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在想寫“文革”小說的時候,這幾種寫法我都想過,後來我都放棄了。(笑聲) 挖一片地、挖一個“文革”小說,我數了數,有三千部作品,你怎麽論,怎麽寫? 你要跳出來找幾個代表作品,怎麽找法?不行。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我的方法是什麽呢? 我是基本上是折中的,我的方法是以他人的標準到花園里去選一部分花,然後我來評論這些花。我借鑒普羅普的方法,普羅普他搞一百部神話,那一百部神話是別的院士選的,不是他選的,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做可以避免“以論帶史”。從一百部神話里面,普羅普總結出三十一個功能,搞出那麽大一套規則,而這套規則,後來我的學生把它拿來套金庸,全部套得進去,一模一樣。你假如拿來套中國的革命歷史小說或愛情小說也套得進去。所以我把“文革”小說也這樣改造了一下。這有點像我切餅你來挑,或者你切餅我來挑,有點像民主的三權分立,你立法,我執行。材料你找,我來評論,材料的來源我不負責任,這樣我的評論才有價值。我舉個例子,我在五十部作品里發現一個現象,十幾部都寫自殺。可是呢,再一分析發現“, 文革”小說主人公要麽是知識分子,要麽是官員,也有一些造反派或者農民。結果,我一查,十幾個自殺的主人公全都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做官的。你看,這個是很有趣的現象,對不對? 這個現象可以討論出很多東西。因為革命幹部嘛,他們的信仰比較高嘛,再苦再苦他們也不自殺嘛,對不對? 他眼光要看得遠。王蒙小說的主人公就不會自殺的,只有傅雷這種人才會自殺。知識分子呢,眼光短淺嘛,骨頭硬嘛,嘣,倒下了。但是我提出這個看法,它的前提是,這些文本不是我選的。因為假如是我選的話,研究價值就打折扣,因為我很容易找一些對我有利的證據。

再說一個例子,我分析那些小說里面的男女相救。“文革”小說通常講落難了以後,男的由女的救,女的由男的救。我發現男的落難了,女的來救他的,這些女的,要麽文化水平比他低一點點,要麽文化水平比他低很多。幹部呢,就找文化水平比他低一點,還能溝通的。王蒙寫的幹部就找鄉村女醫生。張賢亮就找“美國飯店”,風塵女子。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找了一個文化層次比他高的女性來救他的。但是反過來,所有女主人公落難了,救她的那個男的,不管在任何人的小說里,他的文化水平一定高於這個女的。《芙蓉鎮》里邊的姜文《,人,啊人》里邊那個男的。(笑聲) 想不出名字了,對不起。總而言之,無一例外,沒有一個女的落難後,是找一個比她文化層次低的。偶然有一個例外,就是那個遇羅錦的《冬天》,不過到了《春天》里她就把他離婚掉了。(笑聲) 而進一步的發展是,所有女的被救的時候,男的都是跟她講思想,交流看法;而男的被救的時候,女的就是給他吃饃饃, (笑聲) 或者米豆腐,不是馬上上床的,通常都是吃東西先。(笑聲) 再有有意思的是所有以女主人公為主的敘事,男的來救的時候,到了小說結尾那個男的還在,就是說他們在一起了,患難之間的真情後來譜出了很經典的愛情,像現在選出來的十大經典愛情那種。而凡是男主人公為主的敘事作品,女的來救了,等到最後男的平反了,好了以後,那些女的最後全部自動disappear 。(笑聲) 通常是,像馬纓花最後就找不到了。王蒙的《蝴蝶》走回到鄉下找到他那個女醫生說———他已經是副部長了嘛——跟我到北京去。那女的說,我為什麽要跟你到北京去啊,你為什麽不能跟我繼續在鄉下,那個女的就不走了。你想想看, 男的得救了以後女的都disappear了,從這個現象,可以有很多的論證,女性主義的角度啊,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啊,大眾的夢啊等等。但是關鍵點是這個材料不是我選的,假如我是從我的觀點出發來找一些論證的話,我自己覺得我的研究也講得過去,但是不是很strong。而問題是我當時的材料根據是歷年的得獎、受爭議、銷量最大,也就是說它是根據另外一個標準出來的,所以我相信你越好地確定你的研究范圍,多加了限制,我們得出的一些結論可能就越有意義越有啟發。我自己還有一個叫我自己感到更驚訝的結論是我在寫那個書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因為這個小說里面通常都有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造反派,有各種各樣的人物,右派等等。我以為主人公是知識分子、幹部、工人、農民,他一定是受害者,那一定就有人害他,這個時候造反派、紅衛兵多數都是不好的。可是我後來把所有這些小說閱讀下來,發現只要小說主人公有名有姓是紅衛兵或造反派的,那紅衛兵造反派就是好的。換句話說,所有八十年代中國以小說形式來記憶“文革”的這麽一種東西,敘事者從來都沒有懷疑自己的主場優勢。這個看法我還是建立在這個材料的基礎上。每一個都值得做,我是做得不夠啦。

很多人說我很悶,比如劉紹銘看完了,跟我說,許子東啊,這樣的書一輩子寫一本就夠了。(笑聲) 也有人說我的標題很悶。我自己也很想再寫下去,比如王小波啊,很多人都有更新的論述出來,而且我發現很多東西,我只是提到,沒有好好地挖下去。我講的方法就是這種方法,就是既沒有能力把一塊地徹底翻過來,也沒有能力在了然全局的情況下點劃幾塊,那我的方法就是請人幫我,比方說拜托啦,把里面紫色的花,全部拿出來,我就來作一番這樣的分析。這就是我的方法,大概不是很好的小說史研究的方法。

但是還了我的一個宿願。我的一個什麽宿願呢? 我可以跟大家交待一下,就是我為什麽老盯著“文革”小說不放呢? 我的老師錢谷融教授,在我剛讀書的時候就跟我講過一句話,就是寫東西可以不寫就不寫,什麽樣的情況一定寫呢,生活中有些事情、有些感覺你怎麽也忘不了,那你就把它寫出來。我有什麽事情,生活中怎麽也忘不了的呢? 在一九六六年有一天,我的家里第三次被抄家,那是半夜,北京來的紅衛兵。全家抄遍了,找不到我父親。我父親呢?我的成績跟王德威沒法比,可是我的父親卻和王德威的父親一樣是國大代表,我們有點相似,只是他那個國大代表早早地離開了,我父親一九四九年後留在了上海。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會比國民黨更腐敗了。(笑聲) 當然,他現在要兩次失望了,假如他現在知道的話。(大笑聲) 翻了半個小時後,才知道我父親穿著睡衣,從水路管爬到樓下的一個花園里,躲在那里。那時候我父親七十歲。後來被抓出來了,然後在那里批鬥。我還記得那個北京紅衛兵,十幾歲,就問我很多問題,多大啊。最後她很燦爛的笑臉———她長得很漂亮———跟我說:許子東,你是有希望的,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還沒有受汙染。當時聽完這個話以後,我心里很高興,我一點都不恨北京紅衛兵,我到現在還記得,我那個時候一點都不恨他們。只是,後來我看到我父親穿著白的棉毛褲站在那里,我心里很難過,我不知道我為什麽難過。這件事情就給我極深極深的印象,到現在我半輩子多都過去了,我到現在還沒有忘掉它。而我看過了那麽多的小說,還沒有寫到過這麽一個感覺,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宿願沒有完成。我自己想寫,但是他們說我缺乏形象思維。(笑聲) 後來我就想我寫不好,我就看看人家寫得怎麽樣。所以,這就是我要交待的我的“偽小說史”研究的動機。謝謝大家。(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