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東升:塞外記憶70年——內蒙行隨感錄 下

 “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個寒暑過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內蒙古不再是我曾經熟悉的內蒙古。

 帶著懷舊心情而來,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變成一座新城,很難尋覓往日遺跡。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開闊、氣勢宏偉的現代化東部新區轉移,這裏大道筆直縱橫,住宅小區高樓林立,學校、醫院、博物館等生活配套設施一應俱全。白楊樹筆立沖天,彎彎的小河在天地間蜿蜒流過,周邊環境壯闊而優美。

 當年插隊的土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齊神奇地發展成一座繁榮的現代化新型城鎮,舊時印象幾乎已全無蹤影。汕大一行走訪達拉特旗,下榻的酒店的國際化服務標準,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飯店也應自愧弗如。循著鄂爾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區“鬼城”惡名,筆者一行專程前往一探究竟:這是一座在沙漠中建起的超級現代化新興城市。車多人少,與其他城市相比,街道顯得空曠。你不會覺得這是在人口超載的中國,反而像是十分難得的一片塞外福地。無論城鎮化方向如何,希望康巴什不要將那些終日霧霾、塞車、噪聲和生活壓力滿載的內地大都市作為未來的目標。

 須知與許多南方省份相比,內蒙西部的自然環境相當惡劣,遠古的森林和海洋早已變成了今日的戈壁和沙漠,這裏一直面臨水源枯竭和沙漠化的威脅。70多年前我父親在《中國的西北角》中多次寫過他在此處認識到的人類社會的“生存法則”,即使像絕壁上的石羊一樣陷入絕境,也會為了繼續生存而全力奮鬥。

 而這樣的人,在內蒙的沙漠中,一直生長。達拉特旗的趙永亮是性格突出的一個。他不是那種只知追逐金錢的私人企業家,也並不是扮演拯救眾生角色的堂吉可德式的人物。他在往日黃沙圍困的風水梁地區有一個“沙產業”項目,種沙柳,養獺兔,做覆合板加工,還有香菇養殖……據中國國家扶貧辦的信息,內蒙古中西部的“國家級貧困縣”大多數已經脫貧,在2012年調出國家扶持的清單。

 歷史的十字路口

 內蒙古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令人讚嘆,西部大開發的前景也美好誘人,但是也暴露出使人擔憂的另一面。這與正在前行中的中國,恰似一張淡色的剪影。

 在中國各省區中,內蒙古1978年人均GDP僅317元,排名第17位, 2012年內蒙古人均GDP為64319元,上升為第5位。但與此同時,按各省區GDP含金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位,直至2012年內蒙古仍排在全國倒數第二位。

 內蒙古城鎮化建設的發展,伴隨的也是不斷在擴大的城鄉間的巨大差距和貧富懸殊。柏油路已經鋪到我當年插隊所在的帳房村,由開發商經營的一棟棟雙層農舍已經在建。我當年所認識的老鄉們肯定地說:“現在生活好多了,已經衣食無憂。”除了政府的各種補貼,在城裏工作的孩子們也都孝順,時常開著車回家看看,送吃送穿。但屬於呼市遠郊區的帳房村們,面貌卻與45年前沒有根本的變化,城裏建起一座座星級賓館,甚至設有總統套間,而村裏多數農民仍然居住在用黃土和桔桿搭建的破舊住房裏,看起來整個村子還是土濛濛光禿禿的,幾乎看不到一棵樹,村中土路依然那樣坑窪不平。

 45年,不是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省會城市“城”和“鄉”的距離。

 而且,在內蒙古這樣的自然條件下,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更為突出——水資源的短缺是區域發展最大的瓶頸,“沙逼人退”的態勢依然是最大的威脅。從90年代到2000年,中國荒漠化的每年擴展為2460平方公裏,而在五六十年代則為1569平方公里。

 一些悲觀人士警告說,在水源耗盡後,這裏表面繁榮的城市終將會像額濟納旗沙漠中的西夏遺址“黑城”一樣歸於消失。

 額濟納旗位於內蒙古最西端,是自治區面積最大的一個旗。《塞上行》中曾描寫道“誰也想不到,額濟納有這樣多的森林,森林裏建造起幾間新式的房屋”,“這幾件白粉塗飾過的房屋,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風景極佳。” 還因此被一位英國參讚台克滿譽為“沙漠的白宮”。但當我們行至此處,道路阻斷,當年範長江先生的年輕旅伴們舉行戈壁晚會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片沙丘,當年的綠洲景色已是海市蜃樓。

 自古以來著名的“弱水”(黑河)流入西居延海和東居延海,湖中碧波蕩漾,水草豐美,禽鳥飛鳴,被視為遊牧民族的天堂。但因上遊水利工程的過度開發利用,這兩片水域分別在1961年和1992年徹底幹涸,被堿漠荒沙所覆蓋,成為侵襲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可怕的沙塵暴發源地之一。50年代強沙塵暴的統計為5次,90年代已達到23次。 2000年5月12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觀看了央視"新聞調查"節目《沙起額濟納》後,對水利部長汪恕誠說:黑河問題非常嚴重,非治不可。由此黑河流域綜合治理才被列為西部大開發重點生態工程。2002年黑河水終於重新流入東居延海,不過目前水域面積僅恢覆至30多平方公裏。據官方提供的報告,中國的荒漠化整體擴展的趨勢近年來已得到了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的土地面積開始持續凈減少。

 2013年的中國再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政治體制改革蹣跚不前,“政治霧霾”、“道德霧霾”與空氣中的霧霾一樣汙染和困擾著全社會,各類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群體性突發事件此伏彼起。

 沙漠駝隊與中國政治

 當年我父親在騎著駱駝穿行荒無人際的額濟納大沙漠時,曾在駝背上讀書思考,記錄在隨後的《塞上行》一書中。

 他以沙漠駝隊為比喻,指出在政黨政治的國家,執政者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前提。他說,對於領導人民前行的執政黨,人民應該“從大處看他們走得對不對。所以如果他們在半途停頓,另外作他們自己的打算,我們應該加以幹涉,如果走的方向覺得不對,應該提出質問,這是人民的制裁權和言論自由權。”

 他認為,“在一黨專制的國家,甚至在古代君主專制時代,情形比較危險”。一個執政黨要有高明的政治技術,還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否則自私自利,恃勢橫行,完全違反民眾利益,民眾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頃刻成為大家最頭痛的東西”。

 他還特別強調:“言論自由,在覆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他引用管子的話說,“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也就是說,執政者不可以獨占天下之利,否則必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對,他還尖銳指出,“革命政黨不容易失敗在外來的壓力之下,而容易失敗在官僚蠱蝕之中!”

 雖然時代丕變,但如今看來,他在七十多年前的思考和見解並未過時,反而更加切要。滄海可以變桑田,綠洲也可以變沙漠,全賴人們審時度勢因勢利導,而在社會的變遷中,民心之向背如同祁連山上的雪水一樣可貴,得之則興,失之則亡。

 編者註:綏遠省為中華民國時的塞北四省之一,簡稱綏,省會歸綏為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1954年並入內蒙古自治區。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範東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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