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70)

(6)不可動搖的普選制度

我們看到了選民群體的弱點,也就知道了法國普選制度的荒唐之處,可以得到的結論是,該項制度和古羅馬的元老院毫無區別,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謂共和,是由少數人主導,操縱大批民眾的制度。

然而話雖這樣說,我們卻必須要將普選制度保留下來,盡管我們知道它的機制如何,但出於一些實際的原因,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將它一筆勾銷。

事實上,我們是通過對群體心理的調查歸納出了這些原因,基於這些考慮,我要對它們做進一步的闡述。

毫無疑問,普選制度的弱點十分突出,因此我們很難對其視而不見。

但是我們無法否認一樁事實,那就是社會一定是要由少數人操縱的。

我們的文明,乃是少數智力超常的人的產物,這些人構成了一個金字塔的頂點。隨著這個金字塔各個層次的加寬,智力也相應地越來越少,而這個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個民族中的廣大群眾。

一種文明的繁榮與進步,如果僅僅依靠以人多勢眾自誇的低劣成員的選票,是絕對無法讓人放心的,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必須要由少數社會精英階層來掌舵。

從歷史事實上來看,群眾投下的選票往往十分危險。它們已經讓我們付出了若幹次遭受侵略的代價。在今天,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群體蜂擁聚集在社會主義者的旗號之下,眼看著群體正在為其鋪設道路的社會主義就要大獲全勝。倘若讓這種異想天開的人民主權論占領我們的政府,十有八九會讓我們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正因為如此,我們與其任由民眾將國家航船開往危險的深淵,反而不如聽任幾個政客掌控他們,至少在接受正確觀念的難易程度方面,影響幾個人要比影響群眾簡單得多。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普選觀念已經深深地植入了法國民眾心中,一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在為了爭取這項權利而血灑大地,想要將這項權利奪走,或是僅僅做一個名稱上的改變,都勢必會遭到民眾的迎頭痛擊。

我們只要記得,觀念變成教條後有著不可征服的力量,我們就會承認這一點。

從純粹的學術角度看,群體權力至上的教條就像中世紀的宗教教條一樣不堪一駁,但是如今它卻擁有和昔日宗教教條一樣強大的絕對權力,因此,它就像過去我們的宗教觀念一樣不可戰勝。

我們不妨想象以下,假設有個現代自由思想家,因為時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紀。難道你會認為,當他發現盛行於當時的宗教觀念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後,會對它們進行攻擊嗎?

假如這個思想家落入了一個能夠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與魔鬼有約或者參加了女巫的宴會,他還會對存在著魔鬼或女巫提出質疑嗎?

假如他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麼他還會有活命的機會嗎?

正如這個思想家的命運一樣,我們如果要用討論的方式來試圖動搖普選制度,就比群眾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選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幾乎是和過去的宗教一樣的。

在今天,那些演說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選、民主這一類詞語時,所表現出來的恭敬與媚態,甚至就連煊赫一時的路易十四也無緣享受。

因此,我們並不需要急於動搖這項制度,也暫時無法動搖其一分,對於它,我們必須采取和對待宗教教條一樣的立場,除了時間之外,誰也沒有辦法對它發生影響。

 

除了以上我們說到的方面,還有一個因素,使得破壞普選制度教條的努力,變得更加蒼白無力,因為它具備一種對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們今天這個號召人人平等的時代,人們其實並不相信他們彼此之間全都一樣的說法。

在民眾的心目中,總是認為自己的身邊生活著一群傻瓜,這就使得他傾向於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尋找誌同道合者,尋找支撐自己觀點的意見。於是,每個人都開始毫無節制地信賴公眾的判斷力,似乎人數越多,裏面就會囊括更多的聰明人,似乎真理總是與人數上的優勢攜手同行。

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嘗試著要廢除掉普選制度時,一定會遭到最猛烈的反擊,每個人都會認為,這種做法破壞了產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將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樣可惡。

有人認為,只要對普選制度加以改革,對民眾的選舉權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直接把這種權利限制在聰明人中間,這樣就可以解決掉一切問題。

這樣做真的會改進群眾投票的結果嗎?

我們必須要說,這種情況永遠也不會出現。無論那些聰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無論他們的人數少到什麼程度,局面都無法得到改觀。我們知道,只要人湊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群體,那麼不論它成員多寡,不論其成員素質如何,就統統患上了智力低下癥。只要身處一個群體之中,人們總是傾向於變得智力平平。

在一個一般性的問題上,四十名科學院院士的投票,絕不會比四十個買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為對所有的群體來說,它們的智力水平總是一樣的低。

如果按照那種流行的說法,只讓有教養的和受過教育的人成為選民,那麼最終的投票結果可能只會變得更糟。

人的智力來源是個神奇的東西,對社會問題的清醒認識也不可能人人具備,一個人絕對不會因為通曉希臘語或數學,因為是個建築師、獸醫、醫生或大律師,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會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幾乎全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也大都是教授或學者,然而,這些人何曾就哪個普遍性問題取得過一致意見呢?貿易保護的問題討論了幾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結論的跡象。金本位制還是銀本位制孰優孰劣的話題一被拋出,學者們就已經吵得不可開交,最後竟然用金銀雙本位制的辦法相互妥協。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局面,原因就在於這些學者和專家對社會問題一無所知,他們所謂的學問,只不過是在我們普遍無知的基礎上,加上了那麼兩三本專業著作。在社會問題上,由於未知的因素數量實在太多,很難覆蓋到他們的專業領域,因此從本質上說,他們的學問,和民眾的無知也沒有什麼兩樣。

正因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種學問的人組成的選民,他們的投票結果不會比現在的情況好多少。

時間一長,這些學者將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黨派精神的支配。對於那些我們現在必須對付的困難,他們還是一個也解決不了,甚至還會因為自己的身份而產生優越感,集合起來形成身份團體,在民眾的頭上加上一層新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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