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獨立後初期的馬華社會(1957-1968)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宣告獨立。大部分的馬來亞華人，像其他民族人士一樣，都期待這一天的到來。他們都希望獨立後的生活能過得更好，華人的經濟，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剛獨立後，作為照顧三大民族利益的聯盟政府，發奮圖強，在經濟制度方面作出改革，並采取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在開明的馬來領袖東姑鴨都拉曼的領導下，華人的經濟利益受到照顧。在聯盟政府內閣中，重要的經濟閣位如財政部長和工商部長都由華人擔任。在這個時期，華人的工商業發展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但這個時期內，馬華社會卻受到語文教育問題的激烈沖擊。獨立前為了表示馬來亞各民族都團結一致支持獨立，華社對爭取華文為官方語文問題暫時讓步，讓聯盟政府更有效地爭取馬來亞獨立[34]。但獨立後不久，聯盟政府在最終要建立一個國家語文──馬來文──的政策下，誘迫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全面接受政府的津貼。大部分的華文中學(70間中的54間)接受改制，只有16間拒絕津貼而宣布為獨立中學[35]。接著，聯盟政府於1960年8月4日公布“達立報告書”取消原有政府主辦的華文初中會考及升學考試，而中學所有的公共考試，只能以國語(馬來文)或英語為媒介。同時又宣布獨立中學雖不接受政府津貼，但須受政府教育條例的限制[36]。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政策引起華社的極端不滿。因此，這語文教育問題成為尖銳的政治問題。這問題導致廣大受華文教育者與馬華公會的衝突，它也間接導致馬華公會內部分裂及派系鬥爭。 

這時期也見證了馬華社會政治醒覺的提高，政治行動的分化。這時期的爭取公民權運動大大提高華人的政治醒覺。華人開始了解做為民主國家的主人翁，有權力也有義務地參加政治活動，這樣才可以維護公民應享的權利。由於馬來西亞於1963年成立，新加坡再度成為馬來西亞組成的一部分。新加坡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有意要擴張它的勢力到馬來西亞各地。所以開始提倡“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口號，強調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種族。這個新慨念影響不少非馬來人對國家的態度，也刺激華人的政治醒覺。人民行動黨在馬來半島設立支部(後改名為民主行動黨)以爭取半島華人的選票。與此同時，由於馬華公會內部分裂，由林蒼佑等退黨人士另組民政黨。該黨雖標榜不分種族，但民政黨的語文教育政策頗受一些華教人士的支持。這兩個新政黨的成立削弱了馬華公會的力量。華社也因為馬華公會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領袖對華文教育爭取不力而感到失望，許多轉而支持這兩個新政黨。

6．1969年至1990年的馬華社會變革

這時期的馬華社會最顯著的特點是政治的邊緣化，新經濟政策的挑戰以及文化教育所承受的沈重壓力。政治邊沿化是兩股勢力沖擊的結果。513事件後，以東姑鴨都拉曼為首的馬來溫和派失勢，而以敦鴨都拉剎為代表的馬來激進派擡頭。他們利用緊急時期所賦於的行政權力來鞏固馬來人的政權。另一方面，他們采取對華人政治分化政策，組織多黨的聯合陣線。1972年在首相鴨都拉剎的推動下，組成一個擁有11個政黨的國民陣線以代替巫統，馬華和印大組成的聯盟政府。這11個政黨中包括由馬華分化出來的民政黨[37]。很顯然的這陣線的組成鞏固和加強巫統的地位，而削弱馬華公會的力量。這可以從內閣席位的分配看出端倪。在1973年以前，掌管經濟和財政的兩個內閣席位如財政部長和工商部長都由馬華代表擔任。但1973年後，這兩個重要閣位則由巫統控制，而馬華代表只能分任較次要閣位如交通和郵電部長等。政治邊緣化的第二個原因是華人政治力量的分化。由於許多華人對馬華公會在政治上表現的軟弱而感到不滿，他們轉向支持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但這兩黨都是標榜代表多元種族的利益，當然不能僅為了爭取華人的利益而鬥爭。華人政治力量的分化促使華人政治的邊緣化。

這時期馬來西亞華社最大的沖擊就是政府在1971年頒布的新經濟政策。

[32]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84-112,140-163; 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7), pp.31-91。

[33]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p.59。

[34]林連玉著：《風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1988)， 頁108-111。

[35]鄭良樹：〈獨立後華文教育〉，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頁267-268。

[36]同上書，頁264。

[37]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 Society in Malaysia (Sydney, NSW., 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Ltd.,1966), pp.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