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6)

郁達夫的失蹤或死亡是旅行故事的高潮,多少年來對郁達夫的回憶文字都表達了對郁達夫生死之謎的關注。郁達夫的失蹤發生在戰爭結束以後兩週,正是他的繼任夫人第二次生產的前一天晚上失蹤的,失蹤當晚郁達夫家中還有幾個客人,一位青年來找郁達夫,該青年「像一個台灣人,也像一個印尼人」,隨後郁達夫和那人一起出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32日後各方面的猜測與研究,則幾種可能性都分別出現,有認為是印尼人殺害的,有認為是被當地華僑殺害的,也有認為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但是都沒有確實的證據,這個謎直到 1995 年才為長期從事郁達夫研究的日本學者鈴木正夫解開。33 

陳馬六甲是在 1922 年因為印尼革命失敗,被荷蘭當局逮捕並監禁,坐了荷蘭的監牢,最後荷蘭當局將他流放到荷蘭。對於一生矢志革命的陳馬六甲而言,離開了自己的國土則失去了革命的根據地,於是他從歐洲經過俄國,參加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會中他成為亞洲共產黨人的代表,然後回到亞洲,積極地保持和其幹部聯絡,一方面為印尼革命奔走,另一方面也為亞洲各地共產黨的發展而努力。34於 1924 年前往廣州發展,後來決定離開廣州而在 1925 年到菲律賓,開始以菲律賓為據點,這段時間他化身為菲律賓人 Ossario,一方面為當地英文報刊寫文章,另一方面展開他的革命事業,卻在菲律賓為人密報,1927 年為當時統治菲律賓的美國政府逮捕,進入美國的監獄,最後美國當局決定將他驅逐,卻在驅逐的過程中,被同情他的船長掩護,讓他在廈門的鼓浪嶼逃走。於是他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忽然置身一個閩南語的世界,35從此進入了避居華南的旅程。

他首先跟著一位同船的乘客 Ki-Koq(福建話為「發瘋」之意)到他在福建的鄉下村莊 Sionching 住上五年時間,36 這是一個衹有幾百人居住的陳氏單姓村,在此陳馬六甲和一般村民交往。Ki-Koq 是來自北呂宋(Luzon)碧甘(Bigan)的菲律賓人,父母親因參加菲律賓革命而雙亡,他為當地華人所收養,後來被送到福建鄉間長大。 

Ki-Koq 崇拜革命英雄,經常在喝酒(chiak-chiu)之後,在鄉間田裡發飆並開槍射擊,被村民視為異類。當陳馬六甲到了舉目無親的福建,Ki-Koq 建議他避居鄉間,而邀請他到自己的鄉村去,陳馬六甲欣然同意,他在其自傳表示,研究中國社會情況不能不瞭解中國農村,他早想到中國村莊以瞭解中國的社會條件。37 然後就在這個小鎮住下來,在當地渡過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1932 年他去了上海,主要似乎是為了在上海利用關係取得護照,在他的自傳中, 由於當時上海的複雜情勢,讓陳馬六甲寫下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觀察,如中國與列強的關係,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及上海的複雜情勢,如租界,秘密會社,杜月笙,國民黨人,宋氏家族,日本浪人,工潮等。最後他終於取得了護照,得到了個中文名字 Ong Soong Lee,然後以華人身份出現。取得護照後隨即前往香港, 未料立刻為香港警察所逮捕,於是進了大不列顛帝國的監獄。原本他計劃再到菲律賓重建革命基地,或是到歐洲取得國際奧援,然而再一次事與願違,陳馬六甲在無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再次被港英政府送回上海。 

從香港到上海的途中,當船停留在廈門時,陳馬六甲再一次逃脫。這一次距離他上次從廈門逃脫是五年時間,和上一次不同的是,這次他熟門熟路,先到廈門市找他的舊友嘉義(Kait),很快地又避到福建的鄉間,嘉義(Ka-it)的鄉下村落 Iwe。顯然地,這一次再到福建的鄉間,生活適應已經不成問題,語言也不成問題,他自由自在地和不同身分的村民打交道,並且在其自傳中,用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記述當地的情況,如由於土匪(to-hui)當道,收成不好,糧食不足,他和當地人一樣,衹是「吃蕃薯配豆豉醬」(chiak han-chu pe tau-si),又如他去看中醫時,「身體發熱」(singku shin diot),而「醫生」(sensei) 則以為其身體虛寒,必須「吃補」(chiak poo)等等。他都以印尼人讀者為對象,仔細介紹華南生活的情景,並且和印尼的觀念或生活情況互相對照。 

他也用福建話的詞彙記錄了他對當地日常生活的觀察,如參與村中喜宴葬禮等情況,談到「媒人」(milang)的角色與當地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有「查甫仔我們家的, 查某仔別人家的」(ta-po kian lan e, cha-bo kian palange)的說法等。也記錄了當地人的風水(hong shui)觀念與祖先崇拜,社會變遷對年輕一代婚姻與戀愛觀念的影響, 他也特別注意到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年輕的女性和年長的女性在家族中的不同地位。和他密切交往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由於所住的地方是僑鄉,也有些是住過不同地方的歸僑。 


30    巴爺公務所在地的主要族群是米南加保人,而陳馬六甲正是出身米南加保。算起來陳馬六甲 和郁達夫是互訪對方故居。關於米南加保人的族群特性及文化,見 Edwin M. Loeb, Sumatra: Its History and Peopl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35]. pp.97-127 。

31    蘇門答臘這個舞台和新加坡大不相同,和新加坡在日本占領時期的血腥恐懼相比,日治時期   的蘇島是一片昇平,這主要是日軍來到蘇門答臘時,戰爭已經結束了,主要工作是統治而非戰鬥, 因此華人社會的反應就和新加坡大異其趣。蘇島的華人和日本人並沒有深仇大恨,對華人而言,衹  是換了當權者而已,當地華人社會並不以和日本人合作為恥,這種情況在描述當時蘇島情況的文字  記載中可以看出。因此像郁達夫為敵人工作,也不致於不見容於華人社會,這是和當地社會互動的 結果。


32    對於郁達夫失蹤事件的報導,以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最為詳細,也最早出版, 因此後來的文字記錄多半以胡愈之的記述為藍本。見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香港咫   園出版社,1946。

33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 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

34    關於陳馬六甲早年參與革命的經驗,最詳細的研究請見 Harry Poeze,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 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p. 213-312.

35    他在自傳中表示,當他剛到鼓浪嶼,對閩南語是一個字也聽不懂,無法和當地居民溝通,衹 在船上有認得兩位的菲律賓華僑,可以用英語溝通。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73.

36    陳馬六甲在其自傳中,用了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以拼音的方式表達,然而陳馬六甲的拼音  方式受到馬來語及各種歐洲語言的影響,用法和一般人不相同,且在各處的用法也不很一致,因此 在這裡採取以下的做法,如果能因其意義而推估中文意義者,儘量予以註明,並依其上下文強調重 點決定以拼音優先或是中文譯音優先,註明部分則放在括號之中,但如果是地名,在未找到確定的 中文地名以前,衹用拼音,以免造成後人混淆。這一部分的記錄主要是出現在其自傳的第一冊後半 部及第二冊,即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1948, Vol. I. & II.

37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1948, Vol. I. p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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