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6.3)方志學的發展

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志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志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志學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志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志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

隨後,出現了一批探討方志理論的專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學》,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學”命名的專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倫的系統闡述方志理論的《方志學通論》。此後,有甘鵬雲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參與及指導修志的文稿和書信的匯編;有黎錦熙的《方志今議》,它是以作者撰寫的《城固縣志續修工作方案》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以內容實是泛陳現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標題曰《修志今議》”(見作者自序)。還有壽鵬飛的《方志通議》、吳宗慈的論文集《修志叢論》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有關地方志的論文發表在當時的雜志上。這些論著,標志著用科學方法研究地方志的開始。

民國方志學者非常推崇章學誠,多數以章學誠的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他們並不拘泥於章氏的學說,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例如,李泰棻試圖以進化論的觀點解釋地方志,他認為方志的本質是“記載與研究一方人類的進化現象”;所以,他主張方志應該增加人類有文字記錄以前的進化史。有些學者對“方志屬史”提出了異議,傅振倫說:“方志為記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書”;“方志之書,自有其特質,雖兼記史地,而與史書、地記,皆不相同。”黎錦熙也說,方志是“史地兩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應努力做到“地志之歷史化,歷史之地志化”。

民國方志學者批評舊志的種種弊病,認為修志不應處處受舊體裁的束縛,要體現當代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要增加有關國計民生的內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經濟方面的內容。如甘鵬雲提出:志書“應於民事加詳,民主國民為重也。”壽鵬飛說:“方志立言,當從平民立場,乃得痛陳疾苦。蓋志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為體……務在有裨地方風俗民生。”李泰棻明確提出:“社會經濟,在今日應為全志骨幹,……至少亦須將現代社會經濟,全部編入。”他說,舊志對於社會經濟如何,全不顧及,如果現在修志還是這個樣子,還不如不修的好。李泰棻還主張當代修志的人,必須具備多種學科的基礎知識,“始能以科學名詞解釋產物,更以科學方法分析詳明。”這些看法,突破了傳統方志學的桎梏,表明方志學界的認識在隨著時代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大規模修志的展開,向方志學界提出了許多新的迫切的理論問題,例如怎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重新評價舊方志和舊方志學?必須批判什麽,應該繼承什麽?怎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編寫新方志?新方志怎樣體現地區特點和時代特點?以及新志的性質、功用、體例、類目設計、編纂方法、質量標準等等。圍繞著這些課題,方志學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已經發表了幾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專著。如傅振倫將他的舊著《中國方志學通論》改寫成《中國方志學》、劉光祿的《中國方志學綱要》、薛虹的《中國方志學概論》、林衍經的《方志學綜論》、來新夏主編的《方志學概論》(八所高等院校聯合編寫的文科教材)、彭靜中的《中國方志簡史》、倉修良的《方志學通論》、王德恒等的《中國方志學》等。還出版了傅振倫、朱士嘉等多位當代方志學家的論文結集。

此外,僅80年代以來,方志學界已經舉行了大大小小數十次學術討論會。並且開創了方志評議活動。一部或一批同類志書完稿以後,由當地領導、方志編纂人員和學者專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見,共同評議它的長處和短處。既有為一兩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評議會,也有像“全國省志稿評議會”、“十城市市志稿評議會”這樣大型的、指導性的評議會。這是推廣修志經驗,研討修志理論的一種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時,新中國的方志學伴隨著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學者們的書齋。方志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普及。它擁有全國性的專業雜志《中國地方志》,每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到兩種專業期刊。編輯出版了專門的方志學辭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國方志學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國地方志綜覽》。全國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圖書館建立了地方志文獻中心,並開設地方志專科閱覽室,向社會公眾開放。全國和各省區都舉辦研究班、培訓班、講習班,傳授方志學知識,輪訓修志人員。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十幾所高等院校開設了地方志課程,或設立大專班、進修班,為方志事業的發展培養修志人才和理論研究人才。

隨著社會各界披閱參考地方志的人越來越多,推動著舊志的整理也必須加速步伐。這就賦予方志學一個新的使命,即從研究如何修志,進而擴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於利用。1935年,傅振倫在他的《中國方志學通論》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與整理》上、下兩個專篇,首先將整理舊志的意義與方法,作為方志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予以系統的論述。與此同時,舊志整理領域也呈現出一片日益繁榮昌盛的景象。

民國以來的舊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稱道的成果就是對全國現存地方志作了比較徹底的清理。

