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首先討論,在歐洲,尤其是在中歐十六世紀初的經濟與社會情況如何;然後,再分析這種情況對生活此時期的人的人格,有什麽影響;路德與加爾文的教旨,和這些心理因素,有什麽關系;以及,這些新的宗教學說,和資本主義的精神,有什麽關系。

在中世紀社會,城市的經濟組織一直是比較靜態的。自從中世紀後期以來,手工匠已組成行會。每一個師傅有一、兩名學徒,師傅的多寡,則視社會的需要而定。雖然永遠有些人,必須辛苦賺錢,維持生活,但是,大體而言行會的會員可以確信,他們可以靠努力工作,維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面包、舒適的鞍座等等,他必可過著他這一社會地位應過的生活水準。換言之,只要他有本領,就可以靠此為生。行會禁止會員之間的強烈競爭,並且強制他們合作,若幹歷史家指出:此種工會永遠帶著壟斷精神的色彩,只想保護少數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數的學者認為,雖然行會不見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會以互相合作為基礎,使其會員有一種安全感。

 一般而言,中世紀的商業是由很多很多小商人來做的。零售與批發還未分開,即使到外國做生意的人,例如“北德商人公會”(NorthGermanHanse),也專門做零售生意。到了十五世紀末,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的,因此,若與中世紀末期的經濟情況來比較,小商人還是有相當的安全感,因為,那時候大的資本與壟斷的商業已日形重要。塔尼教授在談及中世紀城市的生活時,說:“現在是機械化的,那時候多是私人性,親密的,和直接的,那時候,根本不可能有大的組織存在。”(Tawney,“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關鍵,這一點對了解中世紀社會個人地位是很重要的,這就是關於經濟活動的倫理看法,因為在天主教的理論中,以及普通法律中,都表示過這種看法。由於塔尼的立場是客觀的,不致使人們懷疑他企圖把中世紀世界理想化,所以,筆者引用他的話,來說明這一點。關於經濟生活的基本假說,有二:“一個是,經濟利益是受日常生活支配,第二個是,經濟行為是個人行為的一面,道德的規則便是要約束這一面,正如同也要約束個人行為的其它方面一樣。”接著,塔尼仔細地說明了中世紀對經濟活動的看法:“物質的富有是必要的;但是,物質的富有是次重要的,因為沒有物質上的財富,人不能自給,也不能助人……但是,經濟的動機是可疑的。因為經濟的動機是有力的欲望,所以人怕它們,但是,經濟的機動也不值得加以稱讚……在中世紀學說中,沒有經濟活動的余地,因為經濟活動與道德的目的無關,而且,根據一項假說,認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欲望是繼續不斷和可測量的力量,來創立一種社會科學,對中世紀的思想家而言,是非理性的和不道德,正如同認為好鬥與性本能,這些人類屬性的無限制活動,是社會哲學是前提一樣……如同聖安東尼所說的,財富是為人存在的,不是人為財富而存在的……

因此,處處有限制、約束、警告,禁止讓經濟利益幹涉重要的事務。追求維持生計所需要的財產是正當的,但是,尋求更多的財富則不是進取,而是貪婪,而貪婪則是不可饒恕的罪惡,貿易是合法的,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資源,這乃是天意。但是,這仍是一項危險的事情。一個人必須確定,他做生意乃是為了公共的利益,而且,他所得到的利益,不超過他的勞力的工資。私有財產是必要的制度,至少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裏,這是必要的。如果財物是私人的而不是共有的,人可以更努力的工作,和減少爭執。但是,這只能視作為對人性弱點的一種讓步,而不可認為其本身是可取的;在中世紀,獲得財產是有很多限制的。財產必須是合法獲得的,必須盡可能地由很多人管理,必須用來扶養窮苦的人,必須盡可能地用作公共的目的。財產的主人必須準備隨時把財產分給需要者。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貧窮。”

 雖然上述的這些看法是一般而言的,而且並不是經濟生活的實在情形,但是,這些看法多少反應了中世紀社會的實際精神。

 中世紀社會的特色是工匠與商人地位的比較穩定,而此種穩定的現象在中世紀末期已逐漸地受到破壞,到了十六世紀,便完全瓦解了。在十四世紀——或甚至更早一些時候——行會之內的日漸分化已開始了,雖然曾盡一切努力,想要阻止這種分化,但是這種分化仍繼續發展下去。有些會員較其他的會員有更多的資本,並且雇用五、六名工匠,而不是一、二名工匠。不久,有些行會便只允許擁有若幹資本的人入會。其它的行會成為有力的獨占公司,試圖利用其獨占的地位,謀取利益,並且盡可能地剝削消費者。在另一方面,許多行會會員日益貧窮,不得不在其傳統的職業之外,另覓途徑賺錢;通常,他們在街旁做點小買賣。其中有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經濟獨立與安全,而同時,他們還極力地向往經濟獨立的傳統思想。

 與行會制度的這種發展有關系的是,工匠的情狀也日益惡化。當意大利與法朗德斯(歐洲昔日的一個國家位於比利時之東及法國之北部)的工人在十三世紀便失去昔日的經濟安全時,工匠的情況還仍然是比較安全的。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確有很多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當在一位師傅指導下的工匠數目增加時,想要成為師傅,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本了,而且行會變得愈加的獨占與排斥,工匠的機會也就愈加地減少了。他們之日益地感到不滿,和自行設置組織,及采取罷工,甚至暴動行為,便顯示出他們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惡化。

 前面曾談到行會的日漸資本主義化的發展,這種情形在商業方面,更為明顯。當中世紀商業主要還是城市之間的生意之際,國家的與國際的商業已在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時,急速地發展著。雖然歷史對大規模商業公司何時開始發展的意見不一致,他們卻同意,在十五世紀時,商業公司已日漸地有力量,和發展成為獨占企業。他們倚仗著他們龐大的資本力量,來威脅小商人及消費者。在十五世紀時,神聖羅馬皇帝西祺蒙的改革之一便是,用立法的手段,來限制獨占公司的權力。但是,小商人的地位卻越來越不安全了;他“只有力量使訴苦的人道出苦情,卻不能有效地執行命令。”(Schapiro:“SocialReformandtheReformation,”MartinLutherandHisTimes,London,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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