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5.2)“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歷史翻到公元1368年。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軍進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改朝換代。出身於農民領袖的朱元璋剛剛坐上皇位,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全國百廢待興:行政機構要重建,戶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賦稅要趕緊整頓……無數緊急的事等著辦,他卻沒有忘記首先將修志提上日程。

明代曾經五次修總志,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詔令儒士:“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顛末為書。”(見《明史·藝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書》。但此書已失傳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詳記郡縣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環宇通衢書》,專記全國的交通驛程。這三次修志,重點在地理和交通,看來是為了應付整理全國行政區劃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統之急需。

認認真真地打算編一部高水平的總志,是從明成祖朱棣開始的。明成祖計劃修一部《天下郡縣志》,不但組成了以戶部尚書夏元吉為首的規格相當高的工作班子,而且由禮部派遣官員,分路到全國諸郡縣,去采訪故實事跡和收集舊志。但是,由於明成祖去世,這個宏偉的計劃沒能完成。直到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這個基礎上編成了《寰宇通志》119卷,並頒行於天下。一年之後,發生了史書所謂的“英宗覆辟”。因戰敗被蒙古瓦剌部俘去後來又放回的明英宗,趁他的弟弟代宗病危,發動政變,重新奪取了皇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盤否定。英宗聲稱這部總志繁簡失宜,去取不當,另行派人重修,並同樣自稱是繼承明成祖的遺志。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又修成志書90卷。英宗親自為它寫序,並賜名《大明一統志》。它從內容、體裁到名稱都明顯地仿效《大元大一統志》。在明代這五部總志中,《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是影響比較大的兩部。

明朝政府一面積極編纂總志,一面三令五申督促全國修志。中央督促省,省就督促府州縣,因此,有明一代,各地修志蔚然成風。據統計,在明朝280多年中,廣東的府州縣接到皇帝詔旨或總督巡撫通令,要求纂修或報送志書的,可考的就有13次,平均約22年一次。各地修志要由地方長官主持,志書修成了由地方長官寫序,既可以算做一種政績,得到上司的嘉許,又可以揚名於後世,自然競相從事,惟恐落後。當時,一個地方有沒有志書,是有關本地聲譽的事。如劉瑞《(正德)夔州府志序》說:從前路過夔州(四川奉節)的人,問起有沒有志書,一說沒有,都對夔州很藐視,把夔州看作“陋邦”。現在志書修成了,夔州從此有光彩了。可見修志已經成為一個地區文化發達的標志。

到了明朝中葉,已經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縣志序》)。據統計,整個明代修志在3000種左右,現存的也約有1000多種。明代的13個布政使司(相當於省,民間仍按元代的習慣稱為省)都修了志書,而且絕大部分修過三次以上。四川、寧夏等都是從明代才開始有了省志。府州縣志那就更多了,不但連僻遠小縣也大多有志,而且如浙江的蕭山、杭州、江蘇的六合、常熟,廣東的潮陽等府縣志書,都修過六七次。修過四五次的更是不計其數。

地方志這種文化形式,不僅在中國大地上牢牢紮下了根,甚至被傳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余杭的文人陳元赟〔yun氳〕東渡日本,在那裏定居下來。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在日本傳播中國的老莊哲學、公安派詩文、趙子昂派書法、制陶瓷的新技術和少林寺武術,並且是日本柔道的創始人。 日本元和三年(公元1623年),陳元赟為長門藩主毛利輝元用漢文編寫了一卷《長門國志》(今日本山口縣),這一志書的稿本現在還保存在山口縣,在中日關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有的學者認為,以後日本陸續出現一些漢文志書,或許是受了它的影響呢。

明代志書不但數量增多,品種也在增加。新品種中比較重要的是邊關志、都司志和衛所志。

明代的邊境一直很緊張,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韃靼部的威脅,東南沿海不斷受倭寇侵擾;到了後期,東北女真族建立的後金政權(清的前身),更是對中原虎視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極其重視邊防。它在各省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作為地方最高軍事機構,歸京師的五軍都督府統一指揮。在軍事要地設衛,衛下設所,由都司統轄。又在邊防重地設鎮,在邊鎮和重要的關隘派駐重兵,構成一整套防禦體系。有些地區,就由都司、衛、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設省府州縣。當時,即使是一般的志書,尤其是邊境地區的志書,也都非常重視記載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對山西各衛、所的駐軍總數、兵力分布、武器配備等都有詳細記錄,軍事方面的內容占了全志3/10。都司、衛所、邊鎮、關隘修的志書,當然更加側重於武事,成為明志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明代都司志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有前後幾部《遼東志》。明朝撤銷了元朝的遼陽行省,在這裏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志》便是由遼東都司主持修纂的。它從明成祖永樂年間開始創修,完成於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這是東北地區現存最早的志書。此後,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幾次續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輔巡撫遼東時,看到舊志錯訛脫落,已經沒法讀了,指示遼東都司再次重修,並改名為《全遼志》。這一系列志書,翔實地反映了明代邊陲重地遼東的風貌。此外,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類存目”中,記有《陜西行都司志》12卷,據說它分為地理、建置、官師、兵防、歲計、人物六門,“簡陋而不荒謬”,究竟原書是什麽樣子,已經無從知道了。