我國的地方志雖然出現得很早,但它長期只是地學或史學的附庸,不是一個獨立學科,所以方志的專門目錄產生得很遲。在方志這個大寶庫中究竟有多少庫藏,一直到清末民初還不清楚。現存的最早一部記載方志收藏的專目是繆荃孫的《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1913年刊於《古學匯刊》第二集。繆荃孫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學者,又是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的創辦人。這部方志目,就是清點清內閣大庫的藏志並向京師圖書館移交的目錄,共計1676部。此後的幾十年中,比較重要的藏書單位,如故宮、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等,應社會之需,紛紛將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編出目錄公之於世。地區性的方志目錄也逐漸多起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各省、市、縣為了編新志,都盡可能徹底地調查了本地區歷代志書的存佚。絕大部分省區都新編或重編了本省歷代方志的目錄,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調查中的新發現。

相當一部分目錄是附有提要的。它們比起只介紹作者、卷數、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題錄式目錄,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睞。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錄是瞿宣穎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對天津“天春園”主人任鳳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種方志一一敘述源流、介紹類目、分析體例、評論得失,尤其難得的是還指出志書中的特殊史料。此後,有張鴻汀的《隴右方志錄》(一名《甘寧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發表,1934年增訂再版)、洪煥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錄》(1984年再版改名為《浙江方志考》)。近年陸續問世的,還有駱兆平的《天一閣地方志考錄》、來新夏主編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雲的《山東方志匯要》、趙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編委會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廣西通志館的《廣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廣東方志要錄》等,都是輔助閱讀志書的有用的工具書。

這一大批方志目錄,省卻了人們許多翻檢的辛勞,但它們畢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國到底有多少志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的是方志學家朱士嘉。他首先以個人力量調查了國內外幾十個藏書單位,弄清了5800多種地方志的編纂者、編纂時間、版本和收藏地點,編成《中國地方志綜錄》,於1934年出版。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調查的基礎上又出版了《綜錄》的增補本。此後,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由於整理天文資料的需要,將調查範圍擴大到190個單位,主編了《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於1985年出版。幾乎是同時,台灣於1960年出版了《台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訂本《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現在,根據海峽兩岸這兩個聯合目錄,我們便可以大致了解國內現存地方志的數量,以及它們保存在什麽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於見聞不廣,只能限於對個別志書作些考訂或評論。有了這許多目錄,特別是有了聯合目錄,我們才有可能對地方志作宏觀的整體的分析,才有可能對舊志作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整理。當然,平時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後,仍有不少學者鐘情於舊志輯佚。據統計,僅民國時期即輯有古方志達100多種。此後,又有趙萬裏輯的《元一統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賀次君的《括地志輯校》,還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輯佚》,輯有山西省236種舊志的佚文,都是比較重要的輯佚新作。

而本世紀舊志輯佚的最重要的收獲,是張國淦的《中國古方志考》。這部書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貢》雜志上連載,後來經作者不斷修改補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華書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將在古籍中見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類圖書的書名、佚文、序跋和有關的評論等都輯錄下來,一共2000多種。這是第一次對我國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作全面清理。同時,它也是一部以輯佚為基礎編成的古方志書目。將它和記錄現存志書的《聯合目錄》合起來看,就可以對我國地方志兩千年來的成就有一個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舊志也是整理舊志的一種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個世紀中,比較重要的志書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華書局的《宋元方志匯刊》,將海內外現存全部宋元方志匯為一編;60年代上海古籍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和90年代上海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兩次共影印了天一閣現藏271種明志中的216種;書目文獻出版社在北京圖書館協助下編印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擇它的珍藏編成《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由中國書店出版;北京圖書館也將自己收藏的數十種善本方志編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台灣成文出版社的《方志叢書》,選印了歷代方志2000多種;上海書店、巴蜀書店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合作編印的《中國地方志集成》,將選印歷代方志3000余種,目前已陸續同讀者見面。

隨著印刷技術的發達,其他許多出版機構、學術機構和修志機構,也整理重印了不少舊志。從1911年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種方式重印的舊志已有數千種。影印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舊志的原貌,而許多排印本經過認真的校勘、分段、標點,更便於現代人閱讀。重印舊志不但保護了古籍,使舊志免於繼續毀損散亡,也使許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書樓,和普通人朝夕相處,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當年由顧炎武開創的整理舊志的道路,如今已經成為一條康莊大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許多生產和研究部門根據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將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產、水利等各種專門資料匯編起來,使方志資料在我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專題資料匯編已經成為開發舊志資料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這方面的成果,以及這些資料匯編如何在各行各業、各種學科中發揮作用的實例,那是說不勝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將整理舊志和編修新志一起納入了國家規劃,使它從個別學者、個別單位分散的工作,轉向有計劃的分工協作。新中國的地方志工作者,無論在方志學理論上,還是在編纂新志和整理舊志的實踐中,都正努力開拓著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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