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張騫出使西域，是前後兩次。兩次使命內容相同，都為了打擊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與伊犁河流域的烏孫人結成聯盟。

（字幕：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間為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

張騫到達烏孫國，卻趕上烏孫人發生內訌，這一次目的仍然沒有達到。他卻利用這個機會，與西域和中亞諸國，廣結友好，並建立了官方互通使節的關系。張騫為人精力旺盛，寬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處，都受到喜愛與歡迎。他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邦交最富才華與魅力的外交家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壁畫《張騫出使西域》）

兩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最初目的，卻獲得最好的結果。沒有人比張騫更善於利用這兩次機會。

漢王朝與西域的通好，不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漢王朝與域外廣泛的經濟文化的聯系。張騫的西行，還獲得了西域與中亞的社會、經濟、風物、地理與交通的大量信息，為漢王朝對外交流貢獻巨大，也對漢武帝開發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

（敦煌、酒泉、張掖和武威）

漢武帝還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兩道的道口上，分設了陽關和玉門關。

（陽關和玉門關的景象）

中國通住西方世界的藍圖被規劃出來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鮮明地強調出來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頓時成為中古時代最耀眼的“國際都會”。

大量的中國物品由此湧出。

（絲綢、鐵器、玉器、漆器、青銅器等）

大量的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物品由此湧入。

（蔬果、香料、織物、寶石、顏料、玻璃、動物、樂器、音樂、舞蹈、雜技、美術等）

往來的商旅與使團中，夾雜著佛教徒，無形之中又把公元前5世紀誕生於印度的佛教傳播進來。

佛教大約自公元1世紀初傳入中國。它一方面是經過西域的一些小國，一步一步傳進來；另一方面則是由佛教徒們一下子帶進內地和京都。

戰亂與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傳的大背景。現實的苦難愈多，心靈的渴望就愈強。佛教便成了魏晉以來多亂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們亟需的心靈撫慰了。

佛國在西邊，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國佛教中把西方多稱作西天，西天還是樂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還可以提供對大千世界與生命本體之謎的真諦。但是，最初翻譯給中國人看的佛典卻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譯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絲綢之路上中介地區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于闐人。他們對漢語與梵語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兩位專事翻譯佛典的大師—來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婁迦讖，所採用的翻譯方式也是由一個人口述，一個人筆錄，毫不精確，致使佛典的含義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陽為僧侶講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經》時，發現這個由天竺沙門竺佛朔口譯的版本錯誤百出，佛經深刻的內涵完全沒有翻譯出來。於是他下決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經，哪怕毀身喪命，也要取來原本。

公元260年，朱士行率領眾徒，由雍州啟程，穿過漫長的河西走廊，經敦煌進入沙漠，靠著一雙腳摸索著那條艱辛、陌生又荒涼的絲綢南道，最終到達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古城于闐。

朱士行在于闐苦學佉盧文和于闐文，以便準確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廣為流傳的這兩種文字的佛典譯本，同時大量收集佛教典籍，並不斷讓他的弟子送回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