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8

九 “文化輸出”的整體工程


任何一個民族接受異質文化都奉行文化拿來主義,但是只有自覺的文明形態,才會再拿來的同時考慮文化輸出問題——知識型輸出,文化行輸出,當代性輸出,沒有價值批判的意味。

真正意義上的人類交流,就是思想和哲學交流,文化分為三個層面:思想文化、藝術文化、實用文化。停留在實用文化和民俗文化是不夠的,註重風情,民風習俗,節日慶典,僅僅是一般層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學層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內部神經。很長時間內,中國文化僅僅註重器物類工藝層面的“中國化”:茶、瓷器、絲織品、工藝品(漆器、玉器、景泰藍)、建築園林17世紀18世紀,而對思想文化和藝術文化尤其是20世紀和當代文化輸出相當缺乏。而且,輸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清代):鼻煙壺、蛐蛐罐、景泰藍等,顯示出中國文明氣象的日漸收縮——從新石器時代陶罐的深蘊氣息,漢代陶罐的大度氣象,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致……

這樣一個長期、浩大的工程,需要眾多的學者集體參與,需要中國學界有自覺的向世界整體推出中國古代和中國現代思想家群體思想。古代精品文化的輸出同樣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內蒙的成吉思汗陵、湖北的編鐘等,皆為上品。我曾在談到這幾個文化符碼可以向西方介紹的過程中,遭遇到了本土虛無主義者。談到三星堆青銅雕塑時,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位教授說,中國的雕塑不行,當古希臘雕塑已經美侖美奐時,中國雕塑還不敢雕人,只能雕那種傻大粗的鼎。我馬上到湖北省博物館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細細考察出土的編鐘和各種青銅器,我看到了《青銅尊盤》,其覆雜精美,令人嘆為觀止。尊盤共雕飾龍84條,蟠縭80條,尊盤中尊與盤的口沿均雕飾以透空花紋表層紋飾互不關聯,彼此獨立,圈靠內層銅梗支撐,達到了玲瓏剔透、層次分明的藝術效果。這是用濕蠟法一次制作成功的。到現在用高科技都難以重覆。是怎麽做的模子,能夠如此繁覆精美。西方人用重金買這二百多公斤的鼎,可以想象這是什麽價值。而這位教授說中國不能雕出人面,也不正確。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青銅縱目面具》,順風耳千裏眼,近1.38米寬的巨大的臉,眼球伸出16厘米長,碩大無比,十分壯觀,表現出不同於中原文化的古代蜀國的社會意識和宗教觀念。西方人認為不是中國人造的,認為是外星人造的。為什麽中國就不能造這種青銅人面像呢?而且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中國說問鼎中原,“鼎”是權力的象征。三星堆的權力表達是同西方 “金杖” 一樣的象征意味,一根1.42米的金杖。由於經過了三千五百年了,裏邊的木頭已經完全毀掉了,但是外面包的金皮還在。[lix]可以說,中國的三星堆比希臘的文化還要早。它的雕塑不能說是不美,還有很多女性的裝飾品,細如發絲骨針,非常漂亮。所以不應該妄自菲薄。

還有湖北隋州(隨州)的編鐘。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親耳告訴我,中國的編鐘不行,連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聽了以後帶著這個疑問請博物館專業人員用錘子敲整套編鐘,他輕松愉快的就半音階下行,就是鋼琴的黑白鍵下行的方式就敲出了十二平均率,而且一個鐘可以敲出兩個不同的聲音。在兩千四百年的戰國時代,我們中國的十二平均率就已經出現了,為什麽我們音樂學院的教授就一葉障目看不見呢?令人不解。

中國應該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文化。我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文化傳統我有四重態度。第一就是看看我們兩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經變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堅決拋棄之,諸如裹腳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變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們的硬盤需要整理一樣需要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兩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揚光大的還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不相信一個民族有十三億人,文化死掉了以後她的精神還不死是不可思議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經過與西方思想碰撞以後變成了新的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不僅滋養中國,有可能變成世界的共識框架。我認為這四個層面我們都應該去思考。

我們還需先從頭做“知識考古學”的工作。因為一個不懂得自己歷史、自己文化本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未來的。就像尼采所說的,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對這個世界的創造和塞入意義,一種就是取出和消費意義,有人永遠只懂得向這個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我們今天很多人都在取出而非創造。

中國迫切需要“自我發現”,這種“發現”就需要總結文化深層內容:

首先,挑出從先秦古籍裏一直到清代中的重要作品翻譯成英文,這個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經做過一些,可惜他們很多是老外翻譯的有不少錯誤,再加上沒有導讀,就像我們今天讀柏拉圖、蘇格拉底,如果沒有導讀,這樣一本《理想國》,人們恐怕也會不知深淺,[lx]所以需要我們自己展開。集中力量翻譯影響中國的一百本經典。我大抵是受了玄奘的啟發,他“出國留學”——到西方取經,歷經了多年回到中國後,在大小雁塔開了譯經場翻譯佛經,並進行到底。那麽,我們今天只能小規模地翻譯。

