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75)

(7)議會的名望崇拜

可以說,所有成功的煽動者,其演說的內容都不過是一些教學法式的常識和廢話、糊弄孩子頭腦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即使在攻擊和辯護的時候,所采用的觀點也不過是些小學生的歪理。

它們的演講中沒有思想,也沒有措辭上令人愉快的變化,更沒有切中要害的譏諷,只有令我們生厭的瘋狂斷言。只要是稍微具備理性的人,在經歷過這樣一次毫無樂趣的閱讀之後,總是會不免長嘆一聲。

一個極端狹隘的頭腦,再加上堅定不移的強烈信念,是一個人獲得權力最基本的條件。一個人要想無視各種障礙,表現出極高的意誌力,就必須滿足這些最起碼的條件。因為群體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堅定的人中間尋找自己的主子,他們永遠需要這樣的人物。

然而,即使一個人具備了這兩點因素,還是不能夠保證他會取得成功,因為在議會中,一次演說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決於演說者提出的論證,而是幾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

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是,如果一個演說者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一切影響,即他根據自己的意誌影響表決的能力。

當一個籍籍無名的演說者拿著一篇論證充分的講稿出場時,如果他只有論證,他充其量也只能讓人聽聽而已。在1890年的議會中,曾經有這樣一位缺乏名望的眾議員,他的一次演講經歷,就可以成為我們在這方面的最好例證。

當這個眾議員走上講臺之後,從公文包裏拿出一份講稿,煞有介事地擺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開始發言。

這個人曾經自我吹噓說,他能夠讓聽眾確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奮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自己的論證,對那些數字和證據信心十足,堅信自己能夠說服聽眾,認為面對他所引用的證據,任何反對都沒用處。

於是他一廂情願地開講,相信其他議員們的眼力和判斷力,認為他們理所當然地只會贊同真理。

然而當他一開口的時候,就驚異地發現大廳裏並不安靜,悉悉索索的噪音從四面八方的角落裏傳了出來,這讓他多少感到有些惱怒。

這個眾議員一定在想:“這些人為何不能保持安靜呢?為何這麼不留意他的發言呢?對於我正在講的話,那些眾議員又在想些什麼?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讓這個或那個眾議員離開了自己的座位呢?”

帶著這樣的想法,他的臉上掠過一絲不安的神情。於是他皺著眉頭停了下來。在議長的鼓勵下,他又提高嗓門開始發言,他加重語氣,做出各種手勢,然而周圍的噪聲越來越大,以至於他連自己的話都聽不見了。

於是他又停了下來,最後,因為擔心自己的沈默會招來其他議員的哄笑,他這才又開始說了起來,然而只要他一開口,喧鬧聲就立即變得難以忍受。最後,這位議員不得不急急忙忙地結束了自己的演講,倉皇狼狽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從這個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議員實在缺乏演講方面的技巧訓練,然而如果他能夠擁有相當的名望,情形就會有極大的不同。

我們看到,當羅伯斯庇爾喪失了他的全部威信與名望之後,他便不再有機會出來表現他的口才。議員們不等他吐出一個字,就怒吼著將他的聲音淹沒,而且不留任何機會來讓他提出指控。在大會主席的欣然同意下,一個又一個的演說者登上了講臺。羅伯斯庇爾剛想要為自己辯護,聲音就被一陣陣的狂呼給壓了下去。

600名受到壓制的膽小議員,將幾個星期、幾個月裏積累起來的一切怒火、一切委屈統統地集中了起來,向這個人劈頭蓋臉地砸了過去,而在此之前的時間裏,他們甚至一見這個人就渾身發抖。

在幾個小時之後,事情終於有了結果,羅伯斯庇爾被剝奪了法國公民權,並被投入了監獄。24小時之後,這位昔日法蘭西政壇上風頭最勁的演說家,最有權勢與名望的獨裁者,已經被人打爛了下巴,橫躺在國民公會前廳的兩條長凳上面,鮮血染透了他的衣服。

我們看到了名望的巨大作用,羅伯斯庇爾政治生涯的起伏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與這點聯系在一起的,則是議會群體起起落落的情緒,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面的研究中談到它。


(8)遊走在情感的兩極


群體容易陷入極端情緒之中,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面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裏,議會也具備群體的該項特征。當議會因為某種原因的刺激而變得極度興奮時,它也會變得和普通的異質性群體沒什麼兩樣,這時它的感情就會表現出總愛走極端的特點。

