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50)

(3)領袖召喚信仰狂潮


每一個民族都不缺乏領袖,但是他們卻並不全然是狂熱的瘋子。在各群體的領袖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並不是狂信者,他們也沒有被那種強烈信念所激勵。

這些領袖往往精通巧言令色之道,他們一味追求私利,善於用取悅於無恥的本能來說服眾人。鑒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他們歸到野心家的隊伍中去。

野心家可以利用他們的手腕在群體中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這卻只能奏效於一時。因為他們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驅使,而這是無法令他們做到喪失理性的。

凡是能夠打動群眾靈魂的人,無不有著狂熱的信仰。在1095年,十字軍在眾多領袖的領導下向聖地進軍。在所有的宗教領導者之中,最顯赫的是一個叫“隱士彼得”的人。他又老又矮、膚色黝黑,不吃面包也不吃肉,只吃魚,並且赤腳行走,衣衫襤褸。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外表卑微的人,卻能用幾句話就激勵別人。幾年之前,他曾經試圖到耶路撒冷朝聖,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歐洲之後,就成了收復聖地的死硬分子,心急如焚地想要報仇。

引領德國農民焚燒教會法典的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猛烈的暴風雨。當時雷聲轟鳴,閃電撕破長空,而他則神奇地被雷電擊倒了。這讓他感到驚恐萬分,苦苦哀求神靈饒命,並起誓願意進入修道院來報答神的恩澤。從此,這個人把一生都獻給了同教會的鬥爭。

在1496年的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薩伏那羅拉多次煽動信徒鬧事。當教皇試圖用一頂紅衣主教的紅帽子來扶綏薩伏那羅拉時,這個人傲慢地回答說,他只希望是一頂“用血染紅的”帽子。

於是在第二年,這位宗教狂煽動佛羅倫薩的民眾進行了暴亂,將美第奇家族顛覆,隨後在德拉西尼奧列廣場上,以一把大火燒毀了他所厭惡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包括了但丁的著作,奧維德、薄伽丘、彼特拉克的詩歌,所有古希臘哲學家的書籍,西塞羅的歷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貴的繪畫作品、雕塑,即使是樂器也沒能幸免。

在火焰騰騰之時,他帶領群眾高唱拉丁文聖歌,以表示對上帝的虔誠。

上面說到的這些人,都是在自己先被各種信條搞得想入非非之後,才能夠讓別人也想入非非。

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在自己信眾的靈魂裏喚起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

這種力量,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信仰。

在人類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為驚人。福音書上說,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這話一點也不假。使一個人具有信仰,就是讓他強大了十倍。

有了信仰,能讓一個人變得完全受自己的夢想奴役。

有了信仰,能讓一個仁慈的人變得冷酷無情。

有了信仰,能讓最吝嗇的守財奴拋棄一切。

有了信仰,就能讓平時裏最溫順的民眾,在一瞬間幹出殺人放火的殘暴勾當來。

無論信仰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或是社會的。

也無論這信仰的對象是一本書,還是一個人,或者是一種觀念。只要想讓信仰建立並形成蠱惑人心的狂潮,就離不開人群中那位偉大領袖的作用。

正是在這一點上,領袖才體現出巨大的影響力。

重大的歷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默默無名的信徒造成的,他們除了自己贊成的信仰之外,幾乎什麼也不知道,而他們往往都是群體中最受尊敬的那個人,也是最狂熱那一個。

無論是傳遍全球的偉大宗教,還是從這個半球擴張到另一半球的帝國,它們之所以能夠建立,靠的並不是學者或哲學家的幫助,更不是懷疑論者的幫助。沒有人知道在1618年5月22日晚上,究竟是誰鼓動了群眾。我們只知道的是,在第二天的布拉格,騷亂的群眾沖進了王宮,把幾個皇家官吏從王宮的窗口扔了出去。而正是這次“擲出窗外事件”,引發了那場長達三十年的戰爭,讓德國人民陷入了長久的災難之中。

這樣的事情直到今天還在發生,或許,就在今天的某個煙霧繚繞的小酒館裏,某個人正在向自己同誌的耳朵裏灌輸只言片語,慢慢地使其入迷。

對於那些話的含義,他們自己可能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據他們的說法,只要將其付諸實行,一定會導致一切希望和夢想的實現。然而無論它能否實現,帶給我們的都可能是一場不小的災禍。


(4)領袖的權威



毫無疑問,領袖是群眾的引路人。


在每個社會領域裏,無論是最高貴者還是最低賤者,只要他一脫離孤獨狀態,便立刻要處於某個領袖的影響之下。

不客氣地說,大多數人,尤其是群眾中的大多數人,除了自己的行業之外,對任何問題都沒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正因為如此,群眾才需要一個人來帶領他們。

盡管歷史經驗表明,定期出版物可以取代領袖的作用,但是效果絕沒有某個領袖親力親為來得直接。它最大的用處就是制造有利於群眾領袖的輿論,向他們提供現成的套話,使他們不必再為編造演說詞操心。

像這樣一個引路人,往往握有非常專制的權威。

我們在近年來的罷工運動中可以發現,領袖的權威無須任何後盾,就能輕易使工人階級中最狂暴的人聽命於自己。

領袖們規定工時和工資比例,他們發出罷工命令,罷工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全憑他們一聲令下。

由於我們政府的軟弱與妥協,使得自己越來越沒有力量。因此,這些領袖和鼓動家正日益傾向於攫取政府的位置,用自己的權威和信條,逐步地取代國家的威信與法規。

這些暴政帶來的結果是,群眾在服從他們時,要比服從政府溫順得多。如果因為某種變故,領袖從舞臺上消失,群眾就會回到當初群龍無首、不堪一擊的狀態。

在一次巴黎公共馬車雇員的罷工中,政府嘗試了種種辦法,也沒辦法讓騷亂的群眾平息下來;而當兩個指揮罷工的領袖一被抓起來,這場罷工便立刻結束了。

領袖之所以會擁有如此的權威,是因為群體的奴性心態。

可以說,在群體的靈魂中占上風的,並不是對自由的要求,而是當奴才的欲望!

他們是如此傾向於服從。因此,不管誰自稱是他們的主子,他們都會本能地表示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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