現存最早的衛所志是《(正德)金山衛志》(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為上下兩志,各三卷,而以上志主要記武備、兵防。此外知道名稱的還有《(正德)天津三衛志》,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志,但後來因失火燒毀了書板而失傳。此後又有《(萬歷)天津三衛志》、以及嘉靖、萬歷年間修的《西寧衛志》(青海西寧)等,可惜也都沒能保存下來。

邊關志中比較著名的,有孫繼魯的《(嘉靖)三關志》,記山西境內的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王士翹的《(嘉靖)西關志》,記當時拱衛京西的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劉效祖的《(萬歷)四鎮三關志》,詳記薊州、遼東、昌平、真保四個軍事重鎮和居庸關、紫荊關、山海關的建置、形勝、兵力、糧餉、職官、人物、防禦工事等;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山海關,在明代曾五次修志(圖6)。據《明史·鄭曉傳》記載,嘉靖初年,新進士鄭曉做了兵部職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讀舊存文檔,“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兵部尚書就囑咐他編撰了一部《九邊圖志》,一時大家爭相傳抄。可見當時朝野人士對邊事的關心和對這一類圖書的迫切需求。

專志在明朝也興盛起來,有山水志、書院志、陵墓志、名勝志等等。總之,到了明朝,地方志的類型已經基本齊全,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
 


圖6 《(嘉靖)山海關志》卷首的山海關至黃花鎮駐兵圖(部分)


為了使郡縣志書盡量規範化,重要的內容不致於遺漏,明朝政府制訂了一個《纂修志書凡例》,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最初頒布時是17條,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修訂成為21條。它列出了志書應該包括的21項內容,如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鎮市、物產、貢賦、風俗、戶口、學校、軍衛、寺觀、古跡、人物、詩文等。對每一項內容必須記載什麽,如何記載,都作了明確規定。例如“城池”,規定要記載什麽時候興建,什麽人增築,有碑文的要記下碑文,城樓、垛堞、吊橋都要有記錄。“稅糧”、“貢賦”、“戶口”等,要求記載自前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和永樂十年的情況,必須“詳其數目”。這是我國由政府正式頒布的第一個修志條例,明代的許多志書都是參照它來設置類目的。它對於提高地方志的整體水平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同時,明代有許多方志編纂人員在繼續探索改進地方志的體例。有人根據孟子說的:“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下》),在方志中只設土地、人民、政事三類,稱為“三寶體”。例如《(嘉靖)醴泉縣志》(陜西醴泉)和《(萬歷)湖州府志》(浙江吳興)便是如此。有人認為當時一些地方志過於冗長繁瑣,就反其道而行之,創設“簡體方志”,如康海的《(正德)武功縣志》(陜西武功),只有3卷7篇2萬多字;韓邦靖的《(正德)朝邑縣志》(陜西大荔)更簡單,只有5700字。它們的結構、記事、文采都很出色,不過畢竟太簡單了,作為資料書就不能令人滿意。此外,明代方志還有仿紀傳體史書的,有采用編年體的,有仿政書體的,各有千秋。雖然有些嘗試並不成功,但他們力求汲取其他著作的長處來豐富地方志的表現手法,對後人是有啟發的。

方志學家們對明代志書的評價不太高,總的認為質量比較粗糙,反而不如宋元時期的佳作多。連它最重要的一部總志《大明一統志》也有不少錯誤、疏漏、自相矛盾之處,甚至有些地方句讀不通,受到後人尖銳的批評。一般認為,明代學術界的風氣比較粗疏,喜歡空發議論,不大願意做切實的學問。這種學風,顯然也波及了地方志。但是,全面來看,明代畢竟是地方志闊步前進的時期。明人修志,多數註意廣搜博采,為我們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他們留下的近千種地方志,以及他們在地方志編纂中的探索和創造,為古代方志走向全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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