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8)

15


奇異而憂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像她坐在那里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隻手提著重箱子,另一隻手引著卡列寧的皮帶。他想像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撲面面來的滿房棄物的氣息。

兩天美好而憂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閑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後,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氣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盡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面是那種病——同情。這種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麼比同情更為沈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沈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像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復回蕩的想像更使痛苦無邊無涯。

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聽,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於,在特麗莎離別後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俄國入侵後曾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他得馬上回去。他有點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對院長來說太唐突,也沒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訴他特麗莎的事以及她留給他的信,可最終沒說出口。在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麗莎的走只能是發瘋或者邪惡。而托馬斯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視她為病人。

事實上,院長生氣了。

托馬斯聳聳肩說:“ESmSSSein,Esmussein.”

這是引用了貝多芬最後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後一樂章的主題:

為了使這些句子清楚無誤,貝多芬用一個詞組介紹了這一樂章,那就是“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一般譯為“難下的決心”。

對貝多芬這一主題的引用,的確是托馬斯轉向特麗莎的第一步,因為是她曾經讓他去買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鳴曲的磁帶。

出他所料,引用貝多芬的這一主題對那位瑞士大夫相當合適。對方是個音樂迷,他平靜地笑著用貝多芬的曲調問道:“Mussessen?”

托馬斯再一次說:cJa muss sein!


16


與巴門尼德不一樣,貝多芬顯然視沈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沈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沈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種有分量的決心與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沈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沈重;所以沈重,便有價值。

這是貝多芬的音樂所孕育出來的一種信念。盡管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這種信念應更多地歸功於貝多芬作品的注釋者們,而不是貝多芬本人。我們也或多或少地贊同:我們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頂天一樣地承受著命運,才會有人的偉大。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頂起形而上重負的人。

托馬斯臨近瑞士邊境。我想像這是一個神情憂郁、頭髮蓬亂的貝多芬,在親自指揮鄉間消防人員管樂隊,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別進行曲。

他越過捷克邊境,迎接他的是一隊隊俄國坦克。他不得不停車半小時等他們先過。一個可怕的士兵,穿著裝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揮著車輛,似乎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路都屬他管,屬於他一個人。

“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心里重復著,但接著又開始懷疑起來,真的必須這樣嗎?

是的,他實在受不了自個兒呆在蘇黎世卻想像著特麗莎一個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個一生嗎?或者一年?一個月?僅僅一個星期?

他怎麼會知道?他怎麼能估計到?

任何一個學生都能在物理實驗室里驗證各種科學假設,可一個男子漢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夠用實驗來測定他是否應當服從“感情(同——感)”。

他就帶著這些想法打開了他的家門。卡列寧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臉以示歡迎。而他想投進特麗莎懷中的欲望(他在蘇黎世上車時還想著的),頓時煙消雲散。他覺得自己與她像是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面對面站著,兩個人都冷得直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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