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切這類組織都以這種行動作為特征（毛主義也是如此），某些組織，像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特明確的列寧主義立場（並不反對托洛洪溪．他們從日本共產黨的褻瀆了恢覆了他的名譽）。列寧主義意味著你必須回到“將來應該做什麽”才能理解地下黨的真正本質。他們稱自己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以把自己與恐怖主義相區別。恐怖主義者是那些從這些組織中分離了出去的參加了日本紅軍的人（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紅軍中最極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個叫做聯合紅軍的小組織。他們到處搜索，占據山脈，通過餓、毆打、強迫性自我批評等手段殺死14名自己的人以純潔他們的隊伍（大約發生在1971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視這些人力恐怖主義者，即那些濫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對列寧的概念。這很重要，因為，反對向無事般人濫施暴力就構成合法的鬥爭，整個定義已經說明其屬於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一個分支了。這是一個真正不同的組織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為它有著很多不同的態度和一種責任感，它也允許成員今天去做激進的農民工作，這些人不會把每日的時間花在當恐怖分子上面。他們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質，但是他們相信他們代表著恐怖主義活動的對糅立面：他們反對國家，可能用暴力反對國家，但不是對同道中人不加分別地濫施暴力。

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分裂產生了兩個關鍵的組織：Chukaku－ha（中央核心黨）和Kakumaru －ha（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他們互相攻擊。核心黨是根據下面的思想而攻擊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他們認為：一切社會革命必須在執掌政權之前解決其激進派別的問題，否則就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他們從德國納粹歷史學來的一個教訓）。1978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殺害了核心黨的領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黨已經殺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黨34名高層領導人；在這些歷時十一年多的鬥爭中，雙方共有大約77人被殺害。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有大約4000多名成員，核心黨有大約5500人，這些派別都沒參與山林佐賀運動。但是，因為這場戰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不被允許在現場參加山林佐賀（Sanrizuka）反機場運動。今天，據說在現場參加鬥爭的有17個黨派。本來1967年有22個黨派。最初支持農民鬥爭和反機場運動鬥爭的日本共產黨，1967年被農民從現場驅逐出去。全日學生聯合會被一個簡樸的基督教激進分子邀請參加，此人是一個年老的反機場聯盟的領導，一個很有趣的家夥，一個有些名氣的雕塑家，還擁有一個農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 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與原激進新教徒之間的關系。這個人的父親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繼承了反戰的傳統，是一個有很強個性的人。在被警察擊敗之後，他邀請學生會加入。這意味著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黨，但也有其他派別。每一派別必須同意遵守農民制定的紀律，組成一個聯盟，反機場聯盟稱之為反機場大聯盟。他們築起堡壘、團結的小屋，後來是真正的除禦工事，以在機場附近建立一個無人區。那地帶變得充滿敵意，使國家即機場孤立於其他社會。那時階級鬥爭是在社會與這個在鬥爭中封閉起來的“國家”進行的，處於一個“活動”的空間，也是一個“符號的”空間。大約有36個這樣的小屋和防禦工事。有些派別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來的派別付的錢。核心黨是最重要的，與來自於Bundu的第四國際一道成為兩個重要的力量，雖相互懷有敵意，卻也能相互合作。機場的各派組織都在某種範圍內互相合作。毛主義分子已經分散。

當1966年在這一地區建設機場的決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時候，這一花帶便轉變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也成為各種各樣問題匯聚的地方。內閣本來決定在別的地方建機場，但是那個地方的農民進行反對並取得了成功。一周後，政府出於各種考慮決定把機場改在山林佐賀。山林位貿是帝國馬場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個小別墅（現在還有，正走向破敗）。馬場的大部分現在被征為機場跑道，馬場早在德川時期就是個美麗的地方，那里的許多人最初都是馬場的佃戶。山林佐賀的交叉路四是遊人們願意停留的地方，從那里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歷史悠久的賓館可供他們遺留居住，還有美麗的木蘭花和15000棵櫻桃樹。