每當議會陷入了極端情緒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偉大的英雄主義舉動,或是犯下最惡劣的過失。那些議會中的議員們,也將不再是他自己,他會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贊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從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事件裏我們可以看到,議會是怎樣嚴重地喪失了自我意識的,又是怎樣讓那些與自己的利益截然對立的建議牽著鼻子走的。比如說,貴族放棄自己不納稅、不當兵、可直接擔任公職等方面的特權,無疑是個巨大的犧牲。但是在國民公會大會那個著名的夜晚,他們卻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

又比如說,議會成員們放棄了自己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便使自己自己永遠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而他們卻邁出了這一步;這些議員們似乎並不害怕在自己的階層中濫殺無辜,雖然他們很清楚,今天他們把自己的同夥送上斷頭臺,明天這可能就是他們自己。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完全不由自主的狀態,任何想法都無法阻止他們贊成那些已經把他們沖昏了頭腦的建議。

這種無意識狀態的到來,往往是極度突然的,議員們前一天還在極力譴責的東西,很可能在第二天就被通過了。造成這種情況的是他們的混沌頭腦,再也沒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在所有情緒激昂的議會上,都會出現同樣的無意識現象,尤其以大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最為嚴重。

這些革命黨人組成的議會,批準並下令執行一些他們引以為榮的措施。而那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頂,簡直就是犯罪。

他們殺害無辜,殺害他們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體一致,在熱烈的掌聲中提議將丹東定性為人民公敵,於是這位革命黨人的天然首領,這場革命的偉大發動者和領袖,就這樣被送上了斷頭臺。

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又全部一致,在最響亮的掌聲中表決通過了革命政府最惡劣的法令。議會全體一致,在一片熱烈叫喊的贊揚聲中,在對德布瓦、庫車和羅伯斯庇爾等人熱烈的贊揚聲中,不由自主地一再舉行改選,使殺人成性的政府留在臺上,讓羅伯斯庇爾這樣的劊子手主導法蘭西民族的命運。

在牧月22日,整個議會通過決議,決定由劊子手來對議會進行“全面的清潔”。在熱月8日,在羅伯斯庇爾的最後一次發言結束後,議會又拋棄了他,將這位新時代的暴君送上了斷頭臺。

這幅畫面看起來昏天黑地,但它卻十分準確地表述了當時的歷史畫面。議會若是興奮和頭腦發昏到一定程度,就會表現出極端的特點。它會變成不穩定的流體,受制於一切刺激。

在1848年,議會再一次向我們展示了它的極端多變性,一刻不停地從一種感情轉向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感情。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次次的動蕩中,議會多次因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為它的盲信和無節制的願望而墜入地獄。

當議員們聚集在一起,議會的質樸和天真與它的普遍懷疑不相上下。

與毫無法律意識、不知紀律為何物的表現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

在這些方面,即使是鄉下人和孩子也比他們強。

他們的冷酷和他們的缺乏耐心一樣嚴重,他們的殘暴與馴順不相上下。這種狀態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養的自然結果。沒有什麼事情能讓這種人吃驚,但任何事情都會讓他們慌亂。出於恐懼或出於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們既能赴湯蹈火,也會膽小如鼠。他們不管原因和後果,不在乎事物之間的關系。他們忽而灰心喪氣,忽而鬥誌昂揚。

他們很容易受驚慌情緒的影響,不是過於緊張就是過於沮喪,從來不會處在環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狀態中。

他們甚至比流水還易變,頭腦混亂、行為無常。像這樣的議會,我們又能指望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政府基礎呢?

幸運的是,上述這些在議會中看到的特點,並非經常出現。議會只是在某些時刻才會成為一個群體,在大多數情況下,組成議會的個人仍保持著自己的個性,這解釋了議會為何能夠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實,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極富學識的專家,他們是在自己安靜的書房裏擬訂草稿的。因此,表決通過的法律,其實是個人而不是集體的產物,於是這些法律當然就代表著最好、最健全的法律。只有當一系列修正案把它們變成集體努力的產物時,它們才有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群體的產品不管性質如何,與孤立的個人的產品相比,總是品質低劣的。專家阻止著議會通過一些考慮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專家是群體暫時的領袖。議會影響不到他,他卻可以影響到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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