,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對文學思潮的規約與影響上。如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該書論評的範圍自1917年至1937年。著者顯然很信服和運用“文學運動為政治和社會變革所決定”這一思維模式,因此很重視時代背景,以20年間3個較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文學思潮發展3個段落的標界,即五四(1919年)、五卅(1925年)和九一八(1931年),每一段起止時間約六七年,全書也就依據3段分為3編。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在論述新文學之發生時,往往都會把維新派的政治主張和文學主張聯系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一發生,就自然打上了啟蒙與革命的烙印;在研究三四十年代文學時,也把文學的主題和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的主題緊密結合;在考察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學時,延安文藝講話精神往往被看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指南針。在對新時期文學的考察中,研究者都會習慣性地把改革開放後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和文學的價值取向與審美的轉型聯系在一起。只是到了新世紀這幾年,才有一些研究者從其他多種維度來考察文學。


2.從中西文化對撞的角度來考察新文學的歷程。
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周發祥、李岫等人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的研究與書寫、黃萬華對中國文學中的跨文化因素的考察、胡翠娥對晚清小說翻譯的文化研究等。應該說,新文學的發生有對古典文學傳統的繼續,也有對西方文學的吸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現代小說作為一種嶄新的小說形態,雖然建立於五四時期,但這種變化的源頭,可上溯至戊戌變法前後。‘小說界革命’口號下創建的‘新小說’,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已經開始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產生許多新的因素。”而且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也告訴我們,中西文化對撞對新文學的推動確實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線索:新文化發生之初,就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分不開;尤其是五四文學很大程度上是在中西文化對撞中產生的。錢理群、溫儒敏等學者就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與清末民初域外小說翻譯的大盛有關,它刺激和啟迪了新舊時代交接中的中國作家,他們在借鑒與模仿中很自然地將本土的傳統文學與世界性的現代文學做比較,從而打破思想封閉狀態,開始參與世界文學“對話”,這又勢必引起中國文學內部結構的變遷。第二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當代文學受到蘇俄文學的影響。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後,西方文藝思潮的湧人和大量西方作家作品的譯介,使新時期文學又進入一個高潮。新文學不但在與西方的對撞中得到發展,而且其內部就有多種文化的交叉和融合。黃萬華就說過:“自‘五四’新文學以來,由於外來文化影響的多源多流,加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又處於不同的政治格局、社會體制之中,同一民族文學內部逐漸產生了種種跨文化因素。而海外華文文學日漸融入居住國文化環境之中這一歷史存在,使中華文學內部的跨文化因素更加明顯。經過較長時間的考察,我甚至覺得,民族內部跨文化因素的產生、成長,是一個民族文學的現代性與古典性的一種根本區別。”他還認為:“20世紀是中國文學從古典性、一統性向現代性、分合性過渡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學逐漸衍生成為世界性的漢語文學。”黃萬華對新文學存在跨文化因素的研究不但為新文學的縱向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也為橫向考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圖景。

以上這兩種考察新文學發展的方式所對應的基本上是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和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前者主要從文學的外部政治環境的考察來尋找文學內部的美學嬗變(不過,這種視角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到庸俗社會學的研究之中),後者主要是從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文學交流與互動的層面來看新文學每一個階段的新的面貌。

應該說,以上兩種視角與方法是比較正統的文學史書寫的思路和文學研究的方法,它們能夠清晰梳理新文學的發生發展歷程,也能夠深刻地剖析文學現象背後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但我們不得不說的是,已有的新文學史以社會政治的動因為主線的書寫確實存在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和“實證主義”、“功利主義”與“科學主義”的觀念。魯樞元在評價20世紀文學史書寫時,有一個很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時期,中國文學史書寫的主流,是以胡適為代表的“科學實證”路線。

“白話文學”、“平民文學”背後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科學”“民主”以及“社會進化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文學史的書寫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則又強化了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鬥爭的學說。魯樞元還提出了文學史書的自然維度,即從生態視閾來考察文學的可能性,這無疑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思路,可惜這種視角還未有更多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其實,考察新時期30年來文學的“生態書寫”,不難發現所謂“生態文學”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改變和躍進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是在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之後給生態環境帶來空前破壞並產生危機的時候及時出現的新文學。對這一文學樣態的梳理也可以見證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軌跡,並了解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外在與內在動力。

其實,考察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新文學發展還一直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即媒介的變遷影響著新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創作主體的觀念,創作的風格和讀者的接受方式等。


§§§第二節媒介變遷與文學的發展

從媒介的發展與變革的裏程來看,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媒介大體經歷了四種文化時態:一是晚清開始進人印刷媒介時代。這一階段報紙、刊物、圖書為主要媒介,人們的閱讀基本是以報刊和書籍閱讀為主,文學對大眾的精神建構主要依靠文學報刊和文學圖書的發行。二是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進入電影媒介時代。不過,電影對人們的影響是與印刷媒介交叉發生的,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三是電視媒介時代,即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黑白電視機進人普通家庭到90年代彩色電視機進入普通家庭,一直到今天。電視文化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於人們擔心電視的收看導致了青少年文學閱讀量的下降。四是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電子網絡媒介快速發展,使得網絡文化開始全面影響人們的生活和文學,而且網絡文化與電視文化形成了一個圖像世界和數字世界交叉的文化環境。這四種媒介文化從各個層面影響著文學,因此,從媒介的視角來考察新文化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在不同的媒介文化的影響下,大致經歷了四種形態的變化或四種審美方面的嬗變:


1.印刷媒介使新文學具備了現代性品質。
西方學術界認為現代的人是“具有批判力與自主性的人”。媒介學者巴裏·桑德斯有這麽一個觀點,他認為那些缺乏讀寫能力的人,無法從事抽象的、批判性的思考,也無法將自己從當下的經驗中抽離出來。桑德斯的觀點其實正印證了這麽一個事實:印刷媒介使人類進入了一個讀寫時代,也使人類開始擁有了現代人的品質。的確,人的現代思維是印刷媒介塑造的,在印刷媒介沒有產生之前,人並不具備理性的思維和邏輯的思維。印刷媒介的出現,人逐漸有了理性思維和思考能力,因此具有了現代性的批判力和自主性。哈羅德·英尼斯有一個觀點:新的傳播技術不僅給予我們新的考慮內容,而且給予我們新的思維方式。尼爾·波茲曼認為:“書籍的印刷形式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組織內容的方式,從而推動了一種新的組織思想的方式。”而且,他還認為,16世紀的書籍的編輯非常註意書籍內在組織的清晰度和邏輯性。這實際上是現代思維的一種表現。也正是因為印刷媒介的出現,導致了學科的重組,使人們逐漸形成了現代性思維。歐洲的科技革命和工業化道路,及現代性體驗都和16世紀後,歐洲進入印刷媒介時代,人們普遍接受文字教授和書籍文化的洗禮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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