其次,把二十世紀從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一直到季羨林等的思想結集出版並翻譯。我在1995年就開始做了,先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lxi]一百本。這些書是這些學者經歷了歐風美雨之後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結果。

再次,翻譯六十本“中國當代文化生態”問題,如中國書法生態、中國戲劇生態、中國建築生態等,分析考辨各種文化形態在二十世紀的痛苦發展和未來處境,做六十本。整套書一共260本書,全都譯成英文。當我們把這260本書放在外國人的書架上之時,他會對“遠東”的中國有新的解釋和了解。這時文化誤讀就會少一些。千萬不要認為“文化輸出”就是要拯救西方的精神文明,這是癡人說夢,我們再也不可能有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那樣的“拯救西方”的思想了。

就文化輸出而言,有人問中國還有什麽東西可以輸出,這其實是想說明只有“高勢位文化”才可以輸出。我想問,為什麽西方人要去看雲南麗江?麗江文化難倒比現代的北京或者西方還要高明嗎?難道就人類不可以懷著古之憂思嗎?我們去看的古羅馬文化就比現代美國文化具有高勢位嗎?“文化輸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勢位地征服別人,也不是水往低處流。在我看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輸出”,是為了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或“同一種文明之內的沖突中”[lxii]不使西方誤讀我們。我們面對一個強大的西方,最好的辦法就是告訴它,我們是與人為善的,我們是有悠久歷史的,我們的祖先就是溫文爾雅的。通過文本閱讀,他們會知道中國文化是一種可以多元對話的平和的文化。

中國文化作為中國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載21世紀的獨特的中國本土精神,並對人類的未來發展盡一份文化重建之功。當代中國文化的輸出有四個重要方面:總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遺產;更新觀念對當代性文化正負面效應加以批評總結;清理當代文化大師的理論與實踐;將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藝術形式,輸出中國現代思想家學者的思想,從而使世界真正在價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闡釋中國文化與思想意蘊。發現東方這一思想在東方主義話語中有其自身獨特的性質,即不斷堅持中國中心觀,中國不是任何“他者”文化附庸和話語傾銷地。相反,在新世紀有可能從東方思想中獲得新的整合性話語。面對當代的西方中心論、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國在努力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同時,應該從一個世紀的“文化拿來”推進,進入當代中國的“文化輸出”。

“發現東方”不是目的,近期目的是“文化輸出”,長期目的是多元文化互動。使每一種文化都學會尊重“他者”文化,從而使世界成為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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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這是我近年來在中央電視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廣播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廣西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等作巡回講演的錄音整理稿。
[ii] 約翰·湯姆林森著《全球化與文化》,郭英劍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iii] 劉小楓著《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iv] 參王岳川著《全球化與中國》,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版。
[v] 祁劍飛著《世界的中國觀》,北京: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

[vi] 黃遵憲撰《日本國志·學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
[vii] 竹內好《何謂現代——就日本和中國而言》,載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和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viii] 參劉禾著《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
[ix] 楊念群著《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頁。
[x] 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頁。

[xi] 參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xii] 參曹增友著《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xiii] 事實上,這種科學與宗教的對立和統一在當時成為一個問題,但是來華的傳教士有自己的看法:“科學沒有宗教會導致人的自私和道德敗壞;而宗教沒有科學也常常會導致人的心胸狹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們像一對孿生子——從天堂來的兩個天使,充滿光明、生命和歡樂來祝福人類”。《廣學會年報》,第十次,1891年,載《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xiv]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另參費正清著《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
[xv] 郝俠君等主編《中西500年比較》,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

[xvi] 參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xvii] 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頁。
[xviii] 曹增友著《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xix] 值得註意的是,“由柏應理(Couplet)、恩理格(Herdtrich)、殷鐸澤(Intorcetta)和魯日滿(Rougemont)所著的《中國的哲學家孔夫子》一書,於1687年用拉丁文刊文,但後來又出版了多種法文節本。這是一部基礎著作,因為其中包括對孔子《論語》的譯本”,“這部巨著包括對《大學》、《中庸》和《論語》的譯本以及帶版畫繪像的《孔子傳》”。<法>雅克·布羅斯著《發現中國》,山東現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6頁,第186頁。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頁。

[xx] “歐洲發表的第一部有關理學的論著,是由利瑪竇的繼承人龍華民於1624年左右所著,但該書直到1676年才由多明我會閔明我刊印,作為其史詩般的巨著《歷史論集》中的一章而發表。”(<法>雅克·布羅斯著《發現中國》,山東現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86頁。
[xxi] 愛田浦著《中國之歐洲》,許鈞、錢林森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xxii] 參賴納·特茨拉夫主編《全球化壓力下的世界文化》,吳志成、韋蘇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xxiii] 徐海松著《請出士人與西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xxiv] 杜維明著《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68頁。
[xxv] 杜維明著《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78頁。
[xxvi] 參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xxvii] 許龍明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07頁。

