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我是讀“五四”新文學這一路長大的，只不過是被推到一個邊緣的角度讀，邊緣的原因我在講世俗的時候說過了，有些景觀也許倒看得更細致些。

 “五四”的文學革命，有一個與當時的提倡相反的潛意識，意思就是雖然口號提倡文字要俗白，寫起來卻是將小說詩化。

我說過，中國歷來的世俗小說，是非詩化的，《紅樓夢》是將世俗小說入詩的意識的第一部小說。《金瓶梅詞話》裏的“詞”，以及“話本”小說的“開場詩”，並非是將詩意入小說。

在我看來，如果講“五四”的文學革命對文學的意義，就在於開始詩化小說，魯迅是個很好的例子，我這麼一提，你們不妨再從《狂人日記》到《孤獨者》回憶一下，也許有些體會。魯迅早期寫過《摩羅詩力說》，已見心機。

所以我看魯迅小說的新興魅力，不全在它的所謂“解剖刀”。

西方的文學，應該是早將小說詩化了，這與中國的小說與詩分離的傳統不同。但西方的早，早到什麼時候，怎樣個早法，我不知道，要請教專門研究的人。我只是覺得薄迦丘的《十日談》還是世俗小說，到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則有變化，好像《紅樓夢》的變化意義。當代的一些西方小說，則開始走出詩化。

“五四”引進西方的文學概念，尤其是西方浪漫主義的文學概念，中國的世俗小說當然是“毫無價值”了。

這也許是新文學延續至今總在貶斥同時期的世俗文學的一個潛在心理因素吧？但新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改變，影響了直到今天的中國小說，已經是存在。

比如現在中國讀書人爭論一篇小說是否“純”，潛意識裏“詩化”與否起著作用，當然“詩化”在變換，而“純”有什麼價值，就更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