政府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可以取得進入這塊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當地人被激怒了。這些農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還參加過“滿洲運動”。大多數人都為他們在戰爭中做過的事感到震驚，為天皇以這種方式欺騙他們面惱火，發誓再也不會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權威。這些早期的經歷促使他們傾向抵制。這就是為什麽家庭一世界的事務如此重要：通過拒絕過去，他們也拒絕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在戰後與國家的主要聯系在於合作運動，這一運動穩定了米價，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支持，通過自民黨政府為擴大糧食生產的政策，也給他們帶來了好處。因此你面對的是這些以前當過兵的人，他們生了氣，因為政府曾經愚弄他們，而現在又來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進派祖父輩的那一代人，這一代人很重要，因為年輕的激進派已被“收養”，有時甚至擠出農民的孩子（引起了相當大的內在張力）。這種“包容”也為激進派丟掉教條的年齡等級制度提供了一種方式——如果你不上學，不以這一標準行事，不進工廠工作，不在那兒打發其他時間，你簡直就不是日本人，在這個社會上就沒有你的位置。這是一個如此高度控制的社會，有著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潰了，或你脫離了這種制度，那麽人們就會暴躁、發火。根據一個人尋求“真誠”生活方式的信仰，這一左派的傳統可以把一個人引向極端的孤立。它給個人以極大的壓力。因此通過被這些農民吸納，激進派以某種方式回到了日本社會，以一種恐怖主義分子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方式。

更改機場地址的決定於1966年出台的時候，農民們首先開始攻擊政府，以捍衛他們的土地，拒絕勘察員來到這塊土地。婦女是當中最為激烈的，她們把自己綁在樹上和推土機上，年老的婦女就收集糞便向警察漫撒，這些都是她們從保衛富士運動的那些母親身上學來的辦法。一旦這些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全日學生聯合會派出學生並出現真正的暴力，運動便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沖擊波。對於激進分子來說，農民就是農民，就是像越南農民一樣的人。這兒是日本的越戰，農民在混凝土的地窖里儲存了大量的馬鈴薯，激進分子在地下築起了地堡，表達著他們與土地的關系。他們也在地堡之上築起了碉堡，結構像馬鈴薯窖，在推土機試圖要推倒碉堡的時候，可以退到地堡當中去。這是越南人地道戰的方法。這正符合反機場聯盟的要求。要建新機場的原因是東京機場已停滿了美國飛機，堆滿了軍需品。新機場之所以選在山林佐賀是因為這是惟一不會影響到現有航空線路的地方，藍天一14和美國人控制下的整個空中航線已經縱橫交錯。選定這一地點沒有適當考慮已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基本鬥爭結合了越南的鬥爭、階級鬥爭、原始積累、雙重產業儲備軍的建立、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東南亞的農民。機場象征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時候發生的一個重大轉變，池田政府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支持農業轉向支持工業。當石油運來的時候，機場所在的那個省發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發生的事情。過去美麗的農場，現在被可惡地汙染了。自從海中消失了。機場地址的選擇現在損害到農業的最後一些不大的地區。因此，機場就成為反映下一階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標把1954－1960年間作為原始積累的基礎階段，呼籲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讓農場主積累資本，然後把所有沒有能力的農民趕走——包括所有這些小農場主。有一些家族已在這里種植收獲，從事農業生產一千多年了。那些當過兵的人，戰後來到這里，把荒地開墾成今日報好的農田。所以，這種政策被農民和激進分子看成是資本主義正在摧毀日本。所有的問題都一起出現了。水侯市的人們與廣島和平遊行者聯合起來。每一個人都聚攏到了現場。據估計，防禦工事里的激進分子——指揮這些工事的幹部與各大學、各個工會和公民委員會都有聯系——據警方的統計（警方是很準確的）可能達到幾萬人到100萬人：這還只是真正走出來與使用推土機和吊車摧毀工事的警察展開直接鬥爭的人。警察戴著頭盔，用護網罩住脖子，幾乎是中世紀的打扮。手上戴著沈重的防護手套，拿著碩大的盾牌，他們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綁在柵欄上和樹上的老婦人的臉。小松村是一個古老的村莊，機場的第一階段工程就從這里開始。村子里還有最後一棵孤獨的樹，成了村里的聖像。有幾個人把自己綁在上面，綁在這片原始森林里剩下的最後一棵松樹上。警察先是用水槍向他們噴射，接著吊車操下頭來，有人帶著鋸對著樹從空中鋸了下來。當然，同時針鋒相對的戰鬥就開始了。這一次戰鬥中數以千計的人受了傷，有五個人死亡。現在，人們沖出來，占領了碉堡，好讓警察不能摧毀這些建築物，不能夠鏟平這塊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