[xxviii] 何兆武等主編《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頁。
[xxix] 於桂芬著《西風東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08頁。
[xxx] 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27-129頁。
[xxxi] 參榮新江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5頁。
[xxxii] 雅克·布羅斯《發現中國》,耿升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

[xxxiii] 郝俠君等主編《中西500年比較》,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頁。
[xxxiv] 參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前言”,第1頁。
[xxxv] 參王岳川著《後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xxxvi] 馬勇著《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xxxvii] 參王岳川著《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xxxviii] 王國維著《國學叢刊序》,載《王國維論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頁。
[xxxix] 參王國維著《王觀堂先生全集》,台灣: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
[xl] 參朱謙之著《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xli] 傑姆遜《現代性的幽靈》,見上海:《社會科學報》,2002年9月19日的講演摘要,下引此文不另註。

[xlii] 參亨特著《文化戰爭》,安荻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xliii] 參吳經熊著《超越東西方》,周偉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xliv] 參赫爾穆特·施密特著《全球化與道德重建》,柴方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xlv] 值得註意的是:“周蕾指出,我們不應再盲目鼓吹‘中國性’(Chineseness)。換言之,她認為‘中國性’已完全西化,甚至只是在西方漢學家的凝視之有限空間中的既定形象。正如周蕾所引之例子所帶出,很多美國之‘中國專家’都有著如此印象:從台灣來的人會中文而不會英文,香港的則會英文而不會中文,中國大陸的更兩者皆不行。”(參見朱耀偉《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台灣:駱駝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頁)在我看來,這種用語言來評論文化的高低貴賤,甚至以中心權力話語——英語來判斷大陸、香港、台灣的學術思想高下的做法,無疑顯示出很深的後殖民思維烙印。在這裏,中文已然成為了英語的一個陪襯。這種質疑並擺脫“中國性”的傾向,使得大陸成為中西話語體系中的失語者(英語漢語都不行)。這種通過語言貶損文化的內在策略,顯示了論者在語言和文化上的雙重優越意識。

[xlvi]周蕾著《寫在家國以外》,英文原版書名為: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文版書名為《寫在家國以外》,1995年香港版,內容為五篇;日文版為日本青土社1998年版,書名易為《國外離散的知識分子》(本橋哲也譯)內容為八篇。三種版本書名有異,內容不盡相同,而篇目取舍或別有深意。
[xlvii]周蕾著《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
[xlviii]周蕾著《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

[xlix] 1840-1894年的翻譯著述大約近三百種。梁啟超於1903年撰《西學書目表》分為西學、西政、雜書三類,總計883本,353種。皆為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礦物和少量的政治法律的書籍,至於哲學和文學方面則幾乎完全缺如梁啟超所說:“今之所譯,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國一切條教號令,備哉燦爛。實為政治之本,富強之由。今譯出者可寥寥也?彼中藝術,日出日新,愈變愈上,新者一出,舊者盡廢。今之各書,譯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視之,已為陳言矣。而以語言之所謂學士大夫者,方且詐為未見,或乃瞠目變色,如不欲信。”見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載《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第122-126頁。

[l]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另參熊月之著《西學東漸於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頁。
[li] 參佐藤慎一《中國知識分子與現代化》,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版,第19-20頁。
[lii] 章炳麟曾就翻譯日本著述致信羅振玉,其語言相當尖刻。“足下學術雖未周挾,自視過於林泰輔輩,固當絕遠。……今覆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為道藝廢滅,學在四夷。……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校練,而取東鄙擬似之言。斯學術之大蜮,國聞之大稗”。《與羅振玉書》,見《章太炎全集》,卷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頁。

[liii] 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1頁。
[liv]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是從日本譯書的高潮,1896-1911年有956本書被譯為漢文,1912-1937年有1759種。在此時期,日本譯介中文書籍急劇減少。在一份根據《明治文獻目錄》(1932)所做的分析中,所列的1472本譯自各種語言的書籍中,只有3本譯自中文。參譚汝謙《近三百年中日譯書事業與文化》,載譚汝謙編《中日文化交流》冊一,第223頁。

[lv] 康有為著《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
[lvi] 參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lvii] 參王岳川著《全球化與中國》,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版。
[lviii] 在我看來,“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比經濟學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更具有人文生態的意義。參伊恩·莫法特著《可持續發展:原則、分析和政策》,宋國君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李鴻飛著《可持續發展與中國》,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
[lix]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隊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lx]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的“中國哲學”中就不知深淺地對孔子過分貶低,認為:“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它是一種道德哲學。……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裏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19頁。

[lxi] 王岳川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大系》,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1999年版。
[lxii] 斯拉奧熱·齊澤克著《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 (全文共有28